神韵独胜郑道昭

神韵独胜郑道昭

郑道昭 (公元455～516年) 楷书雄强刚健，用笔精熟，方圆交互，神韵独胜，为北碑不二之代表，因而为世代所称道。

郑道昭字僖伯，北魏时荥阳开封(今属河南)人，约生于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 (公元455年)。其父名羲，字幼麟，孝文帝时曾为中书侍郎、中书令，后为秘书监，死后加谥号为文灵。郑道昭为郑羲季子，其兄名郑懿。兄弟二人都很有才干。“懿闲雅有治才，为高祖所器遇，拜长兼给事黄门侍郎、司徒左长史”。道昭少而好学，综览群言。初为中书学生，迁秘书郎，拜主文中散，徙员外散骑侍郎、秘书丞兼中书侍郎。魏孝文帝是一位非常敬重汉族知识分子的皇帝，对郑道昭兄弟二人很器重，在沔汉远征时，兄弟二人不离左右。一次作战胜利后，孝文帝设宴飧侍臣，“道昭与兄懿俱侍坐焉”。孝文帝当时很高兴，酒酣耳热，在一片乐声中不禁起座高歌： “白日光天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一抒统一大江南北之雄心壮志。见此情景，在座诸臣无不附和赞美。彭城王勰接唱道： “愿从圣明兮登衡 (山) 会 (稽山)，万国驰诚混江外。”郑懿立即起舞高唱，认为一统大业定会实现，“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邢峦将孝文帝比作尧舜，必能以其仁德一统天下，“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郑道昭则认为天下统一指日可待，已为时不远，“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孝文帝兴致更高，又高歌道： “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年青谋士宋弁将孝文帝比作周文王，“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孝文帝看到手下文武如此豪情，如此同心，十分感动，特意走到郑道昭身边说： “自从北迁以来，虽然政务军务繁多，有时感到十分劳累，但能经常与中原才俊在一起咏唱，使我感到十分惬意!前几次你因父亲病故，没有参加，使我感到美中不足。今天有你在座，我非常高兴!”道昭对孝文帝的垂爱受宠若惊，眼内含着泪花，表示一定要竭忠尽力，效命国家。

郑道昭出身官宦之家，自幼受到了很好的儒家文化熏陶，因而积极用世，建功立业。在他任国子监祭酒时，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曾上表说明教育的重要： “臣窃以为，崇治之道，必也须才;养才之要，莫先于学。”他盛赞汉代在洛阳大兴太学之举，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栋梁之才。同时指出，由于战乱，原来的太学已成丘墟，汉魏石经，大多残毁，现已杂草丛生，藜藿芜秽，游儿牧竖，为之叹息。“今国子学堂房粗置，弦诵阙尔”，希望国家能尽快把教育事业振兴起来。此时因孝文帝已逝，郑道昭的建议未能引起当政者的重视。

郑道昭深知教育对兴国的重要作用，不久，他又写了一道更长的表章，系统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在表章中，他历述了唐尧虞舜殷周重视文教的事例，称赞汉高祖及光武帝在行阵之余不忘校书纳士，又称颂孝文帝“虽群凶未殄，戎马在郊，然犹招集英儒，广开学校”，即使在南征闽吴之际，也“停銮伫跸，留心坟典……妙选英儒，以崇文教”。在表中，他指出了吏风不正与教育作用发挥不够有关。同时他还就如何开馆定制、招生、讲习等提出了具体意见。对此，皇帝虽然也下诏予以肯定，认为他的意见很好，“良不可言”，但又推诿说，新的教育办法不久就可颁布，你耐心等待吧。一项涉及国家及民族命运的建议就这样又搁浅了。

郑道昭曾被封为平东将军，出任光州 (今山东掖县)刺史，转青州刺史后又回京为秘书监，加平南将军。熙平元年(公元516年)逝于洛阳，谥号文恭。他为政清廉，《北史》记载，他在光州、青州时，“政务宽厚，不任威刑，为吏民所爱”。郑道昭有五子，其第三子名述祖，为政也很清廉宽厚，曾为兖州刺史，政声显著。在兖州时，巡省使穆子容曾去视察，扼腕赞叹不止，“古人有言，闻伯夷之风，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于郑兖州见之矣!”后来述祖也到光州任刺史，仍重文教，以德化民，“自是境内无盗，百姓歌曰： ‘大郑公，小郑公，相去五十载，风教犹尚同’”。

南北朝时期，由于佛学和玄学的影响，无论官僚贵族或士林，佞道崇佛，寄情山水一时成为风气。北朝的崇佛后来引发出碑碣造像和大量的石刻题字，形成了蔚为壮观的 “魏体”楷书。方笔入主楷书，郑道昭为开先河者。一方面是风格的变化，另一方面是适应了石刻刀工操作的需要。但始料不及的是它使楷书产生了一次质的变化，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走向一次新的繁盛。郑道昭中年之后，尤其远离洛阳在光州时，思想上既有儒家的积极用世为主导，但也由于理想不能实现的困惑而向往老庄哲学，崇尚自然。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前后，在春秋两季，他与幕僚在光州境内的云峰、太基、天柱、百峰诸山竟日游览。碧水青山伴其唱，苍松翠竹共与眠。有感于洛阳龙门的摩崖造像题记，他也在绝壁和悬崖上给我们留下许多自己的佳作，充分展示了他的艺术天才。据不完全统计，从清代碑学家包世臣入山访碑至今，郑道昭石刻已发现数十种，件件都是精品之作，令人玩味不已。

《论经书诗》 为郑道昭自作诗，北魏永平四年刻于云峰山(今山东莱州即掖县境内)摩崖之上。字大7寸左右，用笔圆中有方，遒劲刚雄，浑朴奔放。《登太基山诗》刻于太基山，前有题记曰： “于莱城东十里，与诸门徒登青阳岭太基山”。该诗为五言古诗，抒写登此山使人有如入仙境之悟的感受。通篇200余字，字径3寸许，书写多用圆笔，运笔流畅自然，结体疏朗宽博。睹此可知当时书者心境驰放自若，陶然如醉，宛如已飘然至瑶台了!

《东堪石室铭》刊于今山东平度天柱山，其内容完全是郑道昭晚年心境的写照。铭文颂天柱之雄峻： “孤峰秀峙，高冠霄星”;述石室之幽秘： “渊锦言想，照烛空溟”; 写自己的向往：“九仙仪采，余用栖形”;最后道出入室之旨： “云门烟石，登之长生。”石刻80余字，正书，字径3寸。清人欧阳辅《集古求真》对其评价很高：“雄浑深厚，真有腾天潜渊，横扫一世之妙，北方圣手也。”《登百峰山诗》刊刻于今山东益都百峰山，由于此刻石质较为柔润，易于书丹刻琢，因而锋颖圆峻如新，气势雄浑，罗振玉在《石交录》中激赏为“传世北魏楷书第一”。他如《观海童诗》、《石阙题字》、《荥阳郑道昭上游天柱下息云峰》、《此天柱之山》、《岁在壬辰建》等，用笔都十分精到，书势雄健，姿态多彩，意趣天成。

在诸多碑刻中，最能代表郑道昭艺术成就的是《郑文公碑》。《郑文公碑》即《魏故兖州刺史郑羲之碑》，是郑道昭为其父所写的功德碑。该碑有上下两座，上碑在天柱山，下碑在云峰山。故该碑又称为《云峰山上下碑》。上碑由于字体较小且剥损严重，字迹多不可辨读。下碑字大，约二寸余，且保存完好，故拓本广为流传，人多称为《郑羲下碑》。

《郑文公碑》刻于永平四年，时郑道昭已56岁，书法艺术完全成熟，书丹经验十分丰富。其碑额字体较大，方笔多寓隶意，显示出无穷的雄强豪迈气势，正文字体小而秀美，笔画虽参以草法，但以圆笔为主，通篇流溢着圆润的艺术情趣。对此，康有为极为称赞，认为“神韵莫如郑道昭”，“《云峰》为圆笔之极轨”。清代金石学家叶昌炽尤其推重此碑，认为“其笔力之健……不独北朝书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余谓郑道昭，书中之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