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经济改革家桑弘羊
桑弘羊 (公元前152年~公元前80年),西汉景帝五年出生于洛阳商人家庭。13岁时,进入京城长安,在宫中做了一名侍中,侍从汉武帝,掌车马服物。元鼎二年 (公元前115年) 出任大农丞,掌会计事务。元封元年 (公元前110年) 升任搜粟都尉,管理全国粮政,并代行最高财政长官大农令 (太初元年改称大司农)的职务,开始全面推行财政经济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天汉元年 (公元前100年) 正式担任大司农。天汉三年因事贬为搜粟都尉,但大司农之位虚悬,他仍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后元二年 (公元前88年) 升任御史大夫。次年武帝病危时,受命托孤,辅佐幼主刘弗陵 (即汉昭帝) 即位。昭帝时继续担任御史大夫达7年之久。始元六年 (公元前81年),在著名的盐铁会议上,桑弘羊舌战群儒,捍卫汉武帝以来的财政经济政策。次年 (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卷入燕王刘旦与左将军上官桀等人的谋反事件中,被大将军霍光处死,终年73岁。
桑弘羊任职汉廷60年,正当西汉盛世,顺应削平割据、抗击匈奴、抑制豪强、中央集权、富国强兵的时代潮流,继承管仲、商鞅等的财经思想和治国理论,全面改革了汉初以来的财政经济政策,成为汉武帝新经济政策的设计制定者和有力推行者,对于“变更制度”,发展经济,巩固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首先是倡议推行盐铁专卖政策。为了解决因大规模的抗击匈奴战争而出现的经济危机,桑弘羊提出了实行盐铁专卖,打击富商大贾,“笼盐铁”,“官山海”,把这两个获利最厚的行业收归官营,以增加财政收入,富国足兵。盐的专卖采取民制官收之法,铁矿的开采、冶炼和铁器铸造则是由官吏督率刑徒及部分民夫、工匠进行,官府负责运销,均平其价,专设盐官、铁官管理,直属中央财政,从而剥夺了诸侯王和豪强大贾的特权和利益,为国家开辟了充裕的财源,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堪称西汉政府的基本国策和新经济政策的核心,中央集权的强有力的经济支柱。
其次是确立五铢钱法,保持币值稳定。汉初在 “弛山泽之禁”、开放盐铁私营的同时,下放了铸钱权,导致钱如榆荚,既多且轻,物价高涨。文帝时,“吴 (吴王刘濞)邓 (邓通) 钱布天下”,豪强纷纷私铸,币制紊乱。景帝下诏禁私铸,成效不著。武帝初年,“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御史大夫张汤建议更钱造币,但因币制屡变,市场混乱,最后张汤被迫自杀。桑弘羊吸取教训,认为关键在于币制统一,币值稳定,“文如其重” (币面值与实际重量一致); 而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集中铸钱权。于是自元狩四年 (公元前113年)始,实行币制改革,禁止郡国及私人铸钱,新造五铢钱,统一货币。由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属钟官、辨铜令、技巧令三官负责,故新钱又称三官钱、上林钱,币面五铢,与实际重量一致,轻重适宜,质量较好,便于流通,从而使币制井然,币值稳定。既满足了流通的需要,又安定了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同时也从经济上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统一。
其三,创设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就是利用各地的贡赋收入为基础,进行某些大宗商品的地区间远程贩运贸易,以调济物资余缺的一种商业流通经营方式。在中央设均输令、丞,直属大司农,各地设均输官,各郡国应缴贡物按当地市价折合一定数量的当地土特产品,缴给均输官,均输官则将其运往其他需要这些物资的地区去销售,从而把贡物商品化,既免除了郡国的负担,也因价差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更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相应地,“通委财而调缓急”,活跃了市场,调济了余缺。于国于民,均为有利。
平准法是由官府吞吐物资,平抑物价,稳定市场。大司农置平准令、丞,掌管各种物资储备,贵即卖之,贱则买之,调节商品价格,打击商人的投机和垄断行为,从而稳定市场物价,方便人民生活,自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源。平准与均输相互为用,形成了官营商业的统一体系。
其四,推行酒类专卖。武帝后期,国力消耗,财政不充,桑弘羊采纳少府建议,于天汉三年 (公元前98年) 实行“榷酤”,即酒类专卖。由政府控制酒的生产与流通,具体事务由各郡国的榷酤官负责,利润则上缴国家财政,成为国家的一项新的财政收入来源。
其五,经营公田及实行边疆屯田。当时,通过限制商人占田和没收商人土地,使大农所掌管的公田数量大大增加了。桑弘羊对公田采取租佃方式“假” (租借)给贫民耕种,发展生产,增加财源;调整了生产关系,抑制了豪强大贾的土地兼并,加强了中央集权。
与此同时,随着对匈奴战争的全面胜利,在西北边境地区大量的公田通过大规模的屯田方式得以开辟出来。屯田分军屯和民屯两种类型,从朔方等边郡到河西走廊,范围很广;各种配套制度逐步健全,水利事业和畜牧业也相应发展起来,使这里由荒凉的旷野变成了相当繁荣的农业开发区。屯田和边疆开发不仅具有发展经济和增加收入的纯经济意义,而且充实了边防,具有军事战略意义,是联结西域、北制匈奴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屯田的组织管理者,桑弘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六,通中西商路、断匈奴右臂的对外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武帝初年,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中西交流的通道。随后,桑弘羊建议在河西设郡,保持西域通道的畅通; 同时他结合屯田,通中西商路,加强边疆民族贸易,“以末易其本,以虚易其实”;同时建议武帝驻兵西域,积极支持和保证西域用兵的供给,进而建立了一条巩固的防御线和交通线,确保了商路的安宁,也实现了 “断匈奴右臂”、“分匈奴西方之援国” 的战略目的。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桑弘羊还与丞相等联名提出了屯田轮台 (塔里木盆地中心) 的建议,虽因种种原因被搁置下来,但却在他死后得以实施,对汉代经营西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桑弘羊所推行的旨在富国强兵、加强集权的经济改革政策,得到了雄才大略、英武有为的汉武帝的大力支持,直接促成了西汉王朝的全盛时代,并对整个封建社会产生了久远而深刻的影响。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就称其“国用饶给而民不益赋”。北魏农学家贾思勰更称均输法为 “益国利民,不朽之术”。至于后世的改革家刘晏、王安石等人更是推崇备至,效法其改革之义。明代思想家李贽把桑弘羊列为 “富国名臣”,认为其经济政策是“国家大业,制四海,安边足用之本”。孙中山先生在 《建国方略》 中更是予以极高评价,认为“古今惟桑弘羊知金钱之为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各国所行之新经济政策,皆桑弘羊之遗意”。总之,桑弘羊堪称我国封建时代参与和主持国家财政改革时间最长的著名理财家,创新颇多、成就巨大、影响久远的一位地主阶级改革家。
自然,桑弘羊的国家经济干涉政策触动了守旧的既得利益者尤其是豪强大贾的利益,与儒家学派的经济思想也明显对立,因此不断遭到他们的阻挠和反对,特别是汉武帝去世后,在盐铁会议上展开了激烈的争锋。这也是导致他最终被杀的内在动因,从而使这位理财家以历史的悲剧结束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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