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世界第三极——登顶珠峰

征服世界第三极——登顶珠峰

1960年5月25日，王富洲、贡布（藏族）和屈银华共同登顶珠穆朗玛峰，这是中国人首次站上世界之巅。

王富洲，74岁，河南西华人，著名登山家，曾任中国登山队党委书记。

74岁的王富洲步履沉重，双脚拖地，几乎只能一步一挪，上下楼更费劲。

他习惯把房间的光线调得很暗。因为视力的问题，他几乎要把脸贴着电视屏幕才能看清画面，对光线的明暗变化尤其敏感。

走在人群中，很少有人能想象这个行动迟缓的老者，就是最早站到珠穆朗玛峰顶的中国人。

“逼上珠峰”

王富洲回忆，攀登珠峰的主意，是苏共中央提出来的。那时苏联在登山运动方面发展得比较好，可他们没有8000米以上的高峰，鉴于中苏之间特殊的友邻关系，苏联提议，两国共同组队攀登珠峰。

对于那时的中国而言，攀登珠峰不仅仅是学习苏联发展登山运动那么简单，在这背后有着更加深远的政治意义。

珠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两国边境，对于珠峰的归属，当时中尼双方存在争议。划界谈判时，中方提议将边境线划在珠峰顶峰，但尼方认为珠峰完全在尼泊尔境内，与中国无关。

王富洲介绍说，珠穆朗玛在藏语中意为“大地之母”，在尼泊尔，人们把她叫做“萨加马塔峰”，西方人则称之为“埃非勒士峰”。中方曾建议给这座山起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做“友谊峰”，但尼方拒绝接受：“你们中国人都没上去过，怎么能说是你们的？”

1953年5月29日，39岁的尼泊尔向导丹增·诺盖和新西兰登山家艾德蒙·希拉里从南坡登顶珠峰，成为历史上第一支成功登顶的队伍。正是丹增·诺盖的这一创举，成了尼方在谈判中的重要砝码。

在这样的情境下，中国人可谓“逼上珠峰”。

按照中苏双方约定，两国于1958年选拔队员训练队伍，1959年正式攀登。刚刚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王富洲通过层层考核顺利入选。

他的队友来自各行各业，贡布是西藏班禅警卫营的一名战士，来自四川的屈银华是一名伐木工人，身兼教练和队员之职的刘连满则是哈尔滨电机厂的一名消防员。

颇有意思的是，直到来北京读大学，出生在中原大地的王富洲基本上没见过山。入选登山队之前，他甚至不知道登山是怎样一项运动。

意外变化

在香山接受了一段时间集训后，王富洲和队友前往苏联进行高山训练。准备工作按部就班展开，可就在此时，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从50年代末期开始，中苏关系已逐步走向破裂。1960年7月，苏联政府一纸命令，当时在中国的所有苏联专家一夜之间全部撤退回国。

苏联的退出给攀登计划造成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王富洲回忆说，人员方面的困难还好办一些，经过1年多的训练，中方队员已基本具备攀登珠峰的身体和技术条件，很多队员已经登顶过一些7000米以上的高峰，如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列宁峰（7134米）和新疆境内的慕士塔格峰（7546米）。

更大的困难在于物资匮乏。按照原来的约定，所有高山物资、装备和食品均由苏方提供，苏方撤出后，这些东西都只能想办法去西欧购买。

由于欧美对华实施封锁，当时只能先从香港市场换回外汇，再去瑞士、法国、意大利等国购买物资和装备。

“苏联参加我们要上，苏联不参加我们也要上！”王富洲说，虽然当时中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但中央决心很大。为了完成这次任务，西藏方面还紧急修通了从日喀则到珠峰大本营的380千米公路。

三次行军

1960年3月，200多人的队伍集结珠峰大本营，其中包括90多名登山队员。

按照苏联人教的办法，登山队计划步步为营逐渐适应，分4次行军完成登顶。

第一次行军，登山队前进至6400米高度，沿途建立3个高山营地，并将物资和装备运到6400米。另外派遣一个侦察组侦察北坳路线——这是攀登珠峰必须面对的第一道难关。

完成既定任务后，队员撤回大本营休整，适应性行军过程也是考察队员体能和技术的过程。

第二次行军，登山队打通从北坳底部到顶端的“登山公路”，在7007米建立营地。不幸的是，来自兰州大学的青年教师汪玑在此次行动中因高原反应牺牲了。

按照计划，第三次行军的基本任务为侦察突击顶峰的路线并建立突击营地，如果条件成熟则相机而动直接登顶。

然而行动过程中天气突变，虽然3名队员在8500米建立了突击营地，但此次行动损失惨重，北京大学教师郭子庆因高原反应牺牲，全队共有50多人不同程度冻伤，包括队长史占春在内的多名主力队员不得不抱憾退出。

面对这支已经在冰天雪地里苦苦煎熬了2个多月的登山队，时任前线总指挥的韩复东曾经考虑过明年再登，但是，最终他们决定，重新组织队伍，再次投入战斗！

在前几次行动中担任运输任务的王富洲，此时入选第四次行军突击组，组长为登山队副队长许竞，队员还包括刘连满和贡布。后来的登顶队员屈银华，此时仍是运输队员。

为了表达必胜的决心，已经没有退路的登山队员分别写下遗嘱，王富洲至今清楚地记得，那份遗嘱其实不像遗嘱，除了表决心，对家人亲友几乎一句话没有。“那时就一个心思：登顶！”

临危受命

第四次行军是从5月17日开始的。6天后，许竞、王富洲、刘连满和贡布4名突击队员到达8500米突击营地，屈银华随后亦率运输队员赶到。

按照原来的计划，4名突击队员次日一早出发冲顶，屈银华则随突击组行动至“第二台阶”底部，以拍摄从突击营地到“第二台阶”的纪录片。

可是当他们抵达突击营地时，发现原来的两顶帐篷只剩下一顶，先期运到这里的锅碗瓢盆都不见了，没有办法做饭烧水。

更要命的是氧气也不够，按计划，他们从突击营地出发时应该有10筒氧气，每人两筒，但因为运输当中发生问题，结果导致其中两筒是空的，另有几筒氧气也不满。于是大家只好改变计划，拍摄任务交给王富洲，屈银华留守突击营地接应。

5月24日上午9点多，4名突击队员钻出帐篷，向顶峰进发。刚刚走出几十米远，许竞突然两次倒下，王富洲知道，许竞不成了。

自第一次行军以来，身为登山队副队长的许竞几乎每次都是担纲先锋侦察之职，为全队前进开辟道路，这使他的体力早已严重透支。

没有时间犹豫，只能赶紧让屈银华顶替许竞参与冲顶，王富洲则作为事先确定的第一代理人，临危受命担当突击组组长。

成功登顶

中午12点多，4人来到“第二台阶”，这是一个高约30米的天险，平均坡度在80度左右。正是这一天险，阻断了众多登山家前进的脚步，它是从北坡登顶珠峰过程中最大的难题。

他们发现，“第二台阶”下半部分岩石上有一条裂缝，可容一人通过，从裂缝中间爬上去之后是一段高约6米的峭壁，几乎直上直下，而且光溜溜的无处下脚。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攀爬能力最强，他试着爬了几次都未能成功，“摔得够呛，体力消耗也很大”。

王富洲说，最后还是刘连满想出了搭人梯的办法，屈银华借助刘连满的托举，在岩石上砸进两枚冰锥，穿上保险绳，并利用保险绳第一个爬上峭壁顶端。其他3人亦如法炮制，成功突破“第二台阶”。

“第二台阶”的艰险远远超过他们此前的估计，他们原本计划用9个小时登顶，可是光通过“第二台阶”就花了5个多小时。而且，刘连满在此处耗尽体力无法继续前行。屈银华则为了攀爬方便脱掉高山靴，导致脚趾全部被冻掉，连脚后跟的肉都被冻掉了。

在海拔8700米处，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将刘连满安置在一块避风的大石头旁，继续向顶峰进发。此时天色已晚，3人决定摸黑前进，根据天气预报，本轮好天气将于次日结束，他们必须赶在风雪来临之前登顶下撤，而且他们也没有携带扎营装备。

借助微弱的星光和雪光，最后冲刺走得异常艰难，找不到路线，只能用手摸索着往上走，因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食，3人体力都下降得很厉害，有些地方完全是一寸一寸爬上去的，从海拔8700米到登顶，100多米的路程花了10多个小时。

登顶时间为5月25日凌晨4点20分，环顾四周，除了夜空和闪亮的星星，再也无路可走，他们这才确信已经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使命。

不断超越

登顶珠峰4年后，王富洲完成了他的又一壮举：登顶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这是最后一座有人登顶的8000米以上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