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的法律才是好法律-春秋故事-春秋时代历史

公开的法律才是好法律

时君过听委平衡，粉署华灯到晓明。开卷固难窥浩汗，执衡空欲慕公平。

机云笔舌临文健，沈宋章篇发咏清。自笑观光辉下阙……

——（唐）薛昭纬《华州榜寄诸门生》

进入春秋时期以后，随着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动，新兴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迫切要求废除旧贵族的法律特权，摆脱宗法等级制度的束缚，“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于是，楚、晋、宋、郑等国相继制定或公布成文法，打破了旧贵族对法律的垄断，增加了法律的公开性与透明度。

楚国在春秋时曾两次制定法律。第一次是楚文王时作《仆区法》。仆区之法犹近世的窝藏法。第二次是楚庄王时作《茆门法》（茆，同茅）。依照《茆门法》规定，诸侯、大夫、公子入朝时，车不得进入宫门，以保障国君的安全。

晋国自文公以后，曾四次制定法律。第一次是晋文公称霸时期，即文公四年（公元前633年），“作被庐之法”；第二次是赵盾（即赵宣子）为晋国执政时制定的《常法》，包括了行政法、刑法和民事法律的内容；第三次是范宣子制定的刑书，主要内容是修订官吏的爵秩；第四次是范宣子所作并予以公布的“刑书”。这是继郑国公布成文法之后，晋国开始正式公布成文法。

宋国也于公元前564年，由宋平公命司寇乐遄制作“刑器”，即在器物上制作了成文“刑书”。

郑国曾两次制定法律，第一次是郑简公三十年，即公元前536年（周景王九年），郑国执政子产鉴于当时社会关系的变化和旧礼制的破坏，因而“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这是我国古代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第二次是郑献公十三年，即公元前501年（周敬王十九年），郑国执政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竹刑，为郑国邓析所作。他把法律条文写在竹简上，所以史称竹刑。竹刑的出现，在法律发展史上又是一大进步。此前的刑鼎笨重，而竹刑则便于携带和流传。

郑国子产铸刑书，将法律条文公之于众，晋国奴隶主旧贵族保守势力的代表叔向首先站出来反对，他给子产写信说：“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檄幸以成之。”“民知争端，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可见，叔向站在旧贵族的保守立场上反对公布成文法，要求坚持奴隶制的分封制、井田制和宗法等级制，保护奴隶主贵族的司法特权。而子产站在坚持改革的立场上，指出铸刑书是为了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阐明了只有公布成文法，才能维护郑国的统治。

晋国也有子产的赞成者，那就是赵氏。

公元前513年，荀寅在赵鞅的协助下，收缴民间铁器，准备上缴给国家。这时候荀寅声称是奉了正卿魏舒之命，将所搜集的镔铁480斤熔化，熔铸成鼎，将当年范宣子时代所制定的法度立于鼎上。

这时晋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国家法律明文昭于天下，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相当于以法律的形式宣布至少是在晋国“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时代已成为历史，成为过去。这件事尚未完成，已在当时引起社会各界的轰动，造成世人喋喋不休议论的同时，也遭到了春秋士大夫的强烈声讨，这是对周礼的一次巨大挑战、颠覆甚至是践踏。

士鞅是实际操控者，荀寅是执行者，而赵鞅似乎只是背黑锅的傻小子，遭到以孔子为首的一批儒家先贤的唾骂。还是太史蔡墨明察秋毫，感慨道：“范氏、中行氏就快灭亡了吧！荀寅作为下军将，却违背执政之命，擅自制作刑器，还拿它作为国法，这是矫命！范鞅，篡改国法，在国内必然走向穷途末路。赵氏大概要受牵连，因为赵鞅也参与了，可他是被逼的，但愿他广行善事，多施仁义，或许能够幸免！”

执政魏舒在国都听闻三卿做出如此惊天举动，急忙下令命荀寅停工，荀寅置若罔闻，并怂恿着赵鞅勇往直前，赵鞅已是骑虎难下，只能硬着头皮跟着荀寅继续闹革命。

铸鼎完工后，荀寅、赵鞅还朝，魏舒对于手下人如此僭越甚为不满，召集诸卿组织朝会商讨事件的可行性。结果范鞅是主谋；赵鞅、荀寅为参与者；韩氏与赵氏相善；荀跞默不作声。魏舒作为正卿、一个国家执政是那样的尴尬与无助。

铸刑鼎一事在晋国影响极其深远，标志着晋国执政官权威的严重下滑，国家离心力的加剧。当晋侯不再是一国之重心，正卿尚且可取而代之。如今正卿的权威也必须受到士鞅法律的监视与钳制，晋国的向心力受到更为严重的削弱。

其实，如果将这件事情看成政治活动，那么最不幸的还是赵鞅，他为士鞅背黑锅，正在为他的年轻气盛付出代价，受到如此不白之冤至今也没有被平反。后世的附会，以当代思想将“铸刑鼎”之壮举归“功”于赵鞅，表明其进步性——打肿脸充胖子。

铸造刑鼎后，赵鞅（赵简子）继续深化改革。

经济上，赵简子革新亩制，调整赋税。春秋末年，适当扩大亩制有利于农业和地主经济的发展。为此，六卿都突破了“百步为亩”的旧经界。在政治上，赵简子礼贤下士，选贤任能。他重用董安于、尹铎、傅便、邮无恤、史黯、窦犨等人。军事上，赵简子奖励军功，以功释奴。公元前493年，赵简子率军迎战增援范氏、中行氏的郑国军队，誓师时宣布，“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这个命令的颁布，大大鼓舞了晋军的士气，对取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这些改革极大地增强了赵氏的力量，其顶峰就是侯马盟誓。公元前490年（晋定公二十一年），以赵鞅为首的赵、韩、魏、智四卿联合灭了范、中行氏二家。侯马盟誓便是赵鞅在返回绛都后，为了巩固联合阵线，壮大发展自己实力，削弱分化敌营力量，而与自己的宗族成员、同盟诸卿，以及从敌方（范、中行、邯郸赵氏）跑过来的投诚者共同举行的宗教仪式，其历史遗存便是侯马盟誓遗址和侯马盟书。

这个盟书基本上代表了春秋法律发展的最高水平，在这份盟约中，赵简子公开承认了奴隶转变为自由民的过程，并且规定了各种刑罚的适用范围和使用对象。可以说，从这份盟书开始，就奠定了赵国在战国称雄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