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相郑（下）-春秋故事-春秋时代历史

四、子产相郑（下）

对于子产来说，最难处理的问题是如何抑制强宗的势力。

自伯有死后，其所属的良氏家族衰落了。郑国的政治控制在其他“六穆”手中，其内阁成员分别是子皮（罕氏）、子产（国氏）、伯石（丰氏）、印段（印氏）、子太叔（游氏）和驷带（驷氏），六大家族各居一席。

虽然子产极力避免与大族发生纠葛，但事实上是避不开的。

“七穆”家族中的丰氏自从伯石为卿之后，其势力也不可一世。伯石有个弟弟，叫“丰卷”，他准备搞个祭祀。当时的礼法规定，只有国君才可以使用新捕获的猎物来祭祀。这个先秦时代的礼法，对我们这些现代人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但在当时是社会等级和秩序的体现。子产不同意丰卷的做法，认为这在礼仪上有越制之嫌。丰卷大怒，召集丰氏家族的人马准备攻打子产。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郑国的权力不在君王，不在首相，而在强宗豪族。子产属于“七穆”中的国氏家族，其家族势力并不特别强。现在丰卷磨刀霍霍，眼看一场冲突就要爆发。子产突然放出风声，宣布要退出政坛，逃亡到晋国。

子产真的要逃亡吗？

这是他的权谋，他做出逃亡的姿态，只是以退为进的战略。子产是在子皮的支持下上台的，如果他逃跑了，不也是子皮的失败吗？果然在关键时刻，罕氏家族的巨头子皮果断出手。他不仅阻拦子产的逃亡，而且将丰卷驱逐出境。结果逃往晋国的人，不是子产，而是丰卷。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子产虽然在与丰氏家族斗争中取胜，但他仍然小心翼翼地延续安抚大族的做法。对丰卷的田地与房屋，他一概保留，并没有没收充公。三年后子产让丰卷返回郑国，并把田地、房屋及三年的收入全部还给他。

子产安抚强宗，但并不纵容强宗，即便对于有恩于自己的子皮也是如此。

子皮是郑国最有权势的罕氏家族领袖，他有一个宠臣，名叫“尹何”，是个年轻人，但子皮却想让他担任封邑的长官。

子产得知此事后，去见子皮，问他：“尹何太年轻了，不知道能力行不行呢？”

子皮回答说：“他是个谨慎而又老实的人，我很喜欢他，不会背叛我。我想让他去学习一下，这样他就更懂得怎么样来治理封邑了。”

子产听完后，马上说：“不能这样。”

子皮听后有几分诧异，这是他家族的事。按道理说子产是不能插手的，但他想听听子产的意见，便问道：“为什么呢？”

子产回答道：“人的心里只要喜欢一个人，就愿意为他谋求利益。现在您喜欢这个人，却把权力交给他。就好比让一个不会用刀的人去割东西，最后只会弄伤自己。现在您是郑国的栋梁，如果哪天栋梁断了，房子就会塌下来。我就会被压在下面，所以我必须对您说句心里话。只听说过先学习而后管理政事，没听说过先管理政事再从头学起。如果您要让尹何先当官再学习，这样做肯定是有害处的。我举个例子，这好比要打猎，得先学习驾车射箭。而不是在打猎过程中来学习驾车射箭。如果车子都驾不稳，整天担心翻车，怎么可能打得到猎物呢？”

这些话语重心长，子产为什么要跟子皮说这些呢？一个人年纪轻轻，就因为受到宠爱而担任地方长官。不仅难以治理好这个地方，而且可能会出乱子，到时可能危及子皮。如果子皮这个顶梁柱一倒，那么子产就无法压制其他强宗了。

子产的事业有一半要归功于子皮，在子产遇到其他强宗的威胁时，总是子皮出来给他化解危机。而且子皮这个人，虽然权倾朝野，但品格高尚，虚怀若谷。始终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任人唯贤，不遗余力地支持子产。在听完子产的分析后，子皮很钦佩地说：“我以前认为由您来治理国家，我治理自己的家族，这样就可以了。今天我才知道还是不够的，从现在开始，即便是我家族的事情也要听从您的意见。”

这两位政治巨头之间的默契，是郑国的福音。自从伯有死后，郑国大族之间的明争暗斗并没有停止。如果不能有效地压抑强宗势力，国家便一刻也不能安定。

公元前541年，郑国两大强宗游氏与驷氏又起争端。这对子产而言，如何解决这类难题是一大考验。

这是子产执政的第三年。

这桩纠纷的原因是由一个女人引起的，郑国大夫徐吾犯有个妹妹，是个大美女。既然是大美女，不免招蜂引蝶。平常百姓人家想都不用想，要追求美女可得要有地位，要有实力，结果公孙楚捷足先登了。

公孙楚是郑国“七穆”中的游氏家族，出自名门。他跟徐小妹订了婚，就等着成亲了。不想事情节外生枝，以前曾经捣过乱的坏小子公孙黑听说徐小妹是国色天香的大美女，仗着自己驷氏家族的势力，也送了一份聘礼给徐吾犯，要求定亲。徐吾犯一看，完蛋了，两大强族都得罪不起啊。可是妹妹只有一个啊，怎么办呢？他愁眉不展，拿不定主意。最后只能把这件事告诉子产，让这位执政首相来处理。

子产想了想，对徐吾犯说：“这都是因为国家政事混乱惹来的麻烦，不是您的问题。这样吧，这件事就让你小妹自己决定好了。她想嫁给谁，就嫁给谁。”显然子产并不想卷入两大强宗争取美女的事件之中。

徐吾犯一听，也只能这么办了。于是他就把子产的提议跟公孙楚和公孙黑两人说了，这两人都同意了，双方得比拼一下实力才行。

两个人都来到徐家，徐小妹躲在闺房中看他们的表现。

这两位公子哥都把自己的看家本领亮出来，公孙黑长得帅，又精心做了一番打扮。穿着华丽的衣裳，精神抖擞，还带来了贵重的礼物。他要以这两大优势赢得美女心，其一，人帅；其二，有钱。又帅又有钱，美女能不动心吗？

公孙楚一看，自己长相不如公孙黑，也没他有钱，怎么办呢？长相与钱财固然重要，可是对女人来说，更吸引人的还是男性的魅力吧。公孙楚决定展示自己的才艺，他身着军装，首先表演左右开弓的本领，然后又表演自己精湛的驾车技术。

各自作秀一番后，两人都退出徐家。徐吾犯迫不及待地问小妹：“你看怎么样呢？”徐小妹回答说：“子晳（即公孙黑）确实是很帅气，但是子南（即公孙楚）更有男子汉的气概。丈夫要有男人味，妻子要有女人味，我看还是选择子南吧。”

看来对一个男人来说，光有脸蛋和钱还是不够的，还得有些英雄气概才能折服美女。至少那个时代的徐小妹是这样想的，这应该可以给天下那些没钱又没脸蛋的男人们一些自信心吧。没钱没关系，不帅不要紧，先去练练射箭骑马的本领吧。

这样，美女徐小妹成了公孙楚的老婆。

这下可把公孙黑气死了，你想想，这个公孙黑是什么人？当年跟执政首相伯有大斗一场，搞得国君与各大家族都来跟他结盟，并最后打垮了伯有。以子产的话来说，他是个“盛气凌人”的人。这么一个嚣张小子，居然在跟公孙楚抢美女时败北。这个亏，他怎么吃得下去？

公孙黑受不了了，他准备去干掉公孙楚，把美女抢回来。

他假装去拜会公孙楚，在宽大的外衣里面还穿了一身皮甲。他带了一把短剑，准备乘公孙楚不注意时把他做掉。不料细心的公孙楚知来者不善，小心谨慎，果然发现了他身怀利器。公孙黑还没来得及动手，公孙楚已经操起一把长戈。公孙黑一看不得了，保命要紧，只得撒腿便跑。公孙楚操戈在后紧追，追到一个十字路口时，挥戈一劈，砍中了公孙黑。公孙黑“哎哟”了一声，血流出来，受伤了。

公孙黑狼狈逃回家中，这下子更火了，便四处向官员们放风说：“我好心去见他，不想他却不怀好意，还把我砍伤了。”

这件事告到子产那里，公孙黑与公孙楚各执一词。公孙黑控告公孙楚目无国法，故意伤人；公孙楚则控告公孙黑心怀不轨，他是正当防卫。

最后子产认定，公孙楚有罪，有五条罪状，其一，在首都闹事，目无君上；其二，违反政府的法令；其三，以下犯上，公孙黑是上大夫，而公孙楚是下大夫；其四，还是以下犯上，公孙黑年长，公孙楚年幼；其五，冒犯亲属，公孙黑是堂兄，公孙楚是堂弟。

如果单从法律观点看公孙黑有作案的动机，就是想干掉公孙楚，但没有作案的事实。而公孙楚既然赶跑公孙黑，又要前去追赶。还使公孙黑挨了一戈，属于防卫过当了，判公孙楚有罪这是说得过去的。不过子产更多考虑的是两大强宗出问题时，还是不能得罪更强的一方。公孙黑驷氏家族的势力，要比公孙楚的游氏家族更强大。

公孙楚被判流放，驱逐出境去了吴国。

虽然公孙黑没有抢到美女，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在与公孙楚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这激发了他的野心。

在公孙楚被驱逐出境之后，郑简公与六卿共同签署了一份盟约。按道理说，公孙黑并不是六卿成员，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但他颇有盛气凌人的架式，硬要参加，这样一来让一个人觉得很没面子。

这个人就是驷氏家族的宗主驷带（六卿之一）。

公孙黑的霸道令这位家族宗主很没面子，因为六大家族执政是郑国的传统，以显示六大家族在政治上的均等地位。可是作为驷氏家族的成员，公孙黑的鲁莽表现欲将驷氏家族凌驾于其他家族之上，引来其他五大家族的联手对抗。

公孙黑却还不知收敛，甚至想起兵反叛，消灭整个游氏家族（即情敌公孙楚的家族）。公孙黑的计划令驷氏家族大吃一惊，特别是宗主驷带。在他看来，公孙黑玩火玩得太厉害了。如果驷氏家族不做出明确的表态，那么很快就会遭遇到良氏家族的下场了。驷带集合驷氏家族的其他小宗，公开发表声明将公孙黑驱逐出家族。并且密谋要杀掉公孙黑，以免这个莽撞的家伙毁了整个家族。

子产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明白干掉公孙黑的时机成熟了。子产执政以来，最大的障碍便是这些强宗。在公孙黑与公孙楚之争中，他站在势力强大的驷氏家族一边，其原则就是不可得罪这个大族。现在公孙黑已经被其族人所唾弃，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

子产派人找到公孙黑，历数他的三条罪状，第一，当年挑动伯有的叛乱，现在又想要作乱，即消灭游氏家族，国法难容；第二，争夺堂弟公孙楚的妻子；第三，国君与六卿签署盟约时，他没有资格却硬要参加，公然威胁内阁。这三条罪状都足以构成死罪，子产暗示公孙黑自行了断；否则必将被处于死刑。

公孙黑吓得倒头便跪，对来使说：“去年我被砍伤了，现在伤口复发。早晚都可能没命，你们不要再虐待我了。”子产传话给他：“人谁不会死呢？恶人不得善终，这就是天命。”

事到如今，公孙黑众叛亲离。不要说作乱，保住性命也不可能了。他自知死路一条，叹一口气，又说：“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最后一个请求。请让我的儿子驷印当褚师（官名，管理市场的官员）吧，这样我死了也能安心。”

子产冷冷地答复说：“如果你儿子有才能，国君自然会任用他；如果没有才能，迟早会跟你一样的下场。你不担心自己的罪责，还想那么多干什么。你再不死，司寇马上就会到了。”周代制度，刑不上大夫，一般就采取自行了断的方式。子产的意思是，你要是不自杀，只好交给司法机构来办理此案，到时就死得很难看了。

公孙黑选择了上吊自杀，死后尸体被扛到路上示众。旁边放了一个木牌，上面写着他所犯下的罪状。

强宗政治是郑国政治的一个特点，子产的明智之处，在于既维持六大家族共同执政的传统；同时对为非作歹之徒毫不留情地惩罚，以达成几大家族相互制约的格局。无论哪个家族都无法取得一枝独秀的优势，这恰恰是政治稳定的基石。

可以说几大家族之争，一直是郑国政治潜在的最大危险，郑国先后经历了子孔之乱、伯有之乱和公孙黑之乱三次大动荡。子产为平息这些内乱因素，用心良苦，这使得郑国在子产时代获得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

平稳的国内政治环境，为子产深化改革打下基础。

公元前538年，子产推出一项重大改革措施。称为“作丘赋”，这是一项赋税制度的改革。什么叫“作丘赋”呢？这个说法五花八门，莫辨真假。可见古史学家对政治经济改革的意义认识不足，也没有很完整的记录。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即这个改革使国家赋税增加了。国家增加了赋税，那么这笔钱肯定要由平民或贵族来承担了，所以这个改革触及很多人的利益。

很多咒骂随之而至，有这样咒骂的：“他的老爹死在路上，自己做了蝎子尾巴。在国内发号施令，国家将怎么办呢？”

看来当政治家不容易，前几年国人还由衷地赞美他：“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如今舆论又一边倒了，开始诽谤他了。

可是子产不为所动，为什么呢？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必须要在民众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做一种折中。郑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是弭兵后的相对和平局面，但是晋和楚称霸的格局并没有改变。郑国力图摆脱楚和晋的控制，反抗霸权；除了依靠外交斗争之外，也必须要提升自身的国防力量。春秋后期，各国的军费开支剧增。在齐桓晋文时代，齐国和晋国当时不过就只有数百辆战车；而到春秋后期，拥有一千辆战车的诸侯国已经相当普遍了。

然而当时的郑国民众普遍认为和平时代到来了，提高赋税用于国防，这引起许多人的强烈不满。郑国大夫子宽试图说服子产放弃赋税改革，子产严肃地说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我听说想做善事的人，不轻易改变其既定的方针政策，这样才有成功的希望。民众不可放任自流，法度不可轻易更改。《诗》中有这么一句话，如果礼义上没有过失，何必担心别人的流言呢？我是不会放弃的。”

后来林则徐有一句十分有名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其中的典故就是来自子产的这些话。

改革遭遇阻力，怎么办呢？

子产决心以法律手段来巩固改革成果，在推行“作丘赋”改革的后两年（公元前536年）又推出一项重大的举措，即“铸刑书”。

什么叫“铸刑书”呢？就是把法律条文铸写在铜鼎上，放置于公共场所，让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法律条文。为什么要铸在鼎上呢？因为当时还没有纸张，不能印成宣传手册，挨家挨户地分发。所以铸在鼎上，大家都可以去看。

把法律条文公开，让民众都看得到。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中国法律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为什么这样说呢？夏、商和周以来，一般是沿用习惯法，很长时间是没有成文法的。而就算有成文法，其中的法律条文老百姓是看不到的。老百姓怎么看不到呢，因为政府是不公开的。这是个秘密，“国之利器，不可示人”。这无形中增加了政府的神秘感，这是一种统治的手段。

郑国刑书的公开在诸侯国中引起轩然大波。

晋国著名的政治家叔向跳了出来，他给子产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的开头，叔向很不客气地写道：“起初我对您是寄予希望的，现在没有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叔向解释说：“以前君王是不制定刑法的，因为有了法律条文，百姓就容易利用法律条文来相互争执。这样一来，社会就不安定了。”在中国的传统中，刑法都是从属于礼法的。而子产是把刑法从礼法中独立出来，在叔向看来，这是对礼教文明的一大挑战，他继续批评说：“一旦百姓掌握了法律条文，对上级就会产生不恭敬之心，可以征引法律条文寻找法律空子。如果侥幸成功，那就更难以治理了。到时民众将会放弃礼仪，征引刑书，细微的事情都要争来争去。这样一来，案件岂不是越来越多？当礼仪衰败且道德意识薄弱时，贿赂的事件岂不是越来越多？”

我们一般把子产当做改革派，而与之对立的叔向则成为保守派的势力。不错，子产公布法律文书确实是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以当代人的眼光来看，那是巨大的进步，是中国法律史与人权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但是叔向说的并不是完全没道理，虽然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子产铸刑书的具体内容，但是这个刑书是很难制定得十分具体的，钻法律空子这种现象肯定是会存在的。就算到了21世纪，法律条文一再细分仍然不能无懈可击，更何况是两千多年前呢？所以叔向指出的这个弊病是存在的。

在信的最后，叔向告诫子产说：“在您活着的时候，郑国恐怕就要衰败了。”真是危言耸听，可见叔向对子产铸刑书一事是何等的不满。

对于叔向的发难，子产轻描淡写地回答说：“我不能考虑子孙的利益，我是要解决当今所面临的问题。”对子产而言，公布成文法不仅是政治改革的关键，也是抑制强宗的必要手段。

公元前522年，子产病逝。

自从公元前563年平定尉止叛乱以来，子产在郑国政坛活跃了四十余年，执政时间达二十年。小国出现大政治家，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但子产是一个传奇，他的政治思想博大精深并充满睿智；同时他有犀利的分析力，超人的判断力。最重要的还是他“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之国家主义精神，以及坚韧不拔的意志力，这些使得他能在小国家搭设大舞台，影响力远超国界。甚至跨越时间，在中国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子产亦被视为法家之先驱，铸刑鼎公布成文法，使他成为中国法制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与后世商鞅和韩非子不同的是，子产鼓吹法律不是作为独裁的工具。不毁乡校并鼓励民间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使他成为中国古代史最开明的政治人物之一。他以高超的手段抑制强宗豪族的势力，排除万难推行土地改革，使他成为春秋时代最有创造力和革新力的一位政治家。在外交上，他强烈抵制霸权主义，捍卫国家主权，成为国家主义思想的先驱与伟大的实践者。

在子产的努力下，郑国这个失去昔日光荣的诸侯国重新焕发活力，成为春秋后期诸侯政坛上最为活跃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内政最稳定的国家。在春秋后期，齐国、晋国、楚国、鲁国和宋国都爆发过大规模的内乱，而郑国则能独善其身，乃子产之力也。

子产去世时，孔子二十九岁。他听到这个噩耗时，禁不住流下眼泪说：“古之遗爱也。”这是他对子产的评价，认为子产是古代贤人仁爱传统的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