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文化·赵国文化·公仲连改革与前期赵文化
赵国的封建政权,是在春秋末年赵简子(鞅)、赵襄子(无恤)父子所开创的“简襄功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原晋国的魏、韩、赵三大卿族中,赵氏势力最为强大,因而在消灭智氏、三分晋国的斗争中,赵氏起了主导作用。甚至,如同当年孙武曾经预言的那样:“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山东银雀山《汉墓竹简·吴问》)。意思是赵氏如能继续沿着改革的道路大步走下去,那末,晋国政权最终将归赵氏一家所有。然而,赵国在封建政权建立后,改革比较迟缓,力度也不大,和当时魏文侯治理下的魏国相比,显得逊色多了。
赵国第一代国君为赵烈侯,他在位期间,曾经由相国公仲连倡导,实行了一场改革。据《史记·赵世家》记载,烈侯爱好音乐,因而十分宠爱擅长“郑歌”的枪、石两位宫廷乐人,并想授予他们官爵,为此而征求公仲连的意见。公仲连认为,对于所宠幸的乐人,“富之可,贵之则否”。意思是只可赐予他们财富,而不能授以官爵。于是,烈侯下令赐给枪、石每人万亩封地及封地内的百姓,让公仲连去执行。但公仲连故意拖延不办,一个月后,烈侯催问他,他说还未找到合适的田地;隔不久烈侯再次催问时,他索性“称疾不朝”。后来,公仲连接受他人建议,向烈侯推荐了牛畜、荀欣、徐越三位贤士。于是,“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荀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徐越侍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烈侯在经过三位贤士分别向他讲述了仁义王道、举贤任能、节财俭用的道理后,便自动改正了赐给枪、石二人田地的决定,转而重视治理国政,并任用三位贤士为官:“官牛畜为师”,负责思想教化;“荀欣为中尉”,负责指挥作战和选拔官吏;“徐越为内史”,负责征收田租和考核臣下政绩。这就是公仲连改革。
从公仲连改革的内容可以看出,前期赵文化有着与魏文化大体相同的历史风貌。一方面,采纳荀欣和徐越关于“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节财俭用,察度功德”的主张,按照地主阶级的政治标准来选拔官吏、处理财政和考核臣下政绩,这是推行以法治国的法家路线;另一方面,接受牛畜“以仁义,约以王道”的说教,按照儒家的社会伦理准则去规范和教化民众,这又是贯彻以儒术治国的儒家路线。这种情形,与当时的魏文侯既依重法家人物变法革新,富国强兵,又拜儒家学者为师,“学以安国保民”之道,实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然而,赵烈侯却远非魏文侯那样雄才大略的一代明君,所以,战国初年赵国的国势,远不可与当时的魏国相匹配。虽然,三家分晋后的三十余年间,魏、韩、赵国家曾经联合对外作战,三晋声威一时大振,但是,赵国第四代国君赵成侯即位后,赵、韩两国因干预魏国内政而导致了三晋联合局面的破裂,从此互相征战讨伐,不断削弱了实力。与此同时,东方的齐国经过齐威王、邹忌改革,西方的秦国经过秦孝公、商鞅变法,国势日益强大起来,逐步对三晋国家构成威胁,尤其是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赵国;到赵国第五代国君赵肃侯在位期间,北方的三胡又利用诸侯兼并和赵国全力御齐抗秦的机会,连连南下侵赵,由此造成了赵国四面受敌的“四战之国”局面。直到赵国第六代国君赵武灵王即位后,成功地推行了胡服骑射改革,才从根本上扭转了赵国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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