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经学与思想·颜师古、孔颖达与《五经正义》

齐鲁文化·经学与思想·颜师古、孔颖达与《五经正义》

道教、佛教登上中国思想舞台后，儒、佛、道三派之争便贯穿于中国社会，并逐渐与封建政治发生了密切关联。魏晋以来的统治者有的崇道，有的尚佛，南朝梁武帝还曾一度定佛教为“国教”。唐初，太宗李世民接受隋朝统治者轻儒重佛，甚至迫害儒生、助佛反儒的教训，注意倡导儒术，延揽人才。与政治的一统相适应，唐太宗也希望学术思想统一。基于当时儒经章句繁杂、学出多门的实际，他召集学者，对儒学经籍的版本、经义进行统一的工作，撰修了《五经正义》。颜师古、孔颖达为撰修此书做出了重要贡献。

颜师古为“复圣”颜回之后，颜之推之孙，父亲名思鲁，为颜子三十六代嫡孙。孔颖达为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为孔子第三十二代世孙，贞观初被封曲阜县男爵，后晋为子爵。颜师古和孔颖达皆博闻强记，通于圣学，是当时著名的学者。

贞观四年，唐太宗认为儒学经籍流传年代久远，文字颇有讹谬，遂命颜师古于秘书省考订五经。在考订过程中，颜师古对五经中的误谬有所厘正。完成之后，唐太宗又令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召集诸儒重加详议。当时，儒生都传习师说，不免以讹传讹，又固执己见，对颜师古的厘正加以诘难。于是，颜师古即引据晋、宋以来的古本，对诘难一一驳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贞观政要·崇儒学》)。对此，唐太宗大加称赞，赐颜师古帛五百匹，加授通直郎、散骑常侍，并以他考订过的五经为本颁行天下。

唐太宗又因经义纷杂不利于科举取士，还诏令国子祭酒孔颖达负责，与颜师古等经学名士共撰五经义疏。书成，初名《五经义赞》，唐太宗下诏更名为《五经正义》。该书凡一百八十卷，包括《毛诗正义》四十卷、《尚书正义》二十卷、《周易正义》十四卷、《礼记正义》七十卷、《春秋左传正义》三十六卷。《五经正义》系由数儒分治一经，各取前儒一家注释作底本，采录汉魏六朝先儒旧说编制而成。

《正义》在解经时，严守遵修经文、“疏不破注”的原则，原本地根据先儒注文进行解释。虽然《正义》撰人不同，但编写体例是一致的，经文下先以“正义曰”标目，概述经文章节主旨，继而随文解释，阐发义理;再用“注某某”、“注某某至某某”进行标识，诠释注文。孔颖达负责这项工作，不仅总揽大纲，而且亲自参与，这与一般官修文史著作由高官领衔却不负责具体事情不同。孔颖达年轻时就研习《五经》，为官时和为民时都不离讲授经书。在参与修定《五经》时，修撰者每遇疑难便向他请教;他为太子承乾撰写的《孝经义疏》也为学者们所称道。他主编的《五经正义》更深得唐太宗的赞许。为准确表述原意，贞观十六年(642)，孔颖达又奉诏会同《正义》撰修人员等详加审理原稿。为表彰孔颖达统一经义的功业，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令将他的画像悬挂于凌烟阁，与开国勋臣们同列。

《五经正义》也存在不少问题。孔颖达当时年事已高，总揽其成时可能未及一一披阅，所以《正义》在内容上有互相矛盾之处;经疏中杂引谶纬之说亦属不当。《毛诗》《礼记》采用郑玄笺注，但《尚书》却不用郑说，反用伪孔传，故《正义》虽为一人之说，却容易此甲彼乙。但是，《五经正义》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却相当重要。孔颖达去世后五年，唐高宗在召集学士重新加以订正的基础上，将《五经正义》颁于全国，从此，“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汉代以来经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终于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