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礼乐之邦·“尊尊而亲亲”

齐鲁文化·礼乐之邦·“尊尊而亲亲”

鲁国与齐国文化上的不同，在他们的始封之君时已经肇端。《史记·鲁周公世家》说：“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汉书·地理志》也记载说：“昔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伯禽封鲁时，年富力强，精力充沛，而太公时已年迈，虽经验丰富却精力不济，又加之两国的外部环境也不一样，因而对当地礼俗就有了变革与因循的区别。

伯禽对当地礼俗的变革自然包括多方面的内容。鲁国的统治者自以周人为主，在他们中间，互相联络的纽带便是周族的宗法感情，所以鲁国以“尊尊而亲亲”作为治国的重要方针。伯禽一支作为征服者到鲁地后，以他为首的周族人便是鲁国的最高统治阶层。伯禽至鲁时，周王室分之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让他们率领大宗、集合小宗，统治部下的奴隶，来服从周公法制，归附于鲁的统治。周人、殷人之外，便是当地的奄人土著。无论周人、殷人，还是当地原有居民，他们可能还都基本保持着原来的氏族组织。自然，这些人也分成了不同的等级，诸如“臣妾”、“仆庸”、“丑类”等身份名目不同的人，都是处在社会最下层的奴隶。鲁国要号召这些人各安其位，保持稳定有序，“尊尊而亲亲”便是一面很好的旗帜。

尊尊是尊敬身份、地位尊贵的人，亲亲是亲爱与自己血缘亲近的人。《礼记·大传》注曰：“亲亲，父母为首;尊尊，君为首。”在氏族血缘关系的社会组织里，讲究亲亲，便能起到和睦宗族的作用，在这个前提下，人人都能尊尊，尊崇君，尊崇国中官僚，尊崇贵族，社会的安定便不难取得。

在宗法制度下，“尊尊”和“亲亲”是两条根本的原则，也是周礼的基本要求。《礼记·曲礼上》说：“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哀公问》也说：“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顾颉刚先生认为：“《礼记》各篇都是出于儒家之手，儒家师法孔子，保存宗法，以鲁国为中心，所以《礼记》所说的足以代表鲁人的思想”(见《由“丞”、“报”等婚姻方式看社会制度的变迁》，《文史》第十五辑)。由《礼记》所说亦可见鲁人对“尊尊而亲亲”原则的深刻理解。

由于“尊尊”，鲁国社会一直比较安定。《礼记·明堂位》说，鲁国“君臣未尝相弑也，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对此，我们自不能进行绝对的理解。清人认为，《礼记》中的“《明堂位》一篇，多出鲁儒之附会，然其言固亦有本”(郭嵩焘：《礼记质疑》卷十四)。诚然，为了争权夺位，鲁国也发生过类似兄弟骨肉相残的事件，但比之其他诸侯国，鲁国的情况要好得多，尤其春秋中期以后更是如此。昭公后期，鲁君与季氏矛盾激化，但季氏对昭公本人的尊敬却始终如一。昭公出走国外后，他还谋求昭公回国，并“事君如君在”。在礼崩乐坏的历史时期，鲁人仍然高倡事君、尊君之论，如立言垂世的臧文仲便教季孙行父“事君之礼”，说：“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左传》文公十八年)。此可谓典型的尊君之论。作为鲁臣，臧文仲本人也尽职尽力恤民之患，在他看来，“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国语·鲁语上》)。后来的大思想家孔子也强调忠君尊王，维护纲常名份，主张“事君尽礼”，“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

如果说“尊尊”使鲁君受到普遍敬重，给鲁国带来了政治稳定的话，同为周礼要义的“亲亲”原则却在客观上导致了公室的衰微。由于“亲亲”观念深入人心，他们好像十分相信“非吾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的古训，使掌握鲁国大权的卿族一直限定在“伯禽之后”的范围内，异姓家族均被排斥在政权之外，致其统治集团缺乏勃勃生机。也是“亲亲”的缘故，鲁国卿族还总是不绝后嗣。鲁卿在位时，不论其行为怎样越轨，对他的宗族影响并不大，即使像庆父和东门襄仲这样给公室带来了极大危害的人，除了他们本人得到应有惩处外，其宗族并没受到什么牵连，他们依然在鲁国享受高官厚禄，保留封邑，不绝其祀。这样，卿族一旦有了势力，便在鲁国站稳了脚跟，权力无限制地继续发展，终于使公室形成尾大不掉，出现了公室衰微而大夫专政的结局。

在与其他诸侯国的交往中，鲁国也有亲近同姓的倾向。清人高士奇说：“春秋时，鲁于列国邦交，自齐、晋两大国外，惟宋、卫最亲”(《左传纪事本末》卷六)。然而，在对待各国的态度上，鲁人似乎又不尽相同。鲁与晋、卫乃兄弟之国，与齐、宋则是婚姻之国。与对待齐、宋相比，鲁人在与晋、卫交往中态度要温和得多。齐国在桓公时强盛，由于他们“遵旧典，守信义”，鲁国甚至成了齐的可靠同盟;而桓公霸业结束不久，鲁僖公即背叛了齐国;当晋文称霸后，鲁国便依晋抗齐了。以后，鲁对齐国叛服无常，而鲁之于晋却“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日”(《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始终服膺晋国。

鲁对小国亦是如此。由于鲁秉周礼，不少小国亲睦而来服。在这些小国中，曹、滕与鲁为同姓兄弟，邾、莒、薛、杞为异姓。故曹太子朝鲁，鲁以上卿相宾;滕、薛争长，鲁长滕侯。杞、邾频频朝鲁，然杞侯来朝，以不敬见讨;邾、莒虽皆鲁之近邻，但却为鲁国世怨。

周室陵夷之后，鲁是周室的影子。鲁在不遑奔走列强之时已无暇朝王;而另一方面，鲁公室与周王室同宗共亲，君统、宗统合而为一，此时，“尊尊”之义既失，而“亲亲”之义尚在，正如成王称周公为“叔父”一样，襄王派使者于僖公二十四年赴鲁告难时，亦称僖公为“叔父”，王室殷勤于鲁，或因其辈份低鲁使然。这时期，齐、楚、吴等国都曾向鲁献捷、遗俘，而周朝的定制却是：“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四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鲁有如此地位，春秋以来却国势日弱，与其不能修好异姓近邦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