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文化·偏安一隅的河西文化·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学
五凉时期,河西地区文学创作确有突出的成绩,《北史·文苑传》在评述了北方文学创作的不景气后,转而又说“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刘延明之铭酒泉,可谓清典。”河西学者的文学作品在南朝也有较高声誉,引起南朝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的重视,在他的《文心雕龙》之《章表》《熔裁》两篇中分别载有赞扬前凉文人张骏和谢艾、王济的评语,这充分反映出河西文学创作所达到的水准和取得的成就。
(1) 居于北方之首的前凉文学
前凉时期,凉州文士文化素养很高,文学创作居于当时北方之首。前凉时期的文学创作在初期的二十四年中,成绩不显著,但在张骏、张重华父子在位的三十年间,政权兴盛,州境泰安,士马强劲,文学创作出现鼎盛局面。张骏、张重华父子身为君王,爱好文学,有较高的文学才能。骏“十岁能属文”,一生写过许多作品,《隋书·经籍志》载“晋张骏集八卷,残缺。”今存骏《薤露行》《东门行》(《乐府诗集》卷二七、三七)两首乐府诗,《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收有他的两篇疏令和两则佚文。这二首乐府诗或写景或叙事,都饱含作者的真情实感,也颇具文采,远胜于当时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张骏的《上疏请讨石虎李期》的表文,写得也非常出色,言词恳切,采用骈散相间,情理交融的表现手法,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中称赞此文“文致耿介”,“陈事之至表”。张骏的诗文风格刚健清新,内容充实有力,感情深沉真挚,语言重词采而无矫饰之弊。张骏之子张重华也颇具文学才能,他撰写的一篇上东晋的疏文,其中有“瞻云望日,孤愤义伤,弹剑慷慨,中情蕴结”等语句,表现出深切的愿望,有很强的感染力。其他的一些文士如谢艾、王济、索绥、张斌、宋纤、马岌、杨宣等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其中谢艾有文集,宋纤创作“诗颂数万言”(《晋书·宋纤传》)。
前凉后期(353—376)的二十余年,由于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政治昏乱,文学创作也受到影响。具有文学才能的张天锡是骏之少子,前凉政权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天锡“少有文才,流誉远近”,谙熟儒家经典和魏晋玄学,他撰写的《答索商》《遗郭瑀》两篇文章,颇具文采。
(2) 后凉、南凉的文学创作
后凉、南凉的文学创作都无突出成绩,后凉文学人士有吕光、段业、宗敞。建立后凉政权的略阳氏人吕光有文学鉴赏能力,而且能写诗,他攻破龟兹后,“大飨将士,赋诗言志”(《晋书 · 吕光载记》),而著作郎段业写诗讥讽时政,光“览而悦之”。段业在后凉时曾任著作郎、尚书、建康太守,他“博览史传,有尺牍之才”。后因吕光严刑滥杀,不得人心,段业以光“未能扬清激浊,使贤愚殊贯,固疗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诗《九叹》《七讽》十六篇以讽焉”(《晋书·吕光载记》)。宗敞曾任后秦凉州主簿,南凉太府主簿,他曾撰写《理王尚疏》,文章优美,后秦姚兴阅后,惊奇“文义甚佳”,而后秦姚文祖也认为宗敞为“西方之英隽”。宗敞在后凉时以其文学才华蜚声西土,成为文坛大家。
南凉秃发明德归是秃发傉檀子,他隽爽聪悟,深受傉檀庞爱。十三岁时,命他作《高昌赋》,援笔即成,傉檀阅后赞赏不已,将他比为曹子建。
(3) 空前活跃的西凉文学
西凉时期文学创作空前活跃,西凉政权的建立者李暠少而好学,通涉经史,尤善文义。曾先后组织靖恭堂图赞、勒铭酒泉、曲水诗宴等三次文学创作活动,说明李暠热心文学,而从属臣僚也大都有文学才华,他们作文赋诗,创作了大量作品。李暠本人也撰写了不少诗赋,根据《晋书》本传所载有《请恭堂颂》一卷,《上已日曲水诗宴序》《述志赋》《槐书赋》等以及“自余诗赋数十篇”。其中《述志赋》是一篇思想性、艺术性都很有特色的文学作品。这篇赋所述之志就是继承前凉之业,统一河西,进而收复中原。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样的思想内容具有进步意义。该赋充分运用比兴手法,使文章显得生动、形象,运用神话传说,使赋具有浪漫主义色彩。这篇赋继承了东汉抒情小赋的传统,又具有积极的思想内容,艺术手法自成体统,不愧是两晋时期的清丽典则之作。
(4) 贡献突出的北凉文学
在五凉政权中,北凉的学术成就比较突出,对河西文化事业的发展有着较大贡献。张穆、宗钦、胡叟、张湛四人比较突出。张穆,敦煌人,是一位“文齐扬(雄)、班(固)”的人才。北凉时任中书侍郎,曾撰写了《玄石神图赋》。宗钦为宗敞之弟,写了《东宫侍臣箴》一文,陈引古来兴亡之例,旨在规劝主上虚怀纳谏,广开视听。显示了他的文学才华。胡叟“好属文,既善为典雅之词,又工为鄙俗之句”,“人皆奇其才,畏其笔。”(《魏书·胡叟传》)张湛文学才能很高,“弱冠知名凉土,好学能属文”,崔浩也称赞他“有隽才,且称于西州。”入魏后,他“每岁赠(崔)浩颂诗”。入魏后的河西文人有宗舒、程骏、索敞、赵柔、段承根等,他们可能在北凉时也有过文学创作活动。
自西晋末年中原战乱之后的一百多年间,河西地区的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它保存了中原文化典籍,继承儒学传统,吸收西域等外来文化,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汉文化修养,使河西学风浓郁,人才辈出,促进了河西学术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推动了中外以及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僻陋的河西之地成为中国北方的文化中心,河西文化在中国北方居于领先地位,并对江南以及北魏、隋、唐的文化均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陈寅恪先生强调指出的:“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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