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闽文化·八闽教育·古代教育和科举

八闽文化·八闽教育·古代教育和科举

福建教育始于何时，目前还很难明确断定。见于史籍，福建最早的办学记载始于南朝刘宋时期，虞愿在宋明帝时，出任晋安太守，“在郡立学教授”(《南史·虞愿传》)。唐中叶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政府注意选派一批精于吏治、文化素养高的大臣出镇南方。他们往往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兴办学校，以经书儒学训民，促进文化的发展。如大历年间李柯都督福、建、泉、漳、汀五州军事，到任之后，“以五经训民，考校必精，弦诵必时。于是一年人知敬爱，二年而学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祈祈，贤不肖竞劝，家有洙泗，户有邹鲁，儒风济济，被于庶政”(《昆陵集》卷九)。这一时期，福建各地开始办起私学，如漳州府陈珀置办的“松州书院”，是闽人创办的较早书院(陈衍：《福建通志》卷二十四)。

据统计，唐代闽人登进士者有七十多人，其中晋江人欧阳詹与中原的韩愈、李观等一代名人同年及第，成为“龙虎榜”中的一员，声名鹊起，轰动京师。文宗开成三年(838)闽中有萧膺等四人登第，朝士诗云：“几人天上争仙桂，一岁江南折四枝”，闽中自是号“文儒之乡”(陈衍：《福建通志》卷三十九)。

五代，王审知为闽王，保境安民，“建学四门，以教闽中之秀者”，(《新五代史·王审知传》)文教昌盛。

宋代福建教育在唐五代的基础上蓬勃发展，福建所有的府、州、军、县都建立了儒学。生徒之众，居全国首列。如朱熹在《福州州学经史阁记》中曰：“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朱文公文集》卷八十)。据《福建省志·教育志》统计，宋代福建共建书院一百一十所左右，闽学几乎一统福建书院。以朱熹为首的一些理学大师主持著名书院，安贫乐道，诲人不倦，使书院不仅成为教育中心，而且成为学术研究中心。其中武夷与考亭书院的影响超出福建，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宋代，福建民间私塾相当普及，时人称“学校未尝虚里巷”(《(淳熙)三山志》卷四十)，“三家两书堂”(李幼杰：《莆阳比事》)。

宋代福建由于教育发达，科举在全国相当突出。《宋史·地理五》云：福建路“登科第者尤多”。宋代三百年间录取进士三万多人，其中福建七千多人，几占百分之二十五。宋代福建不少大姓世族已有很深的家学渊源，如北宋浦城章氏，一门二十四进士;莆田方家，一门十九进士，皆为著名学者。

元代，福建基本上保持了宋代各地方官学，书院则有所发展。因元初许多士人崇尚民族气节，不愿就读官学仕元，便入私办书院就学。对此，元政府采取了赐田、委山长等形式对书院进行渗透控制，使书院官学化。从元代开始，福建城乡设立社学，对基础教育的普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元代科举汉人南人同一榜，从仁宗皇庆年间至元朝灭亡的五十多年间，共录取进士三百余人。其中闽籍七十多人，占汉人南人榜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按人口比例，福建进士录取率高于汉人南人各省。

明清时期，福建各地方官学随着新府、州、县的建立而不断增加，明增十二所，清增十四所。书院教育迅速发展，据《福建省志·教育志》统计，全省明代书院增加一百二十所，清代增加近二百所。一些书院规模较大，管理完善，延聘名儒讲学，成为全省的育才和学术中心。如福州的鳌峰、凤池、正谊、致用四大书院，就培养出不少人才。这一时期，福建社学、私塾遍布城乡。如社学各县少者数所，多者数十数百所，私塾更不计其数。明清福建的族塾发达，各县较大的宗族祠堂都有灯油租，或叫学租，用以办学及支持参加科举的费用与奖励得功名的人。特别是越穷的地方，村、族所立的学田越多，少年儿童入学率很高，以读书谋出路。

终明一代，全国科举录取进士达两万余人，其中闽籍进士二千四百余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二。从绝对值来说，福建明代进士数少于宋代，但按人口比例来说却略大于宋代。清代共录取进士三万余人，其中闽籍一千三百三十七人，总占数的百分之四点四。按人口比例，福建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却比宋元明三代差得多。(参见陈其芳《福建科举》，载《福建文化概览》第十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