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文化·成为畿辅以后的地方与首都关系·大一统的集权政治

燕赵文化·成为畿辅以后的地方与首都关系·大一统的集权政治

随着农业文明的出现，必然要产生出对于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核心的要求。中国古代先民在选择了农耕作业的生产方式以后，紧接着便需要得到一种对其自身生产方式的保护，这就是政治。政治活动是伴随着经济活动而自然产生的，是为经济服务的。经济活动是因，政治活动是果。早期的政治活动即如《韩非子·王蠹篇》中所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多，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人发明了构木为巢的办法，人民喜欢他，推举他做领袖，称之为“有巢氏”。人民生食瓜果蚌蛤，腥臊恶臭伤害腹胃，有人发明了钻燧取火的办法，人民喜欢他，推举他做领袖，称之为“燧人氏”。说明不论是什么人，只要他能使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能对人们提供保护，就会被推举为当然的领袖。只有比游牧生产方式更高的农耕生产方式才能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产生出更高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发展越是完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才越是强大，对农业文明的保护才越是有效。政治的作用对内是对农业生产进行组织和管理，对外是对不同生产方式与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冲突进行防范。然而在中国早期，政治的产生来自于农业文明的内部，并非在农业文明之外另有一个政治系统。农耕经济与政治保护是互相依存、互相消长的，政治作用的充分发挥，取决于更加严格地恪守农耕作业的传统。即如《吕氏春秋·上农篇》中所说，古代圣王教导其民，先教导其务农。务农不仅是为了地利。百姓务农则性情朴实安分，尊重君主，百姓务农则资产丰厚，不乐迁徙，可以守，可以战。说明国民生计的第一要义是务农，但务农的意义并不单纯是务农，同时也是为了政治安定和为了守战，简短几句话充分概括了农业经济与政治和军事三者的依存关系。

世界上有许多古代农业文明，和它们相比，中国的农业文明有一个非同一般的特点，这就是其中的政治因素在古往今来的数千年中，曾经从各个方面一次又一次不断地得到了强化。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晚期的政治与早期已大不相同，枝大于干，末大于本，以至于反本为末，本末倒置。

政治因素得到强化的主要原因是周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区的威胁，也就是古人所常说的“四夷侵陵中国”。早在春秋时期，中原各国就纷纷警醒说“蛮夷猾华”，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提出“明夷狄之分”、“尊王攘夷”、“内诸夏而外夷狄”、“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说明当时人们心目中对四夷的问题看得确实很重，和后来五胡乱华时期一样，已到了“怨恨之气，毒于骨髓”的程度。而在四夷方面，也果然是公元前771年西夷犬戎攻杀周幽王的大仇还没有报，公元前664年北夷山戎又已侵陵到了燕国、邢国和卫国。周平王东迁时，大夫辛有前往伊川，见人被发祭于野外，预言说：“不及百年，此其戎乎! 其礼先亡矣!”果然，公元前638年秋，原居住于秦国、晋国西北的陆浑之戎就内迁到了伊川。

从春秋直到清代，“四夷侵陵中国”的情况不断发生，代代不绝。众多的游牧民族从东南西北四个方面包围着中原农耕区，俨然构成了与中原农耕区永久相伴的一种特殊生态环境。中原农耕区以其都城为中心，其文化和政治势力逐渐向外延伸，形成一个个放射状的同心圆，直到与周边游牧族接壤。同心圆的大小视农业区及其政治的发展而定，大略说来，在西北方面第一级是西域，第二级是关陇，东北方面第一级是朝鲜辽东，第二级是幽燕。西汉和唐代国力大张，首先要进占的就是西域和辽东。东周和东汉国力衰微，迫不得已，关陇也是可以放弃了。而一旦关陇和幽燕沦丧，中原经济区就失去了最后的保护屏障，这种危险在以往数千年中也是经常会面临的。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提出了集权政治的主张，提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主张实行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绝对统一。春秋时期，齐桓公和管仲君臣二人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出兵扶助周王室，救燕救邢存卫，为后世做出了榜样。明代首辅张居正迫于内忧外患的压力，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在主张上与齐桓管仲一脉相承前后呼应。与此同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人物怀着深切的忧患意识，借助对春秋历史的解释，提出了“春秋大一统”的思想，在学术上与政治家的主张相配合。集权政治和大一统思想作为传统典范被继承下来，每当人们再一次遇到游牧民族的危胁时，就会想到它，运用它，甚至不惜抱残守缺，矫枉过正。政治家和儒家学者所追求的大一统集权政治，既是政令的统一，国土的统一，又是学术思想和道德观念的统一，甚至还包括对人的内心情感的控制。总而言之，是将经济、文化、人生等等全部内容统一在政治一点上。

和世界上其他古代农业文明相比，很少有哪一个文明能像中国这样历久不衰，在种族血缘、农耕方式和思想文化各个方面都世代继承，保持不断。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古代的政治实现了它最初的目标，它是成功的和有巨大贡献的。不过，由于在以往数千年间不断遭受到内忧外患的刺激，不断地被强化，也终于使古代政治逐渐成为了一个近乎绝对的因素。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从早期的政治是农业经济的保护，转变成为高踞于农业经济之上。从古代生态环境和农耕方式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文化就是小米文化、桑粟文化、农业文化。从大一统的集权政治上看，则也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文化是以农耕为基础的、突出政治、以政治因素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