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信仰·政治·道统·孔庙“贤”、“儒”从祀

齐鲁文化·信仰·政治·道统·孔庙“贤”、“儒”从祀

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庙宇，然而它并不单纯祭祀孔子。孔庙首先具有孔氏家庙的性质，除主祭孔子外，还祭祀孔子的上五代先人、孔子母亲、孔子夫人以及孔子子孙(如孔氏四十三代中兴祖孔仁玉等)，这时，孔子是作为孔氏始祖出现的。然而，更具重要意义的，孔庙还是国家礼制的庙宇，特别是唐初全国各地普设孔庙后，孔庙更是国家推崇儒学的象征，此时，孔子的身份则是儒学的创始人。在这种情形下，孔庙主祭孔子以外，尚有附祭制度。附祭有“配享”和“从祀”两大等级。

“配享”是陪孔子享受祭祀，配享人物的图像或牌位与孔子一样位在大成殿内。“配享”者有“四配”、“十二哲”之分。“四配”是配祀孔子的第一个等级，人物有颜回、曾参、孔伋、孟轲。“十二哲”是配祀孔子的第二个等级，“哲”为“圣哲”、“贤哲”之意，人物有闵损、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赐、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颛孙师、有若、朱熹。“十二哲”中，朱熹为南宋时人，其余全部是孔子弟子。

“从祀”者列孔庙大成殿东、西两庑内享受供奉，可分为“先贤”、“先儒”两个层级。“先贤”是孔庙配祀的第三个等级，大多是孔子的弟子。汉明帝刘庄于永平十五年(72)到曲阜祭孔子，并祭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以后，曾将孔子弟子像画于庙堂墙壁，但不作从祀。唐开元八年(720)初定“十哲”配祀，其余作预祀。之后，又增加了几位孔子同时代的贤人、孟子的弟子和宋代理学名家，使从祀的“先贤”达到七十九人。“先儒”是孔庙配祀的第四个等级。孔庙内以“先儒”配祀始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以后陆续增补更易，到民国八年(1919)，从祀的“先儒”达到七十七人。“先贤”对称供奉于两庑北端，“先儒”则对称供奉于两庑南端。曲阜孔庙两庑从祀人物原为画像，金代改为塑像。明成化年间改为木制牌位，供奉在神龛之中。现在神龛与木主都已不存。

“配享”的“四配”、“十二哲”和“从祀”的历代“先贤”、“先儒”，我们可笼统称之为“从祀贤、儒”。

孔庙之中有“贤”、“儒”从祀，系借用旧有礼制而来。古人每事必祭其创始之人，孔子为儒者先师，孔庙中祭祀孔子即体现了礼制要求。而祭典之中既以孔子为主，也应有配，这就像《礼记·祭义》所载“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一样。

“配享”之礼古已有之。而从确实的记载看，“配享”和“从祀”在汉朝时确曾实行。如《史记·封禅书》记汉武帝于元鼎四年亲行郊祭时，因发现后土无祀，便始立后土祠于汾阴。《汉书·郊祀志》记，平帝年间，王莽曾建议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坠，祭时，以汉高帝刘邦、高后吕雉配享。《后汉书·祭祀志中》则记东汉光武帝立北郊于洛阳城北，祀地祇，高皇后配，皆在“坛上”;地理群神从食，皆在“坛下”。光武帝祀地祇同时涉及到“配享”与“从食”，而由祭坛上、下之分，可知“配享”之位必定要尊于“从食”(从祀)。故后世孔庙“配享”诸儒位居殿堂，而“从祀”之儒则只能忝列两庑，其渊源即在于此。

孔庙从祀之制是东汉以后渐次成形发展起来的。秦朝以前，孔庙当仅具家庙与祠堂的性质，西汉初，由于刘邦祀孔、汉武尊孔，孔庙逐步转化成官庙、汉明帝祀孔子及其弟子，首开弟子从祀于师先例。当然，这时七十二弟子仅属附祭，但从东汉末始，颜子配享似成规制。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就有了包涵“配享”与“从祀”在内的成套的附祭制度。

在封建时代，孔庙是官方的祭祀，故除了孔子故里曲阜有孔庙外，各地州、县学也普设孔子庙，只是其规模大小有异。孔庙之从祀之制是古代政治与文化的重要交点，一方面，以皇权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利用孔庙祭祀左右意识形态导向，统驭士人，加强思想控制，另一方面，孔庙从祀制度也体现了儒家的道统意义。学者们认为“孔子有功于万世，宜享万世之祀”，而“诸儒有功于孔子”，则“宜从孔子之祀”(《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五)。从孔子之祀的后儒对阐释和弘扬孔子之道有功，人们通过后儒的这种宣扬，才能把握孔子之道，这就是明人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十所说：“道非后学所易知也，要必取证于大儒之说，斯可以合人心之公。”因此，从本质上讲，人们关心的还是儒家“道统”，祭祀孔子和后儒仅是一种形式，“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明史》卷一三九《钱唐传》)。而“从祀”诸人，其功亦在于“佐其师，衍斯世之道统”(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一五)。

可是，历代儒生对于“道统”一词的理解是不同的，甚至同处于一个时代的儒生也有分歧，这就导致了从祀标准的不断变更。南宋朱熹的大弟子黄幹感叹道：“鸣呼!道之在天下未尝亡世，而统之相传，苟非其人，则不得而兴。”他们相信“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王懋竑《宋朱子年谱》)。每代从祀孔庙的人选，其标准随着儒家思想的脉动而变动。孔庙祭祀属于国家要典，从祀的诸儒不可私相确定，需由廷议产生。当然，廷议也是汇集学者的议论，只是加进了官方的意志，并且最后由皇帝裁决。

由于孔庙奉祀对象都是儒家的圣贤，于是，身后能从祀孔庙就成了儒者的至高荣耀。瞿九思《孔庙礼乐考》卷五说：“从祀大典，乃乾坤第一大事。”清儒钱大昕说：“孔庙从祀，非寻常事”(《潜研堂集》卷十九)。有人说得更明白：“人至没世而莫能分食一块冷肉于孔庙，则为虚生”(刘大鹏《晋祠志》)。此语即缘于祭孔必须享以牲礼，而从祀贤、儒亦能得以享受祭祀。明代王守仁平乱有功，得封伯爵，但时人认为这仅是“一代之典”，如能得以入祀孔庙，则为“万代之典”。王守仁的弟子薛侃上《请从祀疏》，敦请朝廷批准其师从祀孔庙时，说：“从祀孔庙，万代瞻仰，甚盛举”(见《王阳明全集》卷三九)。可见，入祀孔庙的殊荣远远超过俗世的爵封。

“入祀孔庙”是历代儒生极高的价值取向，孔庙从祀制也显示了儒家道统的制度化。可以说，孔庙从祀制度体现了历代的儒学正统观，每代的孔庙从祀制都是一部钦定的官修儒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