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文化·十异彩纷呈的山西宗教文化·山西的道教文化

三晋文化·十异彩纷呈的山西宗教文化·山西的道教文化

道教产生于东汉末年。早期道教分为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两大派别，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都是在汉末黄巾起义的斗争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所以，早期道教主要是在下层民众中流行，并与农民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政治愿望相结合，成为发动农民起义的中坚力量。黄巾起义被镇压后，太平道传授不明，基本上消声匿迹了;天师道的张鲁后来投降曹操，并被曹操用调虎离山之计将其势力迁往北方，从此便在北方地区广泛传播开来。

南北朝时期，天师道逐步发展到了上层社会，被改造成为主要为皇权服务的官方宗教，形成了遥相呼应的北天师道和南天师道两大派别。当时，北魏王朝统治下的山西是北天师道的策源地和活动中心，对于道教在北方的传播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山西的道教文化也在这时进入了第一个历史高峰期。

北天师道的创始人寇谦之，出身于当时北方的大姓豪族。据记载，寇谦之有着异常神奇的生平经历。他“早好仙道，有绝俗之心，少修张鲁之术”，因他诚心向仙，便与自称“仙人”的成公兴相遇，即跟随成公兴到华山、嵩山修行，前后共七年，成为“精诚远通”的道士。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415)，因他“守志嵩岳，专精不懈”，又遇到称作“太上老君”的“天神”，赐予他仙经《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明元帝泰常八年(423)，自称“老君之玄孙”的李谱文来到嵩山，赐予他仙经《录图真经》六十卷;太武帝即位的始光元年(424)，他便带着他的仙经献给太武帝，在北魏著名儒臣崔浩的大力引荐和影响下，太武帝“欣然”接受了寇谦之的道术，“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并在京郊设立道坛，作为北方天师道的活动中心(《魏书·释老志》)。从此，寇谦之深受太武帝重用，被尊为国师，参谘军国大事，并在太武帝的大力扶植和崔浩的积极协助下，开始了改造早期道教、建立和健全北天师道的活动，北方的道教文化也由此进入了繁荣兴盛的发展阶段。当时，寇谦之修订教规教仪，确立新的道教宗旨，把天师道改造成了兼融儒家思想、吸收佛教教仪的新宗教。如他借太上老君之口宣称：“除去三张(指天师道创始人张陵以及张衡和张鲁)伪法”，“专以礼度为道”。就是全面革除早期天师道的教规教仪，以遵守纲常名教为第一信条，使道教与儒学融为一体。他还宣称，在新天师道崇奉的天上“三十六宫主”中，佛被排在第三十二位，也是道教的真神，因此，道教与佛教也是相通的，并且，他所主持的道教活动在诵经、持戒、礼拜、祈祷等方面都大量吸收了佛教教仪。同时，他又借老君玄孙李谱文之口宣称：他继承天师之位的任务是“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并声称太上老君授予北魏太武帝以“太平真君”之号，要太武帝“以真君御世”，“以成太平真君”，太武帝欣然“从之”，“于是亲至道坛，受符录”。从此，太武帝身为国君又披上道教领袖的外衣，寇谦之是道教教主又充当太武帝国师，北魏朝廷变成了政教合一的政权，新天师道变成了北魏皇帝的御用宗教。

魏晋南北朝以后，从隋唐到北宋，道教在统治者的大力扶植下继续向前发展，尤其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之间的思想大辩论，道教的教理进一步深化了，进一步吸收儒学和佛学来充实自己的教义，进一步显示出儒、释、道三教文化的交汇和融合;同时，道教内部南北不同的学术流派亦互相交融，从而使它的教理向纵深和细密的方向发展。

到南宋和金、元时期，道教又进入鼎盛。当时，由于南宋与金、元南北对峙，民族矛盾尖锐，道教内部亦随之宗派迭起，南北各地均先后出现了众多不同的道教宗派，可谓教派林立。到金元之际，全国又形成遥相呼应的南北两大教派，即北方的全真教和南方的正一数。两大教派都提倡儒、释、道三教同源一致，大量融合儒、佛思想，尤其是以援引和融摄理学思想为特色。全真教由王重阳创立，在元初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扶植，其弟子丘处机深为元太祖重用，掌管天下道教，使全真教风靡一时，其教理更加突出“三教圆融”。王重阳“以道德性命之学创为全真，洗百家之流弊，绍千载之绝学，天下靡然从之”(李鼎《大元重修古楼观宗圣宫记》)。他把理学家的“道德性命之学”作为全真教的宗旨，并宣称：“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重阳全真集》卷一、卷十)。同时，全真教也更加世俗化了。它把民间传说“八仙”之一的“纯阳子”吕洞宾奉为“祖师”、“天尊”，俗称“吕祖”。吕洞宾为唐河中府永乐县(今山西芮城县永乐镇)人，出生于山西，也因此，山西地区特别是吕洞宾家乡晋南地区成了全真教文化的宝库之一，留下了大量的全真教文物遗产。

当时，在山西创造全真教文化的著名代表人物是丘处机的弟子宋德方。宋德方道号披云真人，是元太祖十五年(1220)随丘处机西游大雪山晋见成吉思汗的十八人之一。西游归来后，随丘处机驻燕京(今北京市)之长春宫，为教门提点。元太宗九年(1237)，遵其师丘处机的遗志和嘱托，来到平阳(今临汾市)玄都观，主持刊刻《玄都道藏》，他往返奔波于山西管州(今静乐县)、上党、太原、晋南等地，搜集遗经，设局雕刻，历时近十年，刻成七千八百余卷，版藏于玄都观，称《玄都宝藏》。这是宋德方一生中最重要的业绩，是他对中国道教文化的杰出贡献，也是山西道教文化发展的光辉一页。《玄都道藏》大功告成后，宋德方被赐号“玄都至道真人”，死后被追赠为“玄通弘教披云真人”，可见他是长期活动于山西地区的一代有影响的道教宗师。

同时，吕洞宾家乡、芮城县永乐镇修建的规模宏大的永乐宫，和北京的白云观、陕西终南山的重阳宫，并称为当时全真教的三大祖庭;永乐宫金碧辉煌的建筑和绘制精美的壁画，是元代全真教的艺术瑰宝，在中国道教文物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永乐宫原名“纯阳祠”或“吕公祠”，是纪念纯阳子吕洞宾的文物，因年久失修，于元太宗皇后乃马真后当政三年(1244)，也就是宋德方主持刊刻《玄都道藏》大功告成的当年，纯阳祠塌毁，于是，全真教当时的教主、道号“真常真人”的李志常命丘处机的弟子潘德冲前往修复扩建，元定宗三年(1248)落成峻工，改称为“纯阳万寿宫”，又称全真教东祖庭;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的葬地、终南山重阳万寿宫便被称作西祖庭。纯阳万寿宫落成后，《玄都道藏》的经版便被从玄都观移到这里贮藏。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因统治者尊佛排道，下令消毁了贮藏于这里的《玄都道藏》经版，只留下《云笈七签》与《大清风露经》二卷，是现存最早的道教经典。全真教在山西的大量活动事迹，是山西道教文化发展的又一个新的历史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