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文化·得天独厚,占尽风流—江西书院文化·疲于挣扎的江西书院

江西文化·得天独厚，占尽风流—江西书院文化·疲于挣扎的江西书院

明初江西书院很不景气。洪武、永乐年间，朱明政权的文教政策走向专制。明廷尊孔崇儒，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治世用文，选择文士为官吏;实行文化专制，屡兴文字狱。学术事业的发展倍受摧残。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讲的，“自八股出而古学弃，《大全》出而说经亡”。洪武、永乐两代重视官学，对书院采取冷落的态度。而江西、由于反对派较多，则倍受冷落。自洪武到永乐近六十年，江西只新建二十八所书院，修复十余所，像南昌这样的中心城市连一所书院也没有。

明初江西书院冷落的局面，在洪熙以后逐渐有所缓解。一个比较突出的事件是“鹿响再振”。白鹿洞书院在元末为兵火所毁，明初，其废址仅仅作为“昔贤遗教地”，供文士们徘徊仰止，感怀咏叹。但也因为有这批当时有较高地位的文人、墨客前往白鹿洞凭吊古迹，结社唱和，因而后人称之为“鹿响再振”，为后来的重建洞学作了舆论准备，也为明代江西书院的重修发展作了准备。洪熙以后，明初的动乱已经过去，内部逐渐趋于稳定，过去的高压政策也开始缓和，新建和恢复了许多书院。在洪熙至弘治的八十余年间，江西书院的数量虽没有大量增加，然而诸如濂溪书院、白鹿洞书院、象山书院、鹅湖书院、槐堂书院等著名的书院由地方官吏，甚至高级官吏带头倡复，这不能不意味着明廷对书院在政策上已有松动。进入洪熙以后，江西的地方官吏带头兴复，创建了许多书院。翟溥福、李龄、苏癸、邵宝、韩雍、姚堂等人在这方面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翟溥福对白鹿洞书院的修建最有影响。正统三年(1438)，翟溥福重新修建久已荒废的白鹿洞书院。这次重建白鹿洞书院，基本上恢复了宋元原貌，但所建殿宇名称上略有差异，将礼圣改为大成。另建先贤祠(又称三先生祠)，祀李渤、周敦颐、朱熹，并以程颢、程颐、张载、陈瓘、刘涣父子配享。翟溥福重建白鹿洞书院，系地方官员捐俸为倡，率星子、都昌、建昌三邑人士集资修建的，所以白鹿洞书院并未列入朝廷官学建制，仍是地方人士公建的“乡党之学”。翟溥福对于白鹿洞书院的重建是“鹿响再振”的实践。他在江西、在全国，为书院的兴复起了带头作用。他使白鹿洞书院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奠定了明清白鹿洞书院建设规制的基础。

洪熙以后，明廷在书院政策上的松动，使书院得以开展正常的学术活动。当时，江西吴与弼、胡居仁、娄谅等人创办书院及讲学活动颇为著名。

明代，江西讲学的大师首推吴与弼。吴与弼(1391—1469)，字子傅，号康斋，崇仁人。吴居于乡间，自食其力，弟子从游者甚众，遂修小陂书院。这是所既要劳动，又要读书的书院。吴的讲学，史称其开“崇仁之学”。吴与弼的理学，讲的是身心修养，是通过履践和读书来修养身心。这是明代王学的发端。其高足有陈献章、胡居仁、胡九韶、娄谅等。

胡居仁(1434—1484)，字叔心，号敬斋，江西余干人。胡居仁是小陂书院最著名的弟子。他安心山野，以颜渊为榜样。后来，他也用这个榜样来感召学徒。应江西提学佥事李龄与钟成之聘，于成化三年(1467)与十六年(1480)，他前后两次赴白鹿洞书院掌教。在此期间，胡居仁重建了白鹿洞书院的各种规章制度。他制定的《续白鹿洞书院学规》六条，其纲目如下：“其一：正趋向，以立其志。其二：主诚敬，以存其心。其三：博穷事理，以尽致知之方。其四：审察几微，以为应事之要。其五：克治力行，以尽成己之道。其六：推己及物，以广成物之功。”这是继朱熹手订《白鹿洞揭示》以后影响最大的白鹿洞书院学规。胡居仁在白鹿洞书院亦留有诗文和讲义，其著作多保留在《敬斋集》中。

明正德、嘉靖年间，江西书院的发展在前段的基础上进入高潮。这时，由于科举腐败、教育空疏、科举八股中又有种种弊病，如贿买、钻营、递卷、冒名顶替等作弊行为的产生，以致造成中举者竟有不知史册的名目、朝代的顺序、字书的偏旁的怪事，因此一些理学家便开始在书院中讲解理学，书院由此发展起来。正德元年至嘉靖四十五年(1506—1566)，共计六十一年。在江西平均每年兴复或新建两所多书院。从数量上说，应是空前的。从书院的教学活动看，江西王学特别活跃，产生了讲会式的书院群体，在全国也处于前列的。王阳明和湛若水是明代有名的两位理学大家。江西是他们主要活动场所。两人有着很深的友谊，都喜欢建立书院，还经常互相讲学，不少弟子跟随其后，设讲坛，聚众会讲，更使书院讲学之风盛行于世。王阳明把课程分为三类：诗歌、习礼、读书。他认为学生每天的课程分成五节为宜：第一考德;第二背书、诵书;第三习礼或作课艺;第四复诵与讲书;第五歌诗。这些不能不说是江西书院的一大特色。

隆庆、万历之际，江西书院承前余绪继续发展，虽遭张居正、魏忠贤废毁书院的打击，直至明末，才因整个局势的败落而走下坡落。明末，随着王学渐衰，在江西书院出现了“时文”(即应科举之“八股文”)的聿兴。艾南英、陈际泰、章世纯、罗万藻皆抚州人士，以“时文”巨匠名扬四海。这就表现了士人求学目标的变化，亦为清代江西书院沦为科举的附庸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