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文化·汉文化的传播与东北文学的发展·东北现代文学

东北文化·汉文化的传播与东北文学的发展·东北现代文学

东北现代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化和各种外来文化影响、渗透下而与本地文学传统相互融合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首先，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数千年封建文化的束缚和统治，使东北文坛开始出现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采用白话文的形式，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表现下层民众的疾苦，揭露社会黑暗现实的文学作品。同时，外国文学特别是苏联文学、日本文学和欧美文学的传播和介绍，也对东北新文学的成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的殖民地，东北三千万同胞生活在日寇铁蹄的践踏和蹂躏之下。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抗日救亡成为时代的呼声，反映沦陷区人民抗日救国这个重大主题的文学创作成为东北现代文学发展的主流和趋势，并最终将东北现代文学创作推向它的辉煌顶峰。这里着重介绍抗联文学沦陷区左翼进步文学和东北作家群的文学创作活动。

(1) 东北抗日联军与抗联文学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寇的侵略凶焰和残暴统治，不甘当亡国奴的东北各界民众、爱国官兵和开明地主士绅纷纷自发组织起来，高举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旗帜，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是抗日健儿浴血杀敌的战场。中国共产党预见到东北民众抗日高潮的必将到来，及时调整方针和政策，提出全民抗战，建立广泛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口号，并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到东北军和义勇军中开展工作，或在东北各地建立由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1936年初，东北共产党在汤原召开各抗日部队领导人的联席会议，决定将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先后成立十一个军。以后又将这十一军合编为三路军，分别由杨靖宇、周保中、赵尚志(后为李兆麟)任总指挥。东北抗日联军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与敌人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沉重打击了日伪的反动统治，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写下了极为悲壮的一页。抗联文学是在抗日的烽火中诞生的，它是数万名抗日联军将士血与火的战斗历程的真实写照，是在东北民众和抗日将士中广为流传的群众文艺形式。抗联文学是完全意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东北人民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必胜信念，是我们中华民族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介绍杨靖宇、李兆麟将军等人的创作。

杨靖宇，这位被日寇视为“满洲国治安之癌”和“山林之王”的共产党员，他的名字本身就极富传奇色彩。在东北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满天星，数不清，

东边道，出英雄，

抗日英雄无其数。

杨靖宇数第一名。

这位东北抗日联军的杰出领袖，在饥寒、伤病交作的情况下，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杨靖宇殉国后，残暴的敌人割下他的首级，剖开他的腹部，发现他的肠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杨靖宇将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的生命与祖国的山川同在。巍巍长白山，茫茫林海雪原，到处回荡着他那浩然的民族正气。解放后，为了纪念这位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党和政府将濛江县改名为靖宇县，并在通化市修建了杨靖宇烈士陵园。

杨靖宇将军非常重视敌后抗日文艺工作，早在他担任哈尔滨市委书记时就亲自指导过沦陷区的左翼进步文学。在戎马倥偬之际，他仍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创作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西征胜利歌》等作品，其中《第一路军歌》这样写道：

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

创造出联合的第一路军。

乒乓的冲锋杀敌缴械声，

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

李兆麟将军是东北抗日联军中卓越的军事指挥员和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他先后担任哈东游击队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等职务，直接指挥了围攻宾州、攻克五常堡、智取老钱柜等著名战斗。1938年，为了粉碎日寇对松花江下游地区抗联各部的军事讨伐和经济封锁，李兆麟将军成功地领导了在抗联史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西征。西征部队分三批从黑龙江北部的三江平原，横越冰雪覆盖、人迹罕至的小兴安岭，到达西部海伦县一带。西征将士历尽千辛万苦，行程数千里，成为东北抗日联军革命斗争史上的壮举。在组织西征的过程中，李兆麟将军这位能文能武的辽阳才子，以高昂的革命斗志和爱国主义情怀，写出了著名的《露营之歌》：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

暴雨狂风，荒野水畔战马鸣。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

同志们! 锐志哪怕松江晚浪生。

起来哟，果敢冲锋，

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

光华万丈涌。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

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

火烤前胸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 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减，

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

夺回我河山。

1941年11月，李兆麟将军率部转移到苏联境内整训。东北光复后，他担任滨江省政府副省长和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为贯彻党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披肝沥胆，做了大量工作。国民党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1946年3月9日，李兆麟将军被预先埋伏的国民党特务杀害。这位与日寇浴血奋战十四年的抗日民族英雄竟惨死在国民党法西斯的屠刀之下。为缅怀这位抗日民族英雄，哈尔滨市人民将安葬李兆麟将军遗体的公园命名为“兆麟公园”，他遇难的水道街被命名为“兆麟街”。

(2) 沦陷区左翼进步文学与东北作家群

五四运动以后，东北迅速兴起各种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白话报刊和群众文艺团体，其中吉林的“白杨社”和奉天的“启明学会”是东北最早的新文学团体。奉天的新文学运动开展得较早，培养了一大批热心新文学运动的青年作者。1928年至1929年，普罗文学(法文音译缩写，即无产阶级文学)的诞生有力地推动了东北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并得到了中共满洲省委的直接支持和领导。奉天、哈尔滨成为南、北满开展普罗文学的中心，出版的刊物，奉天有《冰花》《关外》《北国》《怒潮》;哈尔滨有罗烽创办的《知行月刊》，有塞克、舒群等人主编的《晨光报》副刊《江边》、《哈尔滨新报》副刊《新潮》等。《冰花》《知行月刊》成为东北左翼革命文学的开端。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中共满洲省委由沈阳迁到哈尔滨，东北地区抗日活动的重心转移到北满，为加强抗日救国宣传，党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北满的左翼革命文学活动，团结了广大进步文学青年。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左翼文艺活动一时群星荟萃，呈现出一种繁荣景象。1932至1935年是北满左翼文学运动的黄金时期，涌现出一批进步文艺团体，产生了一批有才华的进步作家，其核心是金剑啸、罗烽、舒群、姜椿芳等地下党员，成员包括萧军、萧红、白朗、塞克、金人、杨朔等。1935年以后，日伪反动统治加强了对文艺的控制和检查，疯狂迫害爱国文化人士和进步作家，金剑啸被杀，舒群、萧军、萧红、罗烽、白郎被迫辗转入关，东北沦陷区的新文学从兴盛走向了它的衰退时期，殖民主义文学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抗联文学、南满以田贲为首的左翼地下革命文学仍代表着沦陷区民族文学和革命文学的发展方向。

论及东北现代文学或沦陷区左翼文学，都让人不能不想到我党杰出的文艺战士、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金剑啸烈士。金剑啸烈士是沈阳人，满族。他秉赋聪颖，勤奋好学，17岁时就开始在哈尔滨的《晨光报》文艺副刊《江边》上发表诗词和散文。1929年，他来到“左联”革命文学的中心上海，系统阅读了鲁迅等左翼进步作家的作品和革命书刊，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短暂而光辉的革命文艺生涯。九·一八事变前，金剑啸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到哈尔滨。九·一八事变后，他受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哈尔滨市委书记杨靖宇的委派，负责北满的革命文艺运动。他利用日伪报刊的合法身份，扩大党的宣传，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使北满的革命文艺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金剑啸多才多艺，他在小说创作、诗歌、美术、戏剧表演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的文艺作品题材新颖，思想性鲜明，艺术性强，用曲折的笔法形象生动地揭露了日伪反动统治的黑暗和罪恶，反映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东北人民的苦难，热情地讴歌了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事迹，极大地鼓舞了东北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的热情。1935年至1936年，面对日伪在文艺战线上的白色恐怖，金剑啸抗日救国的革命思想炽如烈火，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在他晚期的作品上，抨击时弊的思想更加大胆而鲜明，毫不隐晦，对日伪反动当局的揭露淋漓尽致，并组织进步文艺团体，多次演出中外进步作家作品，并在报纸上公开刊登纪念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逝世的消息。这一切都使他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和极大恐慌。1936年6月13日，日寇将金剑啸逮捕并施以各种酷刑，这位年仅26岁的北满左翼文艺运动的领袖大义凛然，慷慨就义。

金剑啸烈士是东北现代文学的先驱，他把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学传播到东北，推动了东北现代文学运动的发展，团结、教育、培养了一批文学青年。在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政治环境下，他迅速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作家，留下许多醒世惊心的作品。他的代表作有小说《星期日》《云姑的母亲》，长篇叙事诗《兴安岭的风雪》，独幕剧《咖啡馆》，剧本《穷教员》《艺术家与洋车夫》，神话故事《胜利后之威纳斯》等等。

东北作家群是东北现代文学史上一个贡献最大、影响最深广的进步文学社团，也是东北现代文学史上唯一的文学流派。它不是由作家自愿组织起来的文学社团，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被后人所认定的客观实体。九·一八事变以后，陆续有一批文艺青年从日寇铁蹄占领下的东北流亡到祖国关内，他们其中有些人已经有过一段创作经历，有些人开始从事左翼文学活动。国土沦丧的愤懑和生活颠沛的痛苦，强烈地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促使他们拿起笔来，以切身经历见闻感受，倾诉国土沦陷后三千万同胞的苦难和抗争，歌颂沦陷区人民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以激起关内人民对东北前途和祖国命运的深切关心和感情共鸣。因此，在界定东北作家群这一概念时，首先应提到九·一八事变以后进关的东北籍或长期工作生活在东北的青年作家，作品是突出表现抗日救亡这一重大主题，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形成一种严肃而悲愤、深沉又细腻的艺术风格，时代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的一种类似“回忆”性文学。东北作家群中比较著名的作家有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舒群、白郎、罗峰、塞克、马加等。

东北作家群的抗日救亡文学是我国现代文学中特有的文学现象。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将“五四”新文学的革命精神与东北本地区的文化传统相结合，植根于民族危亡的时代土壤，填补了东北沦陷区抗日救亡文学的不足和空白，占据了抗战文学的先声地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是东北现代文学宝库中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下面重点介绍东北作家群代表作家萧军、萧红。

萧军和萧红是一对夫妻作家，萧军原名刘鸿霖，笔名田军、三郎，辽宁义县人。萧红原名张迺莹，黑龙江呼兰县人。九·一八事变后，萧军逃亡到哈尔滨，成为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的撰稿人。恰在此时，萧红也以“惜吟”笔名在《国际协报》副刊上发表作品，二萧由此相识并结为夫妻。三十年代初，哈尔滨成为北满左翼进步文学的中心，萧军、萧红很早就受到中共地下党的影响，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一个半公开半秘密的抗日文艺团体“星星剧团”的工作，并亲自登台演出。还与北满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地下党员金剑啸、罗烽、舒群等成为至交，在他们的帮助下，在1933年10月出版了两人的短篇小说集《跋涉》。《跋涉》在思想内容上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深刻社会意义和政治作用，在东北文坛上引起了积极的反响。1934年5月，萧军和萧红离开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哈尔滨，初旅居青岛，不久到达当时左翼文艺运动的大本营——上海。1935年，萧军、萧红的长篇处女作《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在鲁迅的奖掖下得以出版，并由此一举成名。1936年，萧红只身东渡日本，1938年，她与性情“粗鲁暴躁”的萧军最终分手，其后曾与另一位东北作家“过于自怜，啬于爱人”的端木蕻良有过一段短暂的同居生活。1940年底，萧红完成了她的代表作《呼兰河传》。1942年1月，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在寂寞凄凉的心境中离开了人世，年仅32岁。萧军于1938年到达延安，抗战胜利后曾任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等职，建国后曾任作协顾问，北京作协副主席。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第三代》。

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都是以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为题材，塑造了一批具有反抗精神的性格鲜明的东北农民和抗日战士的形象，达到了一定的典型高度。它使人“看到了在满洲的革命战争的真实图画”。鲁迅先生亲自为萧军和萧红的书作序，坚决驳斥了来自国民党的御用汉奸文人的恶毒讽刺和攻击，肯定了它的特殊战斗作用。指出作品表现了东北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萧军和萧红的代表作品是带有鲜明地域文化色彩的乡土小说。萧军的《第三代》描写的是从辛亥革命前日俄战争时代到“九·一八”事变近三十多年时间里东北农村的时代风雨和众生相，他那粗犷豪放的风格在《第三代》中得到了充分展示，他将“东北角那三千万无教养的人民们”活生生地连草根和泥块一齐展示在你眼前。在这部作品中，萧军的文学技巧日臻圆熟。这部书一面世，即受到文坛的重视，被当时的评论界认为“这是一篇雄浑、沉毅、庄严的史诗。”萧红的《呼兰河传》被认为是四十年代中国“真正新文艺”的杰出代表，是战时长篇小说创作的重大收获，获得巨大成功，萧红也因此成为中外驰名的左翼女作家并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册。萧红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在经历了太多的人生坎坷与艰难跋涉之后，在凄楚和寂寞的心境中，回忆起那难以忘却的童年生活，饱含着对边陲故土和人民深深的眷恋和同情写下这部小说的。《呼兰河传》没有什么曲折动人的情节，这个呼兰河畔的小城是那么荒凉简素，所写寥寥几个角色“就象脚踏的土、路旁的石、荒野的草，从来不会吸引人注意的“几个灰色的小人物”。在这里，人们对于一切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象僵尸一样活着。“在灰暗的日常生活的背景前，呈现了粗线条的大红大绿的带有原始性的色彩。”然而作者反封建主题又是十分鲜明的，她运用了讽刺和幽默的笔调，对封建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罪行，对吃人的旧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小说对于呼兰河畔的愚民的心灵刻画，达到了入木三分的程度。作品以暴露黑暗面为主，从而激起人民奋起斗争，去改造国民劣根性，去消灭落后和黑暗面。作者通过对小团圆媳妇、冯歪嘴子的反抗斗争，使人们看到黑暗中的光明，看到我们民族的希望和光明必将驱散黑暗的前景。这正是作品的积极意义所在。在这一点上，《呼兰河传》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同时，萧红以女性作家所具有的独特艺术视角和感受，细微的观察生活能力，加上她那鲜活明丽的语言艺术，创造出一种情景交融如诗如画的幽邃的意境，更好地深化了作品主题，从而也使《呼兰河传》获得了永恒的艺术魅力。正象茅盾先生在《论萧红的〈呼兰河传〉》中所说“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