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文化·偏安一隅的河西文化·五凉时期河西佛教的兴盛

甘肃文化·偏安一隅的河西文化·五凉时期河西佛教的兴盛

河西走廊是中西交通的要道，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必然会在河西地区得到传播与发展。魏晋时期，佛教在中原传播，常与玄学有涉，佛教教义作为玄学的附庸，二者互相演进，形成时尚，而在河西，佛教的传播借助于地域的关系，从内容到形式更直接地受西域的影响。五凉时期，佛教在河西传播并发展，《魏书·释老志》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充分说明河西地区佛教传播已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民间纷纷建塔立寺，虔诚信仰，教义深入人心，有世信佛教的传统，而这是佛教兴盛的重要条件。

(1) 竺法护河西译经

竺法护是魏晋之际的河西名僧，原名昙摩罗刹，其先月氏人，世居敦煌，八岁出家，以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随师游历西域各国，携带大量佛经，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他西行东下，以凉州为中转之地，求经于西域，传译至中原，他一生先后在长安、敦煌、洛阳、酒泉等地专门从事译经，所译佛经有一百五十九部。永嘉乱后，竺法护由长安避乱凉州，所译诸经也随携凉土(《汉魏南北朝佛教史》第七章)。竺法护所译有般若经、华严经、宝积经、大集经、涅槃、法华、大乘经集、大乘律、本生经等，种类繁多，包括了大乘佛学的主要部分。由于竺法护的努力，当时西域流行的佛教经典大都介绍到中原，使大乘佛教在中国有了发展。

竺法护译经尽可能传达经典的本意，法护汉语修养很高，又通晓西域语言，在译经中坚持“言准天竺，事不加饰”的原则，做到了忠于原本而不厌详尽，给人以“辞质胜文”的质朴印象，为后来鸠摩罗什“新译”铺平道路，对佛学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竺法护对河西佛教的传播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法护在河西有两次译经活动，一次是西晋太康五年(284)，在敦煌先后翻译从罽宾携来的《修行道地经》和从龟兹带回的《不转退法轮经》，另一次是西晋元康四年(294)在酒泉译《圣法印经》，参加译经的有三十多人，其中必有河西沙门参与其事。竺法护在译经中吸收许多助手弟子，这些助手弟子在参加译经中，积累了经验，熟悉了经典，他们继法护之业，发扬光大，对佛教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由于竺法护在河西的活动，使佛教在河西的传播深入发展，而敦煌、酒泉等地的佛事活动更是兴盛，这对整个中国的佛教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河西佛教的兴盛

五凉时期，河西佛教的兴盛主要表现在译经和建造寺窟方面。前凉张天锡执政时期，在太清十一年(373)，张天锡主持并参与了译经活动，翻译的佛经有《首楞严》《须赖》《金光首》《如幻三味经》等四种。释道安晚年整理的《综理众经目录》里列有《凉土异经录》，有五十九部七十九卷，数量众多的经典说明前凉译经除张天锡时有记载的这一次外，必定还有其他译述活动。前凉时期，敦煌的立寺造窟活动相沿成风，竺法护弟子竺法乘“立寺延学”，而敦煌民间“多有塔寺”。根据《沙州志》的记载，东晋永和九年(353)，敦煌民间已开始在莫高窟建造佛窟，据推测至迟在前凉初，这里就建了仙岩寺，“自兹以后，镌造不绝”(《莫高窟的创建与藏经洞的开凿与封闭》)。乐僔造窟之后，引起沙门注意，从此推进了莫高窟的开凿，以致影响到后世，波及到整个河西。

北凉沮渠氏笃信佛教，热心传译，使河西佛教达到极盛。在佛经翻译和修寺凿窟方面，北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开元释教录》记载，早在北凉建都张掖之时，就有沙门道龚、法众和僧伽陀从事佛经翻译，后来北凉统一河西后，姑臧内苑闲豫宫被辟为专门译场，昙无谶、沮渠京声、浮陀跋摩、智猛、道泰、法盛等都是著名的译人，他们共译经八十二部，三百十一卷，其中昙无谶译经十一部一百十二卷。北凉时推重禅法戒律，而昙无谶又以方术知名，他所译《菩萨戒本》受到凉土僧人高度重视，当时就有三千余人纷纷受戒，足见大乘戒在当地影响之大。后来北朝佛学重禅法戒律，溯其源，与北凉时昙无谶的传译关系极大。

北凉时译经地点有敦煌、张掖、高昌、姑臧等地，姑臧城内的译经规模很大，也最为重要。沮渠牧犍亲自组织了对《大毗婆沙》经的翻译，这次译经活动安排在姑臧城内苑闲豫宫，参加者有沙门慧嵩、道朗等三百余人。这些人从乙丑之岁(425)至已卯(439)，经过十五年的努力，译出这部长达一百卷的经典。而沮渠兴国在北凉玄始十五年(426)，又组织了五百余人翻译《优婆塞戒经》。

北凉统治者推重修寺建窟这种崇信佛法的修造活动，沮渠牧犍初为酒泉太守时，“起浮图于中街，有石像在焉”(《太平御览》卷一二四)，沮渠蒙逊也在凉州南洪崖造碑。《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了北凉修造之盛：“凉州石窟瑞像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据有凉土，二十余载。陇西五凉，斯其最久盛。专崇佛业，以国城寺塔修非云固。古来帝宫，终逢煨烬，若依立之，效尤斯及;又用金宝，终被毁盗，乃顾眄山宇，可以终天。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斫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心眩目……”凉州石窟的开凿是北凉“专崇佛业”的产物。北凉造像石塔现存七座，是在酒泉、敦煌等地出土的。这七座石塔中，有明确记年的是田弘造像塔，其发愿文刻有“岁在戊辰”，时间为北凉承玄元年(428)，高善穆造像塔，发愿文刻“承玄二年”(429)，白双且造像塔，发愿文为“缘禾三年”(432)，石塔上镌刻的经文皆选自《增一阿含经》，说明北凉时河西民间流行的是小乘佛教(见《北凉石塔》，《文物参考资料》1978年1期)，这些造像石塔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北凉佛教的兴盛。

(3) 传播佛教的河西僧人

五凉时期，河西地区高僧辈出，这些僧人或西行求法，东下长安，或南至建业，北抵平城，他们传播佛教，对佛教在河西乃至全国的发展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西行求法的凉州僧人有竺佛念、慧常、智严、宝云、僧纯、昙充、竺道曼、昙学、威德、沮渠京声、道泰、法盛、僧表、法维、慧览等人(赵以武《五凉文化述论》)。智严、宝云在张掖遇法显一行，遂同到敦煌，后来智严到达罽宾，从佛大先受禅法，并请佛陀跋多罗(觉贤)东归，晋元兴三年(404)后回到长安。宝云则与法显经于阗，度葱岭，终到弗楼沙国，遍学西域方言，返回长安。僧纯、昙充于前秦建元(365—384)中至龟兹，求律于昙慕监寺。竺道曼也同时到达龟兹，河西沙门昙学、威德等八人均到于阗。酒泉人慧览在北凉末至罽宾，从达摩咨受禅要。北凉亡后入蜀，居于建康定林寺，受到南朝刘宋王朝的尊崇。

东下长安的河西僧人有竺佛念、慧常、僧纯、智严、宝云等人。竺佛念译出《璎珞经》《出曜经》《鼻奈耶律》第十二部七十四卷(《开元释教录》)，慧常助译《比丘尼戒本》，而僧纯、智严、宝云西行求法后，都先后来到长安。特别是在凉土居留十七年之久的鸠摩罗什到长安后译经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使长安译经活动达到鼎盛。

西晋以后，凉州至江南的交通多经巴蜀、江陵等地，河西僧人为宏扬教义，赴江南进行佛事活动，入蜀的河西僧人有贤护、法绪、法成、僧表、慧览、道法等人。法绪、贤护于永嘉之乱后即入蜀，法成等人于刘宋时至蜀。京兆人智猛，西行求法返回凉土，停留十余年，译出《泥洹经》二十卷，后于元嘉十四年(437)自凉入蜀，传授佛教。僧印至江陵，道邃、道挺、沮渠京声至建业。在建业，由于觉贤的南下，佛教得到弘扬。觉贤是河西僧人智严、宝云西行从罽宾请到长安的著名禅师，后来智严、宝云随觉贤到了建业，觉贤、智严、宝云在建业各自译经。

由于河西僧人的南下，巴蜀、江陵、建业佛教流行，特别是北凉亡后，僧人北徙平城，对当时及其以后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