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文化·汉文化的传播与东北文学的发展·元、明、清时期的东北文学

东北文化·汉文化的传播与东北文学的发展·元、明、清时期的东北文学

(1) 光耀义州的一代词宗与理学名臣

历史上辽东、辽西是东北封建文化最发达的地区，继辽、金两代形成以辽阳为中心以辽东地区渤海望族为主体的文学创作集体后，元、明时期在辽西的同一个地方—义州又产生了两位在东北文化史和东北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即元代的一代词臣耶律楚材与明代东北著名理学家贺钦，他们的诗文和思想言行对当时和后世的东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辽东义州人(今辽宁义县)，辽东丹王耶律倍(突欲)的八世孙。公元1214年金宣宗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市)，楚材留在中都(北京)任左右司员外郎。蒙古军攻占中都，耶律楚材因知名被召为近臣，后随成吉思汗西征。窝阔台时任中书令(丞相)。他对蒙古国家政治制度的建立功勋卓著，对元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耶律楚材是个汉化的契丹人，他博览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学，工诗能文，著有《湛然居士文集》《西游录》。《湛然居士文集》收文约百篇，诗六百六十余首。诗的内容多为描写西域和北方的边塞风光以及民俗风情的作品，风格雄奇苍劲，宏大深厚。在蒙元初期，楚材几乎是在朝的独秀一枝的诗人，对当时的诗坛影响较大。清人顾嗣立在《元诗选·耶律楚材小传》中称他“雄篇秀句散落人间，为一代诗臣倡始”。耶律楚材的诗，比较而言，近体胜于古体，他的写景绝句颇有神韵，如《过济源登裴公亭》：

山接青霄水浸空，山光滟滟水溶溶。

风回一镜揉兰浅，雨过千峰泼黛浓。

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岚光变幻、水天一色的自然景象。

耶律楚材的边塞诗更有特色，七律尤佳，如《过夏国新安县》中有这样的诗句：

瀚海潮喷千浪白，天山风吼万林丹。

气当霜降十分爽，月比中秋一倍寒。

《阴山》一首，首四句写道：“八月阴山雪满沙，清光凝目眩生花。插天绝壁喷晴月，擎海层峦吸翠霞。”这两首诗仿佛让人感受到西北边塞那青冽的天光，满眼的沙海，一种雄奇苍凉的景象。

楚材以辽代皇族而仕于金，燕京陷，使他又一次体会到亡国的感受，而臣服于蒙古。蒙古上层之间的政治倾轧使他陷入深深的苦恼，尽管他朝乾夕惕，如履薄冰，最终还是被卷进政治斗争的急流浊浪之中。这些都使他在诗歌创作中多处表露出人生如梦的感慨，他寄情于佛门，号湛然居士，希望从“汪洋法海”中寻求“涵养之力”。在《示忘忧》中，诗人写道：“历代兴亡数张纸，千年胜负一盘棋。因而识破人间梦，始信空门一著奇。”正是他这种思想的真实写照。

楚材也写过一些反映自己的家世和怀乡思亲的作品，在《赠辽西李郡王》中，诗人自称“我本东丹八叶花”，说明自己是辽东丹王的八世孙。在《思亲》二首中，作者写道：“老母琴书老自娱…箧内犹存教子书，”“醉里莫知自似蝶，梦中不觉我为鱼，”表达了诗人思念老母、怀恋故乡的真挚感情。

王邻在《湛然居士文集》序文中，称赞耶律楚材的诗“其温雅平淡文以润金石”，“其飘逸雄掞又以薄云天，”不无溢美之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今观其诗语，皆本色，唯意所如，不以研炼为工”。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楚材次子耶律铸也工诗能文，所著为后人辑为《双溪醉隐集》，收作品七百七十多首，形式上有赋、乐府、五言七言诗，还有杂著、赞、铭、颂，是一部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文学著作。双溪诗题材多样，诸如吊古、咏物、咏史、写景等都不乏脍炙人口的名篇。在《双溪醉隐集》赵著序中称他“十三作歌诗，下笔便入唐人之阃奥。”而在王万庆跋语中，着重肯定耶律铸诗的独特风格“气体高远、清新绝俗，道前人之所不道，情思飘如驭风骑气，真仙语也”。

明代东北文学，主要表现为汉族文学。这一时期进入中原的契丹和女真民族多已与汉族融合，并与东北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历史渊源关系。而进入辽东边外的蒙古人和女真人，都处在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或有语言而无文字的状态，对汉族封建文化的接触理解是极有限的，更谈不上有汉语形式的文学创作。因此，汉族的文学作品就成了这一时期东北文学的主流。创作的对象多为明朝东北地方大员、忤旨谴戍东北的词臣谏官以及东北籍诗人作家。明人游历东北的吟咏之作颇多，但多数是官员的创作，没有著名的诗文大家，作品形式仅流于吟咏景物，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东北籍作家，见于记载的也只有广宁左卫(今辽宁省北镇县)人冯裕、冯惟健子孙一族、前屯卫(今辽宁绥中县)人朱国梓、辽阳人韩训和义州卫(今辽宁义县)人贺钦，其中以贺钦名最著，影响也最大。

贺钦(1437—1509)，字克慕，义州卫(今辽宁省义县)人。自号“医闾山人”，辽东人称之为“医闾先生”。他祖籍是浙江定海，父辈戍边来到义州。贺钦在成化二年(1466)以进士授户科给事中，因上谏不被采纳告病还乡，在医巫闾山西麓构茅屋三间，闭门读书十余年。后来主要在乡里教授子弟从事教育工作。弘治元年(1488)曾由大学士刘吉举荐，授陕西左参政，因老母高龄而未赴任。年七十四岁而卒。贺钦早年因读宋儒朱熹、吕祖谦的《近思录》而接受程朱理学，在京师做官时，正赶上被称为“活孟子”的广东理学家陈献章游学京师，初次见面，贺钦对陈倾服之至，当即拜陈献章为师，从其“益闻所未闻”，成为贺钦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回乡后，他“展卷细观前圣奥”，对性理群书，朝夕玩索，过着“远处茅堂伴白云”的隐居生活。他与老师陈献章虽然天各一方，但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陈献章教导他：“为学当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贺钦感到茅塞顿开，从此专心致志，“究义理精微之极，”经过近十年的“潜心玩味”，贺钦认为自己掌握了理学三昧，并对老师的学说有所发展。陈献章学问的主旨是“主静悟”，贺钦则主“躬行”，强调“读书以躬行为本，躬行以孝悌为先”，要精思、默识、反身实践。他的躬行和实践就是致力于实践古来圣贤的教诲，从一言一行做起，要求人们进而治国，退而治家，在家讲孝悌，在国尽忠义，这是贺钦理学思想的最大特点。为此，在朝中他抨击那些不顾人民疾苦整日无所事事的官僚，在乡里他也搞了一些平息争讼、教人孝悌和睦、严男女之别一类的“有益于风化”的躬行实践，在这一点上他的理论还是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的。

贺钦在家乡长期从事教育实践活动，“士之登科目、笃行谊者多出其门”。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依据程朱理学，主张为统治阶级培养具有封建道德的统治人才。贺钦认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让人们读书明理，分清义利正邪。“不读书明理，岂能忠君报国，尽人臣之道哉。”他说：“圣贤之书决然不是只教人科举。”因此他一反当时塾师以教授明代科举的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做法，而是从小学入手，循序渐进。读圣贤书的同时，他还要求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学习武艺和参加耕织，使学生感到“咸知有为己之学，学在有用”，文章政事则次之。这些思想主张在辽东地区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贺钦一生力主躬行实践，不太注意诗文著述。死后，他的儿子贺士咨搜集其遗稿，追记其言行，编成《医闾先生集》九卷，一至三卷为言行录，四至九卷为书信杂文，卷八为奏稿，卷九为六十五首诗。他的诗不讲究诗法声律，所作是一派“蔼然仁义之言，大有关于名教”，文章也是信手挥洒，不计工拙，显得平易真朴。他做过一些哲理诗。晚年酷爱山水，每当风和日丽，他常常喜欢携带子弟和学生登高吟咏，游于医巫闾山之中。在《登闾山》一诗中他描绘了攀登时的愉悦心情：

胜日联出郭游，喜同嘉客入深幽。

云中千叠坐磐石，风景一番催酒筹。

笔对林花如有得，醉听岩鸟似相留。

自来福地烟霞里，自是今人不解求。

他还常常独自垂钓大凌河畔，“浩歌指归路，得意岂在鱼!”为了排遣政治上的失意和烦闷，每天“闲云野鸟相追逐，日长午困憩茅轩”，借游玩山水表达他对现实政治的失望和回避。这种思想又与他的理论产生矛盾，说明何钦的躬行主张还是不彻底的。贺钦死后，葬于医巫闾山光明谷中。正德十四年(1519)。辽左书院建立乡贤祠，这位哲人选为入祠六位先贤之一。正德十六年(1521)，辽东都御史李承勋上书明廷，请求把贺钦列为当时的理学名臣，并为他刊行了文集。在东北古代文化思想史上，贺钦不失为宋元明以来唯一一个较有声望的理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

(2) 清代的流人和流人文学

顺治初年，由于绝大多数东北军民随同满族贵族入关参加夺取全国统治权的战争，使得清初东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陷入暂时的停顿，出现了“荒城废垒，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空旷凄凉景象。入关的满汉军民以后主要定居在京师和全国各主要城市，他们处在中原先进文化直接影响下，从中涌现出很多以诗文鸣世的学问世家，出现了辽东文士布满全国的局面，他们及其后裔在清代文学发展史上做出过突出的贡献。但这些人后来主要生活在关内地区，有些人甚至一生都没有到过东北，逐渐脱离了东北的现实社会和民间生活，他们在文化上的成就代表或反映不了当时东北文化的发展。在东北，清朝统治者为了达到以武力君临天下的政治目的，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东北后方根据地，充实武备和边防，逐渐实行全面的封禁政策，严格限制汉族文化在东北的传播，在满族中推行“国语骑射”的传统教育。因此，这一时期真正起到改变东北文化面貌、反映东北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代表清代前期东北文学发展主流的是流人和流人文学。

从顺治初年到乾隆前期，清朝政府将大批具有反清嫌疑的政治犯、在朋党谏争中的失败者;以及在文字狱和科场案中受到株连的各种人犯络绎发往被称为“极边苦寒之地”的东北，流放地点先是沈阳，以后逐次为开原尚阳堡、宁古塔(黑龙江省宁安)、吉林乌喇(吉林市)、黑龙江城(爱辉)和齐齐哈尔。大量的流人中有许多是罚不当罪的无辜受害者，特别是广大的劳动人民、官僚绅士和文人学者也为数不少。许多人才华素著，由于环境险恶，不少人在困顿中死去，多已湮没无闻。已知的流人文士著名的有函可、陈梦雷、陈名夏、陈之遴、孙旸、祁班孙、郝浴、李呈祥、魏琯、季开生、方拱乾、方登峰、方式济、杨越、吴兆骞等人。流人文士虽身处困厄之中，仍勤于著述，不废吟咏，他们的文化活动填补了清初东北文化的空白，使对一度中断的清初东北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大量吸收关内人才，特别是流人文士，和对中原文化的兼收并蓄成为清初东北文化的突出特点。同时流人对改变当地社会风气和文化观念、促进民间教育的发展、开发和保卫东北边疆都做出突出的贡献。这里主要介绍千山剩人函可和边塞诗人吴兆骞。

函可(1611—1660)，俗名韩宗，字祖心。 自号千山剩人，广东博罗人。他是明朝礼部尚书韩日缵之子。函可生活在明清交替、社会激烈动荡的时代，年轻时就产生了遁入空门的思想，二十九岁时出家为僧。顺治二年(1645)他因请藏经来到当时南明弘光政权的都城南京，目睹了江南人民抗清斗争的可歌可泣的一幕，撰写了一部记述南明死难诸臣的私史《再变记》，触犯了清廷忌讳，顺治五年(1648)被流放到沈阳城南的慈恩寺为僧。函可成为清初因文字触祸而被流放到东北的第一人。

函可在沈阳大阐佛法，先后在普济、广慈等七座大刹宣讲佛法，前来听他讲经的人“如河鱼怒上”。许多被谪谴的官员士大夫，最初与函可“以节义文章相慕重，后皆结为法友”。函可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成为东北地区佛教界开山祖师。宣扬佛法之外，函可主要致力于诗歌创作。同样的流放遭遇使他与广大的流人文士有了一定的共同语言，他们常常在一起相聚吟诗，互相唱和。顺治七年，在函可首倡下，他们在沈阳组织了清代东北的第一个文学团体“冰天诗社”。冰天诗社的成立，在东北地区首开风气，推动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对于清初东北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使函可本人成为辽沈诗坛的核心人物而在清初东北文化史上占有显著的位置。雪窖冰天的恶劣环境，艰苦的流放生活并没有让他感到消沉，反而促成了他诗歌创作上的收获，在《寄江南诸同社》一诗中他写道：

白日歌声满大荒，于今斯道属辽阳。

翻嫌李白归来早，不得长吟向夜郎。

函可是明朝遗民，在表面上他语不离禅，其实他是一位感情丰富、爱憎分明、具有坚定民族气节的反清志士。函可经历了明清之际天崩地裂的历史巨变，国恨家仇集于一身，这些都使他情如潮涌，悲愤交加，他用血和泪写下了许多怀念亡国故友、控拆清朝暴行的不朽诗篇，在《泪》一首中，诗人写道：

我有两行泪，十年泪不干。

洒天天闭户，洒地地骨寒。

不如洒东海，随潮到虎门。

函可的诗由他的弟子收集到《千山诗集》中的有一千五百首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描写东北自然景物、风土人情和艰苦的流放生活的。东北已成为他的第二个故乡，他对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函可晚年几乎游遍千山大小寺庙、谷壑林泉，他把千山比作是新发现的世外桃源：“故乡久已荆榛遍，谁料桃源却在秦”。函可的诗朴实无华，气势豪放，表达了诗人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处世态度和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函可死后葬在千山双峰寺。康熙中清代著名学者、《古今图书集成》编者陈梦雷游千山时特地拜谒函可的塔，把他与汉代避居辽东的管宁同视为对东北地区风俗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可见函可在东北民间和文化、宗教界影响的深远。

吴兆骞(1631—1684)，字汉槎，江苏吴江县人。他生长在世代书香门第的家庭，少年时就颇负才名。顺治十四年(1657)江南乡试中举，后因涉嫌科场作弊被革除功名，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流放期间，吴兆骞主要以就馆教书为业，亲自参加过宁古塔军民反击沙俄侵略军的战斗。他曾一度被清宁古塔将军巴海聘为幕僚和家庭教师，得以结交许多满汉高级官员，了解到许多边疆情况和战役进程。这些经历都极大地开阔了诗人的眼界，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诗人与宁古塔许多流人文士结下了患难之交，其中与方拱乾父子、钱德维、姚其章等过往甚密，读诗论史，每至夜分。康熙四年(1665)夏，他与张缙彦、姚琢之等结成“七子”诗社，每月集会三次，分题角韵，吟诗作赋，对传播中原文化、发展与繁荣宁古塔地区诗歌创作做出了贡献。康熙二十年(1681)在纳兰容若、徐乾学等人的帮助下，吴兆骞结束了二十三年的流放生活，归乡后三年病逝。

吴兆骞是清代著名的边塞诗人。他从一个生活在花红柳绿的江南的青年才子一下就沦落为戍守荒寒塞外的流犯，命运的大起大落常常使诗人触景生情，感伤不已。但诗人并没有完全沉溺于这种理想破灭之后的个人自悲自叹之中，不幸的遭际和动荡的生活并没有使他完全放下手中的笔，反倒给刻苦勤奋的吴兆骞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创作源泉，使他写出许多题材十分广泛、内容非常丰富的诗作。反映在诗歌风格上，一变往昔的婉丽华艳、踌躇满志而为悲凉苍劲，尤其到了晚年，长期的遣戍生活使诗人有机会深入地体察到边疆军民的生活疾苦，从而创作出许多具有人民性的现实主义诗篇，达到了他的诗歌艺术的巅峰，最终形成了他质朴道劲、气骨浑厚和高亢悲壮的边塞诗风格。

吴兆骞的诗收在《秋笳集》中，其中遣戍东北时的作品约占三百篇，这是诗人一生创作的精华所在。诗的内容，有考察山川地理、人文掌故的，有歌颂东北自然风光的，也有记述东北民族风情、人民生活的。其中一首描写塞外人民的狩猎生活：“锦袖臂鹰轻，分弓出柳营。飞身骄马足，仰手落��声。”写得非常生动逼真。他所写的《长白山赋》，煌煌数千言，虚握灵珠，光彩夺人，康熙皇帝阅后称赞不已，深为其气势磅礴、征引丰赡、词藻瑰丽所打动。反映清朝军民抗俄斗争的诗篇约有四五十篇，诗中充分肯定了清朝政府的正义立场，表现了诗人对抗俄斗争的积极态度和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感染力。歌颂的对象包括清朝统帅、将领、普通士兵和编入军中的迁人、文士各个阶层，其中有“共道伏波能许国，应知骠骑不为家”的抗俄名将萨布素;有“海东健儿浴铁衣，沙场几度决重围”的北方少年;还有“苍茫大碛旌旗行，属国壶浆夹马迎”的宏大场面等。

吴兆骞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宁古塔的山山水水，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旅途中最宝贵的二十三个春秋。在东北文学史上吴兆骞是一个很有影响的诗人，他的《秋笳集》是东北文学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