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文化·雅俗共赏的吴越文学艺术·婉约的江南词坛

吴越文化·雅俗共赏的吴越文学艺术·婉约的江南词坛

诗词是一对孪生姊妹。吴越诗、词皆发达。吴越历史上曾产生过无数诗人，著名的诗人有陆游、杨维桢、王世贞、钱谦益、吴伟业、龚自珍等。但就区域文化角度而言，诗的地域文化特色不如词，故本书只介绍吴越的词。

词起源于唐初的民间。它是燕乐发展的副产品。中国的音乐，先秦时代称雅乐，汉魏六朝称清乐，隋唐时称燕乐，又称唐乐。燕乐是北朝时的少数民族音乐与民间里巷小曲相融合的产物。隋唐以来，燕乐在宫廷、市井的各种宴会活动中十分流行。盛唐时期，民间的乐工伶人，为了歌唱需要，已开始以文就声，创作歌词，即曲子词。此时，也有以近体诗即唐诗入乐者。当时诗人多以自己的律诗能被传唱为荣。但整齐的五七言律诗，同参差不齐的乐曲很矛盾。虽然可通过一些变通办法，但总不能尽如人意。于是，乐工伶人和诗人们不得不寻找诗与乐的新的结合方式，“依曲拍为句”的文人词便在中、晚唐诞生了。刘禹锡《忆江南》是较早按曲拍创作的词。随着以琵琶为主的燕乐的繁荣，越来越多的文人加入到“琵琶词”的创作中去，依谱填词的方式日趋复杂和完善，词体便正式诞生了。

南唐词是词风格的转折点。中唐以后，文人写词渐多，其中以温庭筠写词最多，对后世影响也最大，被奉为“花间派”的鼻祖。五代时，南方较太平，词人乃向南方转移，以西蜀和南唐为中心，形成了两个词创作中心。西蜀词人写词多绮丽秀软，人称“花间派”。南唐词人集中在南唐首都金陵，重要作家有中主李璟、宰相冯延巳及后主李煜，其中尤以李煜成就较高，影响也较大。南唐地势不如西蜀险固，国势阽危，故南唐词总的表现出感伤基调。李煜的词，亡国前后，风格不一。亡国前，多写他对宫廷豪华生活的迷恋，实际是南朝宫体和花间派词风的继续。亡国被俘以后，思想震动很大，词的创作出现了转机，写出了《虞美人》那样的千古名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度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在我国词史上的贡献，最主要的是对词风的改革。此前词人多借妇女的不幸遭遇，无意流露或曲折表达自己的心情，而李煜则开了直抒心情的先河，使词成为多方面言怀述志的新诗体，对后来豪放派的出现有影响。此外，他善于用白描、比喻，语言也更明净、优美，接近口语，进一步摆脱了花间词人缕金刻翠的作风(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

据唐圭璋《两宋词人占籍考》，宋代有词流传、有明确籍贯可考的词人共有八百六十七人，其中浙江有二百一十六人，江苏有八十六人，分别位居第一位、第四位。江浙合起来，占全国词人的三分之一。北宋前期，著名吴越词人有张先(990—1079)，湖州人，进士，历仕都官郎中，晚年优游乡里。张先前期以小令与晏殊并称，晚年又以慢词同柳永齐名。他作词注意遣词造句，精工新巧，含蓄而有韵味。《行香子》，上写歌女之美，下写歌女之恋情，缠绵悱恻，末一句“奈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尤为人传诵，人谓“张三中”。张先听了，则不满，自称“张三影”。他本人最得意的还是描写影子和句子，如“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风絮无影”。张先把慢词语言、技巧推向到了完整，他和柳永一样，是慢词的奠基人。

北宋中期的秦观是婉约派的代表作家。秦观(1049—1100)扬州高邮人。少年时客游汴京、扬州、越州等处，和一些名妓往来较多，故思想感情受歌妓的感染。后期，屡遭当权派接二连三的打击，其词的感伤情调更浓。秦观作词，善于通过凄迷的景色、婉转的语调表达感伤的情绪，故其词尤易引起怀才不遇文士的共鸣，词的艺术成就又较高，对周邦彦、李清照等词人有很大影响。

北宋晚期的周邦彦是集大成的词人。周邦彦(1066—1121)钱塘人。徽宗时立大晟府，命周邦彦等词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周邦彦早年曾经有过和柳永类似的生活经历，词受柳永影响。但相比而言，周词的浪子气息要淡些，帮闲味浓些;内容比柳词单薄得多，而词句更工丽，音律更严格，章法的变化也多些。周邦彦是宋词发展中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他集诸婉约派词人之大全，蔚成清雅新风。这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改变了词的写法。唐五代及北宋，词人作词多重感发，周邦彦则不平铺直叙，注意画面的跳接，注意着力安排，使长调变得曲折萦回，如《夜飞鹊·别情》，短短一首词，写了三个场景，跌宕起伏，内容丰富。二是使词的风格醇厚雅俗。柳永的长调失之俚俗，欧阳修也有艳俗之作，只有周邦彦的醇厚雅致，才提高了词的品位，且能雅俗共赏，贵人、学士、市儇、妓女，都喜读周词。三是善于括前人的诗句入词，毫无痕迹，如颇负盛名的《西河》，便是从刘禹锡的《金陵五题》及古乐府、谢脁《六朝曲》等脱胎而来，浑若天成。周词当时备受推崇，成为南宋诸词人追摹的典范。周词的缺陷是过份拘谨，不敢披露自己的真性情，得过且过，缺乏伟大的人格力量。

南宋词坛的生力军是吴越词人。继周邦彦之后，吴文英是主要的后继者，深得周氏遗风。吴文英(1212?—1274?)鄞县人，布衣，有《梦窗词》四编。对吴文英的词作，历来评价不一。姜派张炎称“如七宝楼台，眩人耳目，碎折下来，不成片段”(《词源》)。近人也忽视吴梦窗词。但清周济诸人则极力抬高吴词。实际上，吴词以浓丽典雅为主，和周邦彦词风格一致，也不乏清空疏放工作。其词的思想内容，多感时伤乱，俯仰身世，对景抒怀，也多家国之思，富有时代气息。其伤离惜别，怀人念旧，也为多情种子。他是个纯文人，没有普济天下的胸襟和抱负，难以表达出崇高的意境。但吴文英词的主要贡献在于技巧，其天份不如周邦彦，但研炼之功过之。

悲怆的时局，也使江南有血气的陆游、陈亮唱出了爱国为主题的词坛强音。陆游以诗闻名，词也不错。《放翁词》一百四十余首，有许多描写军营射雕击虎、抗金复国的生活，慷慨激昂，意气风发。如《秋波婿·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晚年的《诉衷情》写到：“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陈亮“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其词豪放恣肆，《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是他的压卷之作：“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自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蒿街逢。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在整个吴越词坛的婉约、清雅风中，能出这么几个阳刚气很足的豪迈派词人，确给人以兴奋。

宋词是在浙派词人的“独抱清商、顿成凄楚”中结尾的。亡国之痛，使一批醇雅的词人，发出悲哀而压抑的凄楚之音。代表人物有周密、王沂孙、张炎等。周氏代表作是《玉漏迟·题吴梦窗霜花腴词集》，王氏有《婿妩·新月》，张氏《解连环·孤雁》有“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人称“张孤雁”。

吴越是清词的复兴基地。清词有中兴之称。清初，有浙西、阳羡两派。浙西派有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登岸、龚翔麟、朱彝尊六人，人称“浙西六家”。其中以朱彝尊为代表。朱彝尊(1629—1709)秀水人，曾辑《词综》。其词宗姜夔、张炎，多在字句声律方面下功夫，艺术成就较高。朱氏影响很大，使数十年间，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阳羡派的代表是陈维崧(1625—1682)，宜兴人。他曾和朱彝尊合刻一稿，称《朱陈村词》，故并称朱陈。陈氏作词极多，有一千八百首。其词模仿苏、辛，以豪迈著称。但似豪放有余，沉厚不足，往往剑拔弩张，缺乏含蓄。

清中叶，常州词派兴起。创始人是武进人张惠言(1761—1802)，他们提倡词的比兴意义，并以风骚喻词，尊崇词体。其弟张琦(1764—1833)与其齐名。此后，有董士锡、周济，讲求声律，光大门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