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三大民系人文风貌·广府民系文化

岭南文化·三大民系人文风貌·广府民系文化

(1) 广府民系的形成过程

广府民系是三大民系中最早形成的汉族居民体系。广府民系的方言粤语，即广州话或广东话，是岭南的古老语言，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秦统一岭南时期。当时，大批中原人或是进军岭南的官兵，或因获“罪”而被发配流放、或因避秦苛政而逃亡岭南，或因经商而定居，多聚居于以番禺(今广州)为郡治的南海郡。这首批数以十万计的中原人因此而与土著的南越民族共同生活、交往、通婚，在语言上很自然地产生互相同化的现象。据一些语言学者的研究，古南越族语言属今壮侗语系。当时的中原移民是客体居民，在语言同化过程中，按着入乡随俗的惯性。多以学习越语为主(正如现在北方大批新移民进入广东，很自然地都主动学习粤语一样);南越族人为了与文化先进的中原人交流，也多能主动吸收中原古汉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以壮侗语系的越语为主体，融汇了中原古汉语成分的粤语方言。据清道光年间阮元编的《广东通志》载，西汉惠帝(公元前194—188年)时，入仕朝廷的番禺人张买，“能为越讴，时切谏讽”。“越讴”，便是用越语唱的民间歌曲，可见当时便已有了岭南的一种方言越(粤)语。东汉人扬雄编著的《方言》，收入了至今广州话仍然在用的“睇”(看)字，并注释说：“眄，楚南之外曰睇。”这些历史的零碎资料，虽难以确定粤语起于何时，但在2000多年前粤语已基本定型，当是没有疑问的。

番禺是古岭南最早出现的集市，也是广府民系最早的发祥地和中心点。从公元前约887年(周夷王八年)，楚国君熊渠在这里建筑一座小城，名之为“楚庭”起，至今已经历了2880多年的历史。秦统一岭南后，设番禺县，是南海郡治所在地。从此番禺便成为岭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赵佗建立南越王国，番禺为王城。中原历次大移民多向番禺汇集。自汉以后，番禺一直是海外贸易的主要口岸。诸多因素使番禺话成为粤语的标准语言。公元264年(三国时吴景帝永安七年)，岭南被分设交、广两个州。广州州治设于番禺，从此，番禺改称广州。在历代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广州一直是岭南地区或广东的首府，因而又往往俗称为广府。广府民系即因此而得名。但广府民系是形成于前，命名则是近现代的事。参照有关史料提供的零碎资料，我们认为广府民系大致在两晋南朝时期便已基本形成。

广府民系是岭南三大民系中分布地区最广、人口最多、最具岭南文化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民系。

粤语即粤方言(又名广东话、广府话、广州话、白话)是广府民系的主要方言标志，以广州话为代表，通行于广东、广西的广大地区。使用人口约四千万。纯粹讲粤语的县市，仅在广东便有47个，占全省面积三分一以上;部分地区讲粤语的县市有16个。广西壮族自治区靠近广东一带还有23个县市讲粤语的地区。在广大粤语方言地区，地形复杂，既有珠江三角洲平原水网地带，又有高低起伏的丘陵台地;既有沿海大小城镇岛屿，又有山区僻壤：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素质参差不齐。但在总体上，广府民系却是岭南三大民系中经济最发达、社会最富庶、历史最悠久、文化成果最丰硕的一个民系，因此广府话在岭南具有优越的权威性。其余两个民系的人民，为了与广府地区进行商贸、文化等交流，便都尽力学讲粤语，使粤语长期以来，几乎成了岭南地区的“普通话”，因此，能讲粤语的人数可能达到五千万之多。

(2) 最具广府民系文化特色的珠江三角洲

在远古时代，珠江三角洲是一个岛屿众多的古海湾。西、北、东三面为右兜山、罗浮山，鼎湖山等断续的山地丘陵和偶尔突出的山峰所环绕。由于生态环境优越、森林茂密、植被深厚，西、北、东三江的含泥沙量少，因此在唐代以前的漫长岁月中，珠江三角洲平原成型极其缓慢。位于现在南海市的著名的岭南名胜西樵山，仍然是大海中的岛屿。唐至五代三百多年间，人口聚增，内地开发面积迅速扩大，珠江三角洲众多小岛居民日众，西、北、东三江倾泻于出海口的沙泥量骤增，沿海滩涂面积日积月累，渐成未被开发的肥沃冲积平原。两宋以后，珠江三角洲已成为各地移民理想的未被开垦的处女地。掌握了先进农耕技术而又勤劳的中原、江南移民，纷纷聚汇于这块肥美的荒芜之地，开垦出块块良田。外来移民还修筑海堤，以防潮水;同时开挖疏通了大小河溪，引入淡水，冲洗滩涂盐碱，将更多不宜于水稻及经济作物生长的盐碱沼泽，改造成肥沃的良田，使耕地日增，产量益丰。一个岭南大型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基地，在两宋时便已初具规模。据清康熙年间修撰的《广东通志》及《珠玑苍民族南迁记》等著述提供的有关资料，两宋时，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已有显著成果。番禺东南部(今番禺市)迁户云集。其中沙湾李氏，落藉仅两代，便成为“居族最钜，灯火万余家”的大型村庄。北宋时还是下等县的新会，到南宋时，便成了“海有膏田沃壤，仓廪舟楫多取给”的富县。到了明代，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水网纵横，良田遍布，成为岭南最著名的鱼米之乡，首富之地。

典型的珠江三角洲地貌，南起珠江出海口至狮子洋，北达粤中边缘的英德县，东边与惠阳接壤，西至三水，包括现今的珠海、中山、新会、江门、佛山、顺德、南海、番禺、东莞、深圳等著名城市在内，总面积约为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的水网平原。其中的核心地带新会、中山、顺德、南海、番禺、东莞，自两宋以来，已显示出了农业、手工业发展的无限优势和潜力。从总体上说，珠江三角洲地处亚热带边缘，严冬无雪，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加上河流众多，水利、航运条件优越，拥有无数大小岛屿，沿海良港处处，不仅有着天然的渔盐之利，而且是对外贸易的最大集散地，可称得上是岭南地区的一个巨大的聚宝盆。

珠江三角洲自宋元的有效开发，至明代中叶，终于创造了富于商品性的自成体系的农业、手工业。其中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是当时南海、顺德、番禺三县的“桑基鱼塘”。初到珠江三角洲的移民，不少是江南沿海地区的农民，他们积累了丰富的沿海地区农业生产的经验。面对广漠无际的珠江水系冲积沙坦和盐碱浓重的滩涂沼泽，农民们创造了筑堤防海潮盐碱的围海造田的对策;同时引大河淡水，修建大量水塘和以四通八达的小型运河为主体的水利工程，以淡水冲洗盐碱地，灌溉农田;这样汛期可以防涝、遇旱可以有充足水源供农作物之需，有较强的抗御水旱自然灾害的能力，从而基本上做到旱涝保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多种经营、多种层次的农业生产体系：水塘养鱼，成了鱼获丰富的鱼塘;塘基(堤围)上种桑、育蔗、植果木;而有桑，便可发展养蚕业;蚕粪、蚕蛹又可作鱼饲料。农业的发展为手工业生产创造了条件。蚕茧为缫丝业的兴旺发达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为富余的女性劳动力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就业机会;塘基上种甘蔗，用塘坭作肥料，甘蔗长得粗壮茂盛，含糖量高，从而使制糖业得以兴旺;榨糖后的蔗渣，不仅为缺柴少草的珠江三角洲平原地区农民提供了生活燃料，烧完的灰烬还是理想的天然庄稼肥料;大量的蔗渣还可作为造纸的原料;另外，塘基上种植各种岭南佳果，正好为国内外商贸发达的广州大港提供了充足的水果货源。这一切，就是统称为“桑基鱼塘”的“桑基鱼塘”、“蔗基鱼塘”、“果基鱼塘”的珠江三角洲塘、基互养的农业良性效应体系。

多层次的农业经济体系，不仅限于农业生产的良性效应，更重要的是它的突破自然经济的双刃剑效应：一是使依附于农民家庭的手工业得以脱离小农经济的羁绊，发展成独立的城镇手工业，从而孕育了城镇形态的不断成熟和数量的不断增加。如明代初期便已颇有名气的佛山、江门、石龙等城镇，便是因手工业的兴旺而从农村集市发展而形成的。二是农产品已不再仅仅是自给自足的维持基本生存的物质。由于产品的收获已大大超越了自给自足这种有限的需要，自然而然即转化为商品。广州这一世界贸易大港，又为农业商品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市场。珠江三角洲的农业产品，或如粮食作物、食用经济作物等，直接转化为商品;或如养蚕、糖蔗、蒲葵等，通过手工业的环节，间接转化为商品。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传统的小农价值观念也因此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渗入了不少商品市场价值观念。因此，到明代中后期，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已具有明显的商品化倾向，开始突破了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模式，朝向农业生产商品化的方向发展。这是岭南小农自然经济结构中最活跃、最具商品性和反传统精神的地区，也是广府民系人文精神最富开拓性和开放性、反传统性、创造性的精华所在。

(3) 岭南文化的中心和象征——广州

广州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又是一个自秦汉以来便享有盛誉的世界性贸易大港和经济中心。广州日益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和我国的对外贸易大港，代表着岭南文化的成形、发展、成熟和基本走向;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和象征。回溯广州的历史，可更充分地了解广府民系和整个岭南文化的风貌与特征。

广州别名五羊城、仙城、简称羊城、穗城，这都是源于一个美丽的神话。据说，远在公元前10世纪，广州只是珠江漏斗湾内的一个小渔村，人们仍然过着捕捞渔猎的原始生活。一天有五位穿着不同彩色衣服的仙人，各骑着五色羊从天而降。五只羊口中都衔着一茎六穗的稻棵。五位仙人将稻棵赐给当地人，并祝福说：愿这里的人民永无饥荒的灾难。之后，仙人腾空而去，留下的五只羊化为石羊。这一美丽的传说，反映了古代广州地区人民从渔猎捞捕转向农耕的生产生活过程。约公元前887年(西周夷王八年)，楚国国君熊渠曾一度经略岭南，在这里筑了一座简陋的小城，命名为“楚庭”。因此，广州又有了“楚庭”的古名。约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于越(春秋时期越国的主要居民)人公师隅在楚灭越后，逃亡到广州任广州地区一南越小国的相，筑了一座比楚庭规模较大的南武城。公元前214年，秦任嚣任南海郡尉，在当地番山与禺山之间(即今广州市中山四路及仓边路至越秀山脚)筑城，以番、禺二山之名而合称番禺。公元前204年，赵佗建南越王国，将番禺城扩大，城周十里，颇具规模。《汉书·地理志》便说：番禺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集而成市。中原商贾有到番禺经商的，往往由此而富。番禺，是一座有名的都会。从最初的小城楚庭为起点，广州的历史，至今已有近两千八百年。

三国吴孙权于公元210年派步骘为交州刺史。步骘大力经略番禺，将交州州治从广信(今广东省封开江口，当时属今广西梧州市)迁至番禺。公元226年(吴孙权黄初五年)将交州一分为二，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为广州辖治，州治在番禺，从此，番禺又称广州，沿用至今亦已有一千七百多年。

两汉至六朝，广州的商业，尤其是海外贸易，已颇为活跃。广州的对外贸易交往，已从东南亚扩展至印度、斯里兰卡和阿拉伯半岛。唐代时广州更进一步成为全国主要进出口口岸和世界著名的贸易港口城市。今黄埔至庙头一带是海外商船停泊的天然外港;城内珠江白鹅潭，则是中外商船停泊交易的深水内港，繁华热闹，称一时之盛。

唐王朝在广州设置了外贸管理官员市舶使又称监舶使或押蕃舶使。这是我国最早的外贸官员。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在广州。从广州出海，经北部湾，印度支那半岛，印度洋，至非洲东海岸，航期约三个月。对外贸易的繁盛，使到广州经商的外国人日益增多，总人数超过十万，大多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到唐代末年更增加至数十万之多。据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学者专家考证，唐代广州港最繁盛时，有八十万人进出和参与贸易活动，有不少人还定居于广州，称为住唐蕃人。广州的政府官员还划出城西(今光塔路)一带，以河为界，专给住唐蕃人居住，称为“番坊”。蕃坊商人及居民，全是外国人，可以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由外国人推举出领袖人选，再由唐朝政府正式委任为“番长”或“番酋”，专责处理住唐蕃人的一般事务和治安。住唐蕃人还可以与当地唐人通婚，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不少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便在“番坊”与唐人结婚生子;有少数参加科举考试而有幸榜上有名的，更成了唐王朝的官员。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在广州与当地居民友好相处，互相融合，后来很多人逐渐成为广州汉人。现今广州光塔路一带的居民中，还有阿拉伯人的后裔。这对广州及广府民系的多元文化构成，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两宋时期的广州城经多次大规模扩建，城的规模和面积超过唐代四倍，市容也相当宏伟。北宋神宗时岭南经略使程师孟在一首诗中作了具体真实的描绘：“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其中以西城商业区最为繁华兴旺，原唐代的“蕃坊”，已发展为蕃汉杂处、居有数万户人家的闹市，不少富商巨贾在这里建起豪华大宅，极尽奢华富丽。如一来自占城(在今越南中部)的蒲姓贵族，其住宅高达33米，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称一时之冠。

唐代海外商船每年到达广州的，已达四千多艘，至两宋时期更盛。由于造船和航海技术(所发明的指南针已普遍用于远洋航海)都有较大进步，使出口远洋贸易更为突出。当时广州已能造出可载千人，积粮数年的“木兰舟”，舟上配备有当时最先进的导航仪器指南针(罗盘)，往来于南洋群岛，阿拉伯，远至东非海岸，已不再是那么困难了。因此“转易货物，远贾辐凑，故号最盛”(宋代朱彧《萍洲可谈》)。不少外国商人更以广州为中转港，货船到广州后，或经海路北上中原，或经珠江、北江、过大庾岭，经江西南昌进入长江、古运河，直达江南商业重镇扬州。广州作为全国对外经贸文化交流的南大门和窗口的地位，由此而更为突出和重要。

明朝嘉靖四十二年(1563)，广州城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扩建，使城址东起今越秀路，西到今人民路，南达当时濒临珠江的今万福路、太康路、一德路一线，北跨越秀山。建于洪武十三年(1380)，至今仍屹立于越秀山上的镇海楼，成了广州城内最高的巍峨景观。至此，广州城的规模最后定型。清代二百多年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广州城的面积和规模始终保持原状，只是繁华市区逐渐移至十三行(今人民南路东堤)及西关(城西南)一带，当时的一首“竹枝词”，颇生动地唱出当时盛况：“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两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明代的闭关锁国和清初的“清海”措施，使沿海多处在唐宋以来外贸活跃的口岸均遭关闭，后虽有重新开放的，也因此而一蹶不振，唯有广州始终被保留为封建王朝对外贸易的口岸。因此，在鸦片战争前，广州便成为全国唯一的外贸大港，独得海外尤其是日渐兴起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风气之先，因此，广州也一直是明清时期最早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城市。鸦片战争以后，广州作为全国第一大港和商业城市的地位，虽为上海所取代，但是作为外贸港口和商业城市的地位并没有改变;由于中国社会迅速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因而使广州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带有早期殖民地文化的鲜明印痕。广州已不再仅仅是珠江三角洲小农经济生产者交换剩余产品的大“市集”，也不仅仅是有较多服务性质、以消费为主的商业贸易口岸。广州作为各国殖民主义者运用各种手段入侵中国首当其冲的南海之滨名城，也进而向现代商业中心转化，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华南商业中外交换的中心、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中国最早的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当时一份外国人办的《中国丛报》曾报导说：“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聚会于广州。中国各地物产都运来此地，各国的商贾货栈在此经营着很赚钱的买卖。东京、交趾支那、柬埔寨、缅甸、马六甲或马来半岛、东印度群岛、印度各口岸、欧洲各国、南北美洲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的商货，也都荟萃到此城。”

19世纪后期，从清末至抗日战争前夕，广州的商贸经济地位在世界上仍极为显要。带有殖民地色彩的资本主义经济，如仓储业、批发业、各种买办经营的经纪商行、洋行、货栈、数量不断增加，以外国银行业为主、兼有民族资本的银行及金融机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迅速崛起，取代了传统的钱庄汇局。事实上，最早的一所银行英国丽如银行上海分行广州支行。在1847年便已是广州第一间的外资银行。而中国人办的广州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却迟至1937年才开设。这种现象固然反映了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命脉的金融业，通过各国殖民主义者代理人设立的外资银行，牢固地掌握在外国殖民者手中的事实，同时也从中透露广州民族资产阶级全力抗争，以期脱颖而出的曙光。

广州又是一座具有鲜明反帝反封建斗争倾向的革命名城。反帝序幕战鸦片战争，广州是主脑和指挥中心;围绕着反抗英、法殖民主义军队进城的斗争中，广州人民表现出无比的坚强和勇毅;震撼中外的三元里抗英人民战争，使武装到牙齿的英国殖民军闻风丧胆;广州曾在一代伟人孙中山组织的多次武装起义中作出重要的贡献;在北伐战争中，广州是革命的大本营;大革命失败后的广州起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写下了名垂千古的光辉篇章。

广州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大潮中，从沉睡中猛醒，成了出色的弄潮儿，令世人刮目相看，在整个过程中，始终成为广东经济腾飞的生气勃勃的龙头。

从古到今，广州综合融汇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海洋的诸多因素，集中表现了多元的、开放的、重商的、务实的、勇于开拓创新的广府民系文化的中心和主导地位。推而广之，整个岭南文化的特征和成果，就在于以广州为主轴，以珠江三角洲为辐辏的文化巨轮，在整个岭南大地，由南而北，由中而及东西两翼不停顿地滚动的结果。广州，作为岭南文化的中心和象征，当之无愧。

(4) 广府民系的文化优势与局限

现代商品价值观，造就了广府民系人民的文化心态和性格，并以显著的特点而区别于其他民系。

广府民系是三大民系中最具开放性的。人们富于冒险开拓和创新精神，易于接受外来的新事物，往往把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融合，消化、吸收外来文化;对外有较强的同化力，对内又有一定的凝聚力。这既是传统封建文化价值观和精神力量的优势使然，又是本土文化惯性力量和外来文化不断影响的结果。

这种文化心态和性格特征，可谓无处不在，成为广府人代代相传的文化气质和人文风貌，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是对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毫无顾忌的、大胆的任意接纳、吸收、模仿、学习，进而创新。以饮食为例，广州是最先开创中西美点、西餐厅、咖啡馆的商业城市。在传统美食已臻完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州人会以一种泰然、潇洒的神态，去品尝西菜、西点和咖啡、“荷兰水”(汽水)等新奇的西方饮食，但却始终只是当作一种偶然的消遣和自我身价的标榜，以证实自己的开通、时髦和适应能力。这些吃蛇的古南越族与汉族混合的后裔，始终没有丝毫的西化迹象，始终恪守祖先遗训，却从不害怕在吃的方面寻求新奇的刺激和享受。在娱乐方面，西方的夜总会，歌厅舞榭，广府人也都乐于尝试和投入，但人们仍然对自己的粤剧和广东音乐一往情深。在作为人生大事的婚礼仪式方面，广府的新郎、新娘可以穿西式礼服，用花车接送新娘，以在豪华酒楼摆设婚宴为时髦与排场，但整个结婚过程，仍然一丝不苟地按传统的规矩办。至于在语言上的保守，广府人坚持讲粤语，不愿甚至不屑于学讲普通话，却乐于吸收某些外来语的词语以充实自己的母语，并且能神奇地将之化为粤语的常用口语。在广府，即使是目不识丁的老妇，也会把“球”说成“波”(ball)，把“衬衣”说成“恤(shirt)衫”，把“小费”说成“贴士”(tips)，把小型出租汽车说成“的士”(Taxi)，把“发酵粉”说成“泡打粉”(powder)。但绝大多数广府人在说着这些经过改造的不伦不类的词语的时候，并不以为自己是在说英语，而认为自己说的是地道的“广州话”。

拼搏精神，使广府人敢于作种种新的探索和尝试。自古以来对海洋的大胆探索开拓了海外贸易和对外文化交往，对外进行贸易的拼搏精神和对待外来文化的大胆接纳和尝试，使广府人增广了见识，拓宽了视野，开阔了思路，培育了商品意识和价值观念，从而创造了珠江三角洲的多元农业商品经济，也赋予广府人热情开朗、旷达乐观、精明能干、善于计算、颇具经济头脑的性格气质。早在清朝中期，以广府人为主干的“广东帮商人”就已在全国商界享有重要地位。

广府人由于最早受到海外，尤其是近代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影响，再加上强悍的民性和冒险、开拓的气质，反抗性和斗争性特别强烈。岭南古南越族先民，本来就有敢于反抗斗争的传统，因而导致屠睢率领的南征大军全军覆灭。随后，在南宋灭亡的最后日子里，在南明永历政权的无望挣扎中，广府人都表现了不畏强暴、不计成败，誓死抗争的英雄气慨。到了近代，广府人在林则徐的领导下，浴血奋战，保卫家园，痛击英帝国殖民军的大无畏精神，至今仍激励着中华民族的子孙。三元里抗英斗争，乡民们在清政府软弱投降政策的高压下，仍然不顾一切地自己组织起来，以锄头镰刀和大刀长矛，大败拥有先进枪炮的英国侵略军。这正是广府人最可宝贵的性格特征。

这种性格特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更可爆发出敢于反抗传统，否定现存制度，勇于革新的革命烈火。在中国近代史上，广府人精英继出，首举叛旗，义无反顾，从容赴义，为推翻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太平天国的领袖是广东花县人洪秀全;我国第一个胸怀大志，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之路的留学生，是1854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香山(今珠海市)人容闳。我国第一位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企业家、革新家，是今中山市人郑观应;他和稍后的今南海市人何启、三水县人何礼恒等，是最早一批提出反对封建帝制，实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主张发展民办工商业，反对科举，提倡西学，强调造就人才，富国强兵的革新者。轰动世界的“公车上书”和实行资产阶级维新改良的发起人和领导者，是今南海市人康有为，以及他的学生，今新会市人梁启超等。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屡败屡战，不屈不挠，执着顽强，最终推翻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一代伟人，是今中山市人孙中山。

当然，由于自身种种优越条件而造就的文化优势，与传统中各种文化落后因素和外来的文化糟粕共同产生的负面效应，广府人又具有明显的弱点和局限。

古越族尚鬼敬神的遗风，与现代商品意识相结合而形成的投机性和市侩性，使广府人有着浓厚的宿命观和迷信风气，这一点比客家人、福佬人更为突出。广府人敬神事鬼的历史，延续甚久。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广府人走到哪里，便把迷信风气带到哪里，而且表现得认真和虔诚。30年代，鲁迅曾有一文论及广东人的迷信，不妨摘录如下：

广东人的迷信似乎确也很不小，走过上海五方杂处的衖堂，只要看毕毕剥剥在那里放鞭炮的，大门外的地上点着香烛的，十之九总是广东人，……然而广东人的迷信却迷信得认真，有魄力……。

广州人的迷信，是不足取的，但那认真，是可以取法，值得佩服的。

——《花边文学·〈如此广州〉读后感》

鲁迅说得实在太好了。广府人凡事认真，即使是迷信也不例外，而且显出排场宏伟的气魄。在珠江三角洲，向有“顺德祠堂南海庙”的俗谚。屈大均《广东新语·宫语》也说到广州大小祖宗都有祠堂，而且宏伟壮丽。千人之族，所建祠堂竟多达数十座;小姓单家，族人数不满百者，也建有祠堂数座。每逢祭祀，祭品丰富、场面热闹，如逢盛典大节。自然，这一切迷信习俗，全都蕴含着极其明显的功利主义的文化内涵，是广府人重商、务实的文化性格扭曲变形的表现。

广府人虽说有容纳百川的广阔胸怀，但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原因以及受海洋文化的薰陶，又具有强烈的对外省甚至是本省不同民系人民的排斥性，以及狭隘、自大、自满自足的优越感等复杂而不可取的心理。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广府人与本地其他民系人民及与全国各地人民的正常交往、相互理解和合作。在改革开放初期，当广东经济迅速腾飞之际，竟受到了兄弟省市的种种误解、指责、甚至抵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上面所说的这种长期的隔阂所产生的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