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云文化·史学·明代云南史学的发展

滇云文化·史学·明代云南史学的发展

(1) 明代云南地方志的修纂与明初省志

自从云南设立省后，儒学文化在云南得到广泛传播，云南文化和史学进入了一个与中原内地同步发展的新阶段。明清时期，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兴修地方志的高潮，云南地方志的编修也进入了全盛时期。终有明一代，云南先后九次修纂云南省志。并开始了府州县志的修纂，使得地方志的编纂更为普及。虽然今存明代志书不到十种，但有目可查的志书有七八十种，其中府州县志也达五六十种，这是明代云南史学发展的新气象。

明太祖洪武年间，云南曾两度纂修省志。洪武十四年，在云南第一次修纂省志。洪武后期，初修《云南志》已不传，其后又再次修纂。洪武二十九年(1396)西平侯沐春上奏命王景常等再修省志。大约在建文二年(1400)，洪武再修《云南志》成书，锓刻于次年。洪武修纂的两本《云南志》早已无传本。解放后，赵万里编《云南志》辑本，多从《永乐大典》中抄出，则为洪武《云南志》。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十卷，陈文等修纂。书成于景泰五年(1454)左右。前六卷为《地理志》，后四卷为《艺文志》。地理分府州，立建置沿革及事要二项。事要又分郡名、至到、风俗、形势、公廨、学校、井泉、堂亭、楼台、寺观祠庙、古迹、墓葬、桥梁、馆驿、名宦、人物、科甲、题咏等二十一门。事要所载文字简略，大都录自前人志书，并非当时采访。此书虽简略，却是现存志书比较完备的，颇具参考价值。

弘治《云南总志》，卷数不详。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详于诗文而略于事实，为补其不足，并续记后来的事迹和人物，弘治十六年(1503)云南巡抚陈金以为省志“关制度，寓劝惩，不可不修”，倡议再修云南省志，委派按察司副使提督学校彭纲主其事。此书为补景泰《云南图经志书》略于事要而作，故体例、内容多涉及当时云南制度沿革、事迹人物、学校科举等全面情况，“展卷一阅，则一方之事，古今之迹，灿然存目”(彭纲《云南总志序》)。此书成书后未行锓版，仅有抄本流传。

正德《云南志》四十四卷，周季凤编纂。周季凤，字公议，江西宁州人士。该书是在《弘治云南总志》的基础上，重加编次，略有增损。书成后，刻于正德以后。

(2) 李元阳对云南史学的贡献

李元阳(1497—1580)，字仁甫，别号中溪，大理人，嘉靖时进士，博学多才，著有《心性图说》《李中溪全集》，编方志有《大理府志》和《万历云南通志》。他的万历《云南通志》在明代省志中属于较好的一部，无论是在体例上还是史学思想观点上都有创新。

第一，万历《云南通志》不仅取材精审，考究翔实，而且在体例上有所突破。万历《云南通志》十七卷，分为地理、建置、赋役、兵食、学校、科目、官师、人物、祠祀、寺观、艺文、羁縻、杂志，共十二类。在类例上虽然较之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二十一门、彭纲的《云南总志》二十九门都大大减少，但是却新辟兵食志一门，所创兵食类专用于记载明代卫所、军实、屯征等，把明代云南的卫所屯田制度和经济状况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专门记载，真实反映明代云南社会经济情况，为今天研究云南经济史，尤其是明代云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第二，在史学观上，李元阳在万历《云南通志》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天下一统”整体观。他纂修《云南通志》，虽然是写一方之史，志一地之事，但其基本的指导思想则是国家统一的整体观念，始终把云南作为中国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记载。他在《云南通志》序言中说：“云南在汉，文献之所渐被，声教之所周流，其来久矣。”开宗明义地强调了云南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汉代在云南设立郡县以来，不仅政治上确立了中原王朝对云南的统治，而且中原文化已深入云南;不仅云南版图与汉王朝融为一体，而且汉代在云南“授经教学”，使云南的思想文化也成为汉文化的一部分。从而认为“今之云南，即汉唐之云南也;云南之郡县，即天下之郡县”(李元阳《云南通志序》)。对于南诏脱离唐朝建立独立政权的史事，他如实记载，但也指出：“不观土壤分裂之乱，何以知大一统之治。”(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六《羁縻》)正视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是为了不再蹈前代“边吏无良，群夷忿怨”，以至形成“割据之祸”的覆辙(万历《云南通志序》)。故其特别重视边疆问题，处理好民族关系。

第三，万历《云南通志》中，作者以“华夷无间”、“华夷一家”进步的民族观来客观记载云南多民族的历史事实。以尊重和平等的态度，记云南当地民族：“其俗虽陋，如道不拾遗，外户不闭，归敬其夫，妻妾不相妒，尊其长上，虽暗室闻传必跪，织者下机，业者停手，盖有古封建之遗风焉。”(万历《云南通志》卷一《地理》)对少数民族朴实无华的民风大加赞赏;对汉武帝在云南设置郡县，实行“汉夷无间”的政策多加褒扬;对明王朝“施三皇五帝之教化”，“华夷不辩”，“亲如一家”的措施，取得的“不三四年，云南衣冠文物济济乎与中士相埒”(同上)的成就详加记载，充分肯定。

第四，对云南这样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李元阳认为处理好民族关系，稳定边疆，巩固统一至关重要。其良策就是实行“爱民抚夷”的羁縻之制。他认为“羁縻之制”的要义是“顺夷情，酌时宜”，“以土官治土民”，“酋长安其土，郡县治其人”，并逐渐推行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最终达到云南与内地“道德同则文轨一”。以达到“酋长安其位，夷民保其生”，使得政治安定，边疆巩固，思想一致，文化一体，国家一统。对自汉代以来中央王朝在云南实行羁縻制度的功绩，给予了客观的记载和肯定。

(3) 谢肇淛《滇略》与刘文征《滇志》

《滇略》十卷，谢肇淛编纂。谢肇淛，字在杭，福建长乐人，万历年间任云南参政。《滇略》类列以略为名，分为十略：即《版略》记疆土，《胜略》记山川，《产略》记物产，《俗略》记民风，《绩略》记名宦，《献略》记乡贤名士。《事略》记故实事迹，《文略》记艺文，《夷略》记各民族情况，《杂略》记琐闻轶事。《四库全书提要》称之“是书引据有征，叙述有法，较诸家地志，体例特为雅洁。”《滇略》成书后于天启年间刻于大理。

天启《滇志》三十三卷，刘文征撰。是书无序无跋，不详其编撰经过。从其《凡例》可知，刘文征编撰此书是据李元阳、包见捷二本郡邑志另加上自己的见解编成，分为十四类。此书为明代最后修纂的一部云南省志。其体例大都沿旧志，又补万历初年以后五十年间事;类列上还新编了佚文旧志所未设的类目，如旅途、土司官氏等，颇得其要。就纂录的资料而言，天启《滇志》可说是明代云南志书中最完备的一部。

(4) 《木氏宦谱》《泐史》《安氏世纪》《西南彝志》

这几部书是明代少数民族历史文献，代表了明代云南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成就。

《木氏宦谱》，不分卷，明人木公修。此书全名为《玉龙山灵脚阳伯那木氏贤子孙大族宦谱》，即丽江土官木氏家乘，其中保存自元代至清初云南西部大片地区的史迹。元明以来，云南土官、土司之家，多数都有谱牒纪录家世，但最详细的就是这本《木氏宦谱》。此书首录《东巴经》，是纳西语，记载天地万物始生始化开始，接下去记述其始祖叶古年的事迹及以下各代，历秦汉唐宋，所记史事较为简略;从至元初木氏成为滇西著名的土司后的各代，记载十分详细，有年月、职名、官诰等，与史书大都相符，却比史书更真实，更细致，直至清代雍正元年改土归流后，《木氏宦谱》就此结束。《木氏宦谱》是滇西北重要的地方史料和纳西文化的重要典籍。

《泐史》三卷，原名《勐泐古事》或《西双版纳古事》，是西双版纳地区的一部古代史书，原本为傣文，被当地人尊为国史，仅宣慰司署存有一部善本，此外各猛土司及重要人物家也有收藏，但多保密，不肯轻易示人。后李拂一从勐海土把总刀宗汉处得到中、下两卷，于孟艮又得上卷，参考别本，于1945年由李拂一译成汉文。所记述的年代是自傣历五四二年庚子(宋淳熙七年，1180年)至傣历一二二六年(清同治三年，1864年)，共为六百八十四年。据方国瑜先生考查，傣族文字的创始年代约在明初，因而是书的创作年代当是在傣族文字创始之后的明代和清初写成。书中的内容涉及了傣族社会生活和土地占有形态的各个方面，是研究傣族社会历史不可多得的重要材料。

《安氏世纪》原题《帝王世纪》，一名《人类历史》，为《爨文丛刊》之一种，贵州大定东瓜林乡罗文笔由老彝文中译出。《安氏世纪》是水西彝族安氏宗谱，从始祖希母遮直至译者之时，共计一百二十代人。涉及了滇、黔、川的彝族的历史情况，集中反映了贵州水西安氏的世系。此书详载世系和若干地名，于史事则甚略。是一部彝族语言史料的代表作。

《西南夷志》为贵州毕节专署彝文翻译组罗国义等于建国后从彝文书转译。据译文本的叙略称：这部书的成书年代不详，只从书中记载的一些事作推测，可能是清朝改土归流之前。这部书是热卧土目的一位幕施，搜集了很多不成文的短篇书籍，加工整理，成为这部彝文的书。本书内容有上古混沌时的万物出现及其发展;人类的起源与发展;土族各部落与其他族的分布;各部落的谱系与风俗习惯等。全书有三十七万余字，四百多个标题，是一部记载彝族历史较为全面的彝文史书。

综上所述，明代云南史学发展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明代云南史学较之前代发展加快，进入了与中国内地同步发展的新阶段。这与明代云南文化发展步伐加快是符合的。特别反映在明代云南地方志的编纂，不仅连修九次省志，而且各府州县志也开始了大规模的修纂。因为明代云南实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封建王朝的统治权力在绝大部分地区深入基层，封建的教育制度随之推行。地方上知识分子逐渐增多，内地汉族知识分子移民或到云南为官等，云南各地遍布文人学士，为地方志的普及和编纂创造了条件。第二，云南史学传统的同根整体意识、大一统观念和民族平等思想得到了发扬光大。这些较先进的史学观成为以李元阳为代表的云南史学家在编纂云南地方志中的主导思想。同时明代汉族移民大量进入云南，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朝夕相处，世代和睦，共同发展，这些都成为影响云南史学思想的重要方面。第三，民族史学也有长足进步。明代云南出现了以宗谱形式为主，用民族语言写成的纪录少数民族发展历史的史书，这些史书虽记载不同民族的发展进程，但也较多地反映中央王朝对各民族发展的影响，体现了云南史学上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