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文化·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不平衡发展·汉唐时期的农业经济区

燕赵文化·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不平衡发展·汉唐时期的农业经济区

在战国以后，经汉唐至宋明，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的特征不但没有消失，而且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不断地得到了强化。然而，燕赵区域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也正是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特征不断强化、贯穿始终的最主要原因。

历史上许多地方文化的出现都是阶段性的，或者出现较早，到后来则基本转变以至中断;或者出现较晚，在历史上没有渊源可寻。比如徽州的徽商文化和家族制度是到明清才凸显出来的，在此以前这里是不发达地区，默默无闻，不见经传，难以稽考追述。江南的吴越自春秋到三国本具有鲜明的尚武精神，经东晋南朝至南宋的变革则一改尚武为崇文，文教大兴，而以往的尚武精神却没有保持下来。燕赵文化不是这样，它是贯穿如一的。

文化是社会政治、经济的表象，政治、经济是文化的深层内涵。在有些地区，其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是同步的，三者平衡发展，政治、经济发展到顶峰，文化也同时发展到顶峰。政治、经济开始衰落，文化也开始衰落。燕赵文化不是这样。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的文化特征形成和成熟于战国时期，这一地区的农业经济却在汉末三国时期趋向发达，到隋唐时期达到顶峰，成为全国基本农业经济区的一部分，而它的政治以及军事则是在两汉时期开始发达，到北朝时期达到顶峰，出现了作用独特的北方门阀士族。宋元明清时期，燕赵区域在政治上处于一种非常特殊的环境下，既受到了中央政权的保护，也受到了超稳定的中央集权的重压，在经济上也以消极的影响为多，但是在文化上，其慷慨悲歌的文化特征却得以一直保留下来，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大体上说，燕赵区域的文化特征是在战国时期确立的，而其政治上的成熟则要迟至六百年以后，其农业经济更要迟至一千年以后才充分展开。

在农业经济方面，古代北方的农业由比较粗放的经营转为比较集约的经营是在战国秦汉时期。在这时期，铁制农具、牛耕和人工水利灌溉等新的技术因素都已介入进来，农田的开发已由过去遍布各地的分散的点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统一的农业基本经济区。冀朝鼎在其1936年的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解释农业基本经济区的含义是：不仅农业生产较其他地区优越得多，呈现出高度的自给自足，而且还处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直接控制下，是国家政治的强有力支柱，以致不管是哪一个政治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和统一全中国。战国秦汉时期，农业基本经济区的范围包括陕西的关中、山西的汾水下游、黄河以北的河内以及河南和山东的大部分地区，大体上是由关中、中原、齐鲁这三大区连成一片而构成的。燕赵区域的大部分地区都不在农业基本经济区之内，整个河北平原只有河内这一小块地方处在基本经济区的边缘上。根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战国秦汉时期燕赵区域比较发达的地方，仍集中在以经济都会为中心的若干个点上。这些经济都会是燕、涿、沙丘、中山、邯郸、卫、温和轵。燕即蓟，涿在今河北涿州，沙丘在今河北广宗，中山在今河北定县。卫即周初康叔所建国，曾建都朝歌(今河南淇县)、楚丘(今河南滑县)、帝丘(今河南濮阳)和野王(今河南沁阳)，此处指野王。温在今河南温县，轵在今河南济源。野王、温、轵三地即当时所称的河内地区。这些经济都会除沙丘的位置比较靠东以外，基本上是沿着太行山的东麓南北排成一线，北端偏向东延伸到燕山南麓，南端偏向西延伸到太行山、王屋山南麓。而且，《史记·货殖列传》只提到燕地出产鱼盐，没有提到燕赵区域的粮食作物，而在其他地区，却有许多诸如关中膏壤沃野千里、好稼穑、殖五谷，齐国膏壤千里、宜桑麻，鲁国颇有桑麻之业，梁宋好稼穑的记载。

到了东汉时期，河北平原的农业经济虽有所发展，但仍不能估计过高。就郡国的行政设置来看，平原的西部一线自北向南设有广阳(即原燕都蓟城)、涿郡、中山、常山(今河北元氏)、赵国(即原赵都邯郸)、魏郡(即战国魏国邺县)和河内(今河南武陟)七个郡国。平原中部一线设有河间(今河北献县)、安平(即西汉信都郡，今河北冀县)、清河(今河北临清)和东郡(即原卫都濮阳)四个郡国。平原东部一线设有渤海(今河北南皮)和平原(今山东平原)两个郡。郡和侯国的治所既是地方性的政治都会，也是农业水平比较高和人口比较稠密的地方。郡国设置由西向东逐渐减少，说明在东汉时河北平原的东部和中部尚未开发到与平原西部足以相提并论的程度，也说明直到东汉时期河北平原的农业仍仅限于若干个点或南北走向的三条直线上。

从交通上看，自战国至东汉，河北平原的东部和中部都没有南北纵贯的陆路交通。平原东部只有渤海、平原两郡为支点，实际上很难构成一条通道，除了战国时燕、齐两国交聘用兵及秦兵由燕国南下灭齐可能使用过这条道路以外，各地商旅很难在此自由往来。秦时秦始皇最后一次出游归来，是由齐地北行，至平原津渡口跨过黄河就折向西行，并未北上，也说明平原东部的南北道路很难行走。平原中部的境况也相差无几，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建国前北行至蓟，适值卜者王郎在邯郸起兵，蓟城响应王郎，刘秀经芜萎、饶阳、下曲阳、下博和信都一线南逃，仓皇落荒而走，道路十分难行。史书称其“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时寒，面皆破裂。至滹沱河，无船，适遇冰合，得过，未毕数车而陷。进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充分说明了这条道路的荒僻。

河北平原地区农业的大发展以汉魏之际曹操经营河北为起点。曹操在与占据邺城的袁绍争战时，为了进军运粮的便利，首先开凿了白沟和利漕渠。白沟由今河南浚县境内的淇水入黄河处，引淇水北流入洹水，入口在今河南内黄境内。利漕渠进一步引洹水沟通漳水，其南口在今河北丘县，北口在今河北曲周。这样再经漳水上溯，就可以一路到达邺城。袁绍败后，其子袁尚、袁熙北依乌桓，曹操为了根绝后患又移师北征，并继续开凿了平虏渠和泉州渠。平虏渠沟通滹沱河和泒水，其地在今河北饶阳县境。泉州渠沟通泒水和潞水，其地在今天津武清县境。滹沱河与漳水下游是相通的，因此平虏渠和泉州渠虽然较短，却得以将河北平原上的主要水系贯通起来，形成一条由南到北的水上通道，从而对这里的交通和灌溉起重要作用。

三国至北魏时期，不仅漳水流域的古都邺城更加繁荣，与洛阳、许昌、长安和谯并列为五都之一，同时冀州刺史的治所也由高邑(今河北柏乡)移至邺城，又由邺城东移到了信都，并且自北魏以后始终不再改变。此外，在信都附近的博陵郡(今河北蠡县)产生出了四大山东(太行山以东)士族崔、卢、李、郑之首的崔氏。信都和博陵都位居平原的中部，说明这一时期政治经济的繁荣已经触及到了平原的腹心地带。

隋唐时期，河北平原上的水利事业更趋发达，农业经济发展到了繁荣昌盛的鼎盛阶段。大业四年(608)，隋炀帝调发军民百余万人开凿了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全长二千余里，并与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共同组成贯通全国的大运河联网。永济渠的规模比曹操开凿的白沟诸渠更大，地理位置更为偏东、影响更为长久，从而为河北平原的农业经济发展造成了势所必然的趋势。到了唐代，永济渠沿岸又新开凿了许多条小渠和支渠。据《新唐书》记载，河北通共开凿河渠六十二处，数量居全国第二位。这样到了唐代中期，河北平原的农业开发终于达到鼎盛，交通运输便利，农田得以灌溉，土壤得到改造，众多的州县治所和稠密的人口密集地覆盖了整个平原地区。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河北道位于平原地带的州郡有二十一个，属县一百四十八个，人口九百四十七万人，平均每县人口六万四千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平均人数为56.76，仅次于都畿道，居全国第二位。处在平原中部和东部的瀛州、沧州、贝州三州每县的平均人口已在十万人以上，甚至超过了西部。人口是古代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和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战国秦汉时期燕赵区域“地踔远，人民稀”的状态已经得到完全的改观。

河北平原的粮食产量，北魏时已有“国之资储，唯藉河北”之说。《隋书·地理志》更是遍列信都、清河、河间、博陵、恒山、赵郡、武安、襄国为重要产粮区。唐初贞观时，诏令几个比较富庶的州设置常平仓，其中相州和幽州都在河北。开元天宝时期是唐朝最强盛也是全国积粟最多的时期，各道正仓所储，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关内道四道都超过了一百万石。天宝八载(749)河北道为一百八十二万石，居全国第三位。义仓所储，超过一千万石的仅有河北、河南两道，河北道为一千七百五十四万石，居全国第一位。常平仓所储一百六十六万石，也居全国第一。屯田，仅自幽州至榆关(今山海关)就有二百零八屯，天宝八载屯粮四十万石，占全国屯粮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唐代中期全国还有大量的兵甲衣帛钱粮聚集在河北道的清河，当时号称“天下北库”。

在丝织品产量方面，唐代前期实行租庸调制，其中的“调”是每丁每年输绢二匹，绫��二丈，绵三两，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河北平原地区多输绢而不输银，实际输纳时还常常以绢代“庸”，另加六丈(一匹半)。开元年间关中地区蚕桑少，庸、调都用粟米折算，而河北道许多地方则用绢代租，租庸调三项都用绢输纳，可见丝绢产量之大。不仅百姓家家有桑，官署职田中也有桑田，所产用以补充官府开支。当时，河北道各州大都以丝织品作为贡赋，丝织品的种类包括绵、绢、绫、绸等十二类。定州所贡丝织品有罗、绸、绫等八种，数量达一千五百余匹之多，堪称全国第一。但定州所产丝绢在河北道各州中还不是最好的，唐代贡赋丝绢共分八等，定州仅为第四等。同为第四等的还有洺、邢、恒、赵、莫、瀛、深、沧等州，其他如冀、德、贝、博各州所产还在第三等，更要高出一筹。

可以想见，唐代河北平原的景观是繁盛而充满生机的。从燕山南麓南到黄河岸边，从太行山东麓东到渤海之滨，城邑星罗棋布，人口繁滋，闾阎相望，桑麦翳野，水陆道路四通八达，葱绿的田野一望无际。唐代都城长安的粮食供应主要依赖于关中、河北、河南、江南几个产粮区，其中河北十分明显地已处于不可或缺的地位。河北平原不仅在其自身的文明发展中已趋向饱满，而且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局势中也已占据一鼎之足的地位，跳出了其地区性的局限。其得失进退，足以影响全国的大局，这就正符合了冀朝鼎所概括的“全国农业基本经济区”的含义。由于河北平原地区农业经济的大发展，唐代全国农业基本经济区的范围较之战国秦汉向北推广了将近七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