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文化·汉文化的传播与东北文学的发展·秦汉至隋唐时期的东北文学
秦、汉至隋唐时期,我国历史经历了秦汉的大一统、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分裂和北方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至隋唐复归于统一的局面。东北在秦汉时期就已成为中央王朝直辖的郡县。魏晋南北朝以后被置于地方割据政权和地方民族政权的交替控制之下,出现辽东公孙氏政权、慕容鲜卑的诸燕政权,扶余国、高句丽政权和渤海国。这期间东北也数度被纳入统一的曹魏、西晋、北魏和唐政权的统治之下。由于中原战乱,内地汉族人民不断避难而来到东北,东北的乌桓、鲜卑也纷纷南下,形成频繁的民族对流。统一与割据、民族政权之间、中央王朝与东北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贯穿着这段历史的始终,因此这一时期东北文学以战争为题材的边塞文学和反映东北民族历史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占有较大比重,其次是汉化的鲜卑人和渤海人的文学创作,以及东北汉族士人的文学创作。
(1) 东北的汉族文学
东北的汉族士人的文学创作集中出现于北魏时期,主要有辽西韩氏、辽东高氏等人的文学创作。韩氏是指北魏韩麒麟及其子韩显忠、孙韩子熙。韩氏是昌黎棘城人(今辽宁锦州市一带),父子均在北魏朝中为官,流传下来的作品多为表、疏一类的应用散文。韩麒麟的表文,见于《魏书》列传的有《推用新附表》和《陈时务表》两篇。《陈时务表》是作者针对当时的社会弊端向朝廷阐发自己的政治见解的一篇表文。文章一开头就指出古代先王“躬耕阡亩,以励百姓”,“入粟者与斩敌同爵,力田者与孝悌均赏”,对发展农业生产采取积极鼓励和扶持的态度,并且能够身为表率,亲自倡导。现在由于承平日久,京城内的百姓游手好闲者三分居二,贵族官僚奢糜成风,“车服第宅,奢僭无限;丧葬婚娶,为费实多;贵富之家,童妾袨服;工商之族,玉食锦衣。”而真正的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却过着“农夫糟糠,蚕妇乏短褐”的贫困生活。统治阶级的挥霍无度必然导致对下层劳动人民加紧盘剥,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农业萎缩,国库空虚,“顷年山东遭水,而民有馁终;今秋京都遇旱,谷价踊贵”,问题的严重性已经日益暴露出来了。作者最后希望统治阶级能够禁断“珍玩之物”,减轻农民负担,计口授田,发展农业生产。全文逻辑性强,很有说服力,是一篇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的政论性散文。韩显宗为麒麟次子,太和初年“举秀才,对策甲科”,官至著作佐郎。文章有《陈时务书》《上言时务》二篇,内容是建议皇帝省徭役、提倡节俭、进贤求才,这样才能“垂拱司契”,达到天下大治。
辽东高氏是指高谦之、高恭之兄弟。高氏是渤海蓨人,其先祖为避晋末“永嘉之乱”来到辽东。谦之少年时即“好文章”,“日诵数千言”,表现出较高的文学天赋。在北魏仕至宣威将军、奉车都尉、廷尉丞。其文章今天尚能见到的有《求铸三铢钱表》等四篇,其中以《陈时务疏》陈词剀切,切中利弊,代表了作者的文章风格,是辽东古代散文中少见的精品。文章开宗明义,指出:“国无常安,世无恒弊,唯在明主所以变之有方,化之有道耳。”而今天国家的弊政在于,自北魏正光以来,军旅屡动,赏勋失实,频年征发,百姓不堪徭役之苦,背井离乡而成为流民。作者希望政府能够因势利导,妥善安稽流民,“听归其本业,徭役微甄,则还者必众,垦田增辟,数年之后,大获课民。”而一味严符切勒,催征徭役,使百姓视回乡为畏途,“还有必困之理,归无自安之路”,只能造成更多的人民流离失所。文章在下一段进一步阐发说:“故有国有家者,不患民不我归,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敌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载共遵,百王一致。且琴瑟不韵,知音改弦更张;骖未调,善御执辔成组。 谚云:‘迷而知反,得道不远’,此言虽小,可以谕大……”核心思想还是希望统治者能够及时进行变革,实施富国安民的善政。文章对仗工整,比喻形象,谚语运用也恰到好处,读起来朗朗上口,反映作者有较高的驾驭文字的能力和文学素养。高恭之的作品主要也是表疏,兹从略。
北朝时期东北作家的散文,尚有辽东胡人出身的安同、安原父子的表疏,昌黎(今辽宁朝阳)孙绍的《修律令上表》、辽东新昌(今辽宁海城东)高道悦的《谏水路幸邺表》、昌黎韩秀的《敦煌移就凉州议》等等。
(2) 东北的少数民族文学(包括以反映少数民族为主要题材的汉族文学)
鲜卑人是东北民族中较早接受汉文化的民族,其中以占据辽西地区的东部鲜卑慕容部汉化较早,发展最快。慕容廆是鲜卑族的杰出领袖,前燕政权的奠基者。他是一个具有雄才远略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在西晋末年群雄割据战乱纷攘的年代,他打着尊晋勤王的旗号,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以辽西为基地,招集流民,学习汉族先进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发展农业生产,使鲜卑慕容部逐渐改变部落游牧的生产方式而成为定居的自耕农民,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使鲜卑慕容部一跃而成为左右东北政局的一支重要政治和军事力量。慕容廆善于网罗汉族士大夫参予慕容氏政权建设,重视发展文化事业。刘赞帮助他建立学校,负责教授官吏子弟。慕容廆让自己的儿子和王公子弟都进学校学习,他本人也在政事之余来学校听课,还亲自撰写了几千字的《家令》作为学校的教材,在贵族官僚子弟中讲授。慕容廆是个深谙汉族传统的儒家政治理论的封建统治者,他总结自己从事政治的经验,归结为断案审慎、发展农业、尊重人才和不亲酒色等四条原则。《晋书》中记载:“廆尝从容言曰:‘狱者,人命之所悬也,不可以不慎;贤人君子,国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穑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乱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家令》也正是根据他的这些治国实践而编著的一种面向贵族官僚子弟传授政治经验的教材。据《宋书》和《十六国春秋》等书记载,慕容廆还曾写过一首《阿干之歌》。“阿干”在鲜卑语中是兄长的意思。慕容廆和他的哥哥吐谷浑曾因部众牧马发生争执,吐谷浑率领自己的部民一千七百多户离开家乡,沿着阴山山脉,迁往遥远的陇西。《阿干之歌》表达了慕容廆怀念兄长的悔疚的心情。
慕容皝是慕容廆的第三子,前燕政权的第一位皇帝。他在位期间先后击败高句丽、扶余、鲜卑宇文部和段部,完成了对东北中南部地区的武力统一,并且建国称王。慕容皝喜爱文学,重视教育。他扩展了原有的东庠(中央官学),直到晚年还亲自参加讲授,及门弟子达千余人。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他还撰写新课本《太上章》取代旧有的《急就章》,又写了《典诫》十五篇教喻贵族子弟。《典诫》是一种宣扬封建道德的德育课本。慕容皝的散文,还有《上晋成帝表》、《与庾冰书》等多篇。
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鲜卑慕容部内精通汉语言文学的人才辈出。据史书记载,慕容翰善儒学,慕容隽“善属文,雅好辞赋”,慕容隽“雅好文籍……览政之暇,唯与侍臣错综义理,凡著述四十余篇。”此外慕容宝、韩恒、封裕都是具有很高文学素养的鲜卑贵族。在他们周围,还团结了一批来自中原的名士,如兰陵缪恺、安定皇甫岌、平原宋该、渤海封弈等都是颇有才华的文人作家。
北朝乐府诗中有些反映鲜卑人军事、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民歌歌辞和汉化鲜卑人用乐府体创作的诗歌,也是东北文学和东北民族文学的一部分。其中著名的有《慕容垂歌辞》。慕容垂是昌黎棘城(今辽宁省朝阳市)人,幕容皝的第五子。前燕政权被苻坚的前秦灭亡后,慕容垂成为秦军部将,参加了前秦与东晋的淝水决战。结果秦军大败,而慕容垂却一军独完。他趁机起兵复国,围攻秦主苻丕于邺城。苻丕只好乞兵于东晋,晋将刘牢之带领晋军入邺,大败慕容垂。燕军《慕容垂歌辞》反映的就是慕容垂在复国战争中的这段史实。歌辞三首,摘录
如下:
慕容攀墙视,吴军无边岸。我身分自当,枉杀墙外汉。
慕容愁愤愤,烧香作佛会。愿作墙里燕,高飞出墙外。
慕容出墙望,吴军无边岸。咄我从诸佐,此事可惋叹。
诗中的吴军即指刘牢之统率的东晋军队。歌辞系出于秦人之手,嘲笑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的慕容垂。三首诗均从慕容写起,生动地描绘了不可一世的慕容垂此时一会“攀墙视”,一会“愁愤愤”,一会“出墙望,”面对“无边岸”的强大晋军阵容,即不甘心失败而又无可奈何。只得心情郁愤地烧香拜佛,大声地呵斥将佐,只盼着尽早摆脱困境。全诗极富感染力,慕容垂的形象仿佛跃然纸上。
《慕容家自鲁企由谷歌》是一首描写鲜卑族青年男女爱情的民歌。全诗如下:
郎在十重楼,女在九重阁。
郎非黄鹞子,那得云中雀?
两情相慕的青年男女都无缘相会,他们真希望化作云中的鸟雀,自由翱翔,共同追求美好的爱情。歌辞意境优美,含蓄隽永。
南北朝后期,鲜卑人已基本上汉化,除慕容部外,鲜卑宇文部的宇文招也是颇具代表性的诗人。他是北周文帝宇文泰的第七子,封赵王。《周书》说他“好属文,学庾信体,词多轻艳”,“著文集十集”,诗作亦颇多,惜多已散佚。他与由南朝转仕北周的著名文学家庾信、王褒诗酒过从甚密,庾信称他“风流盛儒雅,泉涌富文词”,评他的诗“新诗八体六文,足惊毫翰……落落词高,漂漂意远;文异水而涌泉,笔非秋而垂露”。下面是他的一首乐府体诗歌《从军行》:
辽东烽火照甘泉,
蓟北亭障接燕然。
冰冻菖蒲未生节,
关寒榆荚不成钱。
诗中前两句描写了烽火连天的北方战场,从辽东写到甘州、酒泉,从蓟北(今河北)到燕然山(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杭爱山),地名均没有确指的意义,这是古诗的惯用手法。后两句描写战地气候的恶劣,菖蒲由于冰封未能拔节,榆树也因天气寒冷不能开花长出榆钱。这是一首典型的边塞诗。
高句丽王国在南北朝时逐渐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较快的发展。高句丽全面吸收汉族封建文化,深受中原文明的影响。高句丽使用汉字,通汉文。儒学在高句丽得到传播,儒家经典和史籍在这一时期也大量传入高句丽。在高句丽占据辽东以后,佛教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高句丽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诗歌,今天能知道的有琉璃王的《黄鸟歌》和高句丽定法师的《咏孤石》。琉璃王是高句丽的二世王,曾纳汉女雉姬为妃,两人情深意笃。后雉姬因遭嫉妒愤然离去,琉璃王追念不已,乃作《黄鸟歌》表达自己思念之情。
翩翩黄鸟,雌雄相依。
念我之独,谁其与归?
这首诗从内容到形式都明显地反映了汉族文学作品对高句丽的影响,《诗经》中就有多处以黄鸟为喻的写作手法。
高句丽人定法师更是一个有名的诗僧,他的《咏孤石》曾被编入《陈诗》。《古诗纪》中收入了这首诗:
回石直生空,平湖回望通。
岩根恒洒浪,树杪镇摇风。
偃流迎渍影,侵霞更上红。
独拔群峰外,孤秀白云中。
全诗写得有形有声有色。湖水荡涤着岸边的岸石,树影婆娑,不停地在风中摇曳。清流倒影,霞光映红了恬静的湖面。一块孤石高耸群峰之上,掩映在白云之间,表现出超然尘世之外的意境。
唐代以前直接描写高句丽的生活习俗的诗作,最著名的有北周王褒的《高句丽》和唐代大诗人李白的《高句丽》。
王褒的《高句丽》是一首六言诗,摘录如下:
萧萧易水生波,燕赵佳人自多。
倾杯覆盌漼漼,垂手奋袖娑娑。
不昔黄金散尽,只畏白日蹉跎。
高句丽民族能歌善舞,这首诗同时也印证了史书记载的高句丽“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的习俗。诗中描写高句丽人相聚在一起,大杯大杯地豪饮,双手低垂,长袖舒展,神情丰茂,舞姿婆娑。李白的《高句丽》也是描写高句丽歌舞的,读起来给人以异曲同工之妙:
金花折风帽,白马小迟回。
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
这首诗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衣着华丽、浓妆艳抹的高句丽舞者引颈翘足,翩翩起舞,彩带挥动,长袖飘飞,给人以轻松愉悦、优雅欢快的艺术享受。通过诗人寥寥几笔,便把高句丽舞伎的着装、舞姿和神态维妙维肖地勾勒出来。
渤海是以东北的粟末靺鞨为主体建立的一个地方性民族政权。渤海存在的年代几乎与唐朝相始终,处在唐朝文化圈内,渤海的典章制度、文化教育、宗教、建筑甚至到都城设计都主要移植于唐朝,深受空前发展的盛唐文化的影响,形成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海东文化。渤海文化相当发达,在东北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渤海通用汉文,渤海文学是汉语言文学。渤海人的书、表、公文、诗歌、文章都是用汉字书写的。由于深受唐朝文化的影响,渤海的贵族和官员不少人精通汉文,能文善赋,他们写的骈体文引经用典十分娴熟,词藻华丽,音律和谐,讲究对仗。唐诗在渤海深受欢迎,渤海上层社会中诗歌盛行,出现了杨泰师、王孝廉、释仁贞、释贞素、裴颋、裴璆、高元裕等著名诗人。渤海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充分体现了与中原车书一家文化上一脉相承的特点。渤海散文流传至今的有国书、牒、状、笺、书、表和墓志碑文,多见于日本史籍和宋人笔记。主要内容有渤海王致日本天皇的国书、渤海中台省至日本太政官的牒、渤海王上唐朝皇帝的贺正表以及解放后在吉林出土的渤海贞惠公主和贞孝公主的墓碑,很多都是很优秀的散文,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贞惠公主墓志并序》。
贞惠公主是渤海文王大钦茂的二女儿,卒于宝历四年(777)。文中称公主的父祖渤海国王为:“乘时御辨,明齐日月之照临;立极握机,仁钧乾坤之覆载。配重华而旁夏禹,陶殷汤而韬周文”。“对越三五,囊括成康”。把他们谀美成智慧恩德不在三皇五帝、夏禹商汤之下的古圣贤王。形容公主“瑰姿稀遇,晔似琼树之丛花;瑞质绝伦,温如昆峰之片玉。”短短两句就勾画出一个玉质天成、温柔淑雅的贵族少女光彩照人的形象。称公主姿质“辩慧独步,雅性自然,”成婚后夫妻恩爱,如“琴瑟之和,荪蕙之馥”。写公主不幸早逝是:“隙驹疾驰(意为像日影或快马在墙缝间一闪而过一样迅速。典出《庄子·知北游》:‘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逝水成川(意为人死就像流过的河水一样。典出《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送葬的场面:“挽郎呜咽,遵阡陌而盘桓;辕马悲鸣,顾郊野而低昂。”写公主安葬:“荒山之曲,松槚森以成行;古河之隈,泉堂邃而永翳。”这是一篇很精采的骈体文,写得流畅自然,声律和谐,藻饰华丽,用典贴切。表现出作者很深厚的文学功底。铭文为四言的韵文,内容与序文基本相同。从序文及墓志的内容都可以看出渤海贵族深受儒家思想和中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
渤海人的诗作现在保存下来的有近十篇,多为他们作为赴日使节时创作的作品,保存在有关渤海的日本史料中。艺术风格与创作特色与唐诗没有多大差别。其中如渤海的太守王孝廉的旅日诗作《和坂领客对月思乡之作》:
寂寂朱明夜,团团白月轮。
几山明影彻,万象水天新。
弃妾看生怅,羁情对动神。
谁云千里隔,能照两乡人。
这是一首与日本领客使坂上今雄的唱和之作。静静的夜色,一会儿一轮明月升起。窗外青山黛影,水天一新。作者想到了远在故国的妻子不觉怅然神伤,但愿这如银的月光能同时照到两地相思的人儿。全诗格调清雅,意境缠绵。
又如,曾任渤海出使日本副使的杨泰师的诗作《夜听捣衣声》,诗中描写在一个深秋月明之夜,作者被思乡的情绪折磨着,正在寂寞难耐之际,忽然夜风中送来邻女断断续续的捣衣之声。这声音与家乡的又何其相似。“不知彩杵重将轻,不悉青砧平不平。遥怜体弱多香汗,预识更深劳玉腕”。作者此时感情表露得淋漓尽致。“此时独自闺中闻,此夜谁知明眸缩……即将因梦寻声去,只为愁多不得眠。”真是欲归不得,欲罢不能。
裴颋、裴璆父子也是出使日本的渤海使臣,因其才高名盛,受到日本方面的隆重接待。在宴饮雅会之际,留下不少诗句深为日本友人所推重。可惜这些诗作今天没能保存下来,但从流传至今的大量日本友人与裴颋的酬唱之作,可以想见当时的盛况。据说裴颋在席间即兴作赋,脱口成章,不需要先打草稿,或五言,或七言,或四韵,或六韵,一概文不加点,默记全篇。日本文章博士菅原道真为了表达对他的敬重,席间脱衣赠予裴颋,并高声朗诵:“座客皆为君后进,任将领袖属裴生。”认为他才思敏捷,如曹子建有七步之才。裴氏父子为增进中日人民的友谊做出过重要贡献,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渤海不仅与日本官方存在频繁的政治和文化交流,而且由于日本也接受盛唐文化,所以双方的民间文化交往也十分活跃。如渤海高僧释贞素与日本留唐僧灵仙在长安相识,并多次陪他到山西五台山佛教圣地求法,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贞素受灵仙委托也曾二次受聘于日本。灵仙死后,贞素悲恸欲绝,写了一首《哭日本国内供奉大德灵仙和尚诗》:
不体尘心泪自涓,情因法服奄幽泉。
明朝倘问沧波客,的说遗鞋白足还。
诗中饱含着对这位远涉重海的佛界友人的怀念之情,也渗透着佛教界对人生的理解。
渤海著名诗人,尚有释仁贞,高元裕、周元伯等多人。
(3) 以战争题材为主的东北边塞文学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东北是个征战不已的多事之地。民族政权之间、地方割据政权与民族政权之间、中央王朝与地方割据政权和地方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贯穿了这段历史的始终。由此产生了大量以反映战争题材为主的边塞文学,这是构成这一时期的东北文学的重要内容。其中最著名的有前期的曹操伐乌桓诗,后期的唐太宗征辽东诗,以及唐诗中大量的以辽东战争为背景的诗歌创作。
曹操北伐乌桓是在建安十二年(207)。为了扫清统一北方的障碍,曹操率军亲征盘踞在辽西的乌桓势力。曹军避实就虚,大军从西道出卢龙(今河北喜峰口),“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直取乌桓的老巢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南)。曹军在这一仗中大获全胜,斩乌桓单于蹋顿。在凯旋回师的途中,曹操来到渤海之滨的碣石(即今辽宁绥中县的姜女坟。碣石说法有多处,总不出古代东北的地理范围),诗兴勃发,留下了传诵千古的《步出夏门行》组诗。诗的内容多为描写辽西和河北北部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直抒诗人的胸臆。这里选录《观沧海》一首: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淡淡,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 歌以咏志。
曹操征服乌桓,正处在他一生事业的巅峰。他来到海边,面对波涛汹涌、汪洋恣肆的大海,作者从中得到某种宇宙和人生的启迪。在这里,写沧海,正是写自己,大海那种涵盖宇宙、包容万象的气概足以代表这位诗人政治家的博大胸襟和昂扬进取的精神。正如钟惺在《古诗归》中所说的:“《观沧海》直写其胸中眼中,一段笼盖吞吐气象。”在写作技法上,前段质直朴实,后段浪漫夸张,前段轻松舒缓,后段热烈奔放,形成起伏跌宕、色彩多变的艺术特色,具有强烈的感染效果。
唐王朝与东北民族的战争,前期是与割据辽东的高句丽,后期主要是与游牧于辽西地区的契丹。其中唐与高句丽的战争尤为旷日持久,从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亲征辽东到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唐军攻陷平壤城,高句丽王国灭亡,其间屡经大战,争夺十分激烈。唐太宗征辽东只是隋、唐王朝为收复辽东统一东北战争的一部分。在这次战役中唐军攻克辽东十城,并把辽东七万居民迁回中原。虽然没能灭高句丽,却使高句丽元气大伤。唐太宗亲历战阵,到过辽东许多地方,征辽东诗就是在这种烽火连天的战争气氛中写成的。这里选录其中一首《辽城望日》:
玄菟月初明,澄辉照辽碣。
映云光暂隐,隔树花如缀。
魄满桂枝园,轮亏镜彩缺。
临城却影散,带晕重围结。
驻俯丸都,伫观妖氛灭。
玄菟,汉代郡名,治所在今抚顺劳动公园古城址,也是唐军与高句丽交战的主要战场。辽碣,碣石在今辽宁省绥中县姜女坟。诗中用这两个地名泛指辽东。丸都,高句丽早期都城,遗址在今吉林省集安市北。诗中采取比喻手法,把大唐政令所至声教所及比喻为明月的光华,而割据辽东阻挠统一的高句丽则是乌云和月晕,辽东被置于王化之外是一轮圆月的暂时亏缺。诗人以宇宙间的自然现象做比喻,表达自己统一东北、一举荡平高句丽的必胜信心。虽然是表现战争的主题,全诗却写得平静宁和,一轮明月时隐时现,在花、树之间洒下斑驳的碎影,桂枝和花木散发着温馨的气息,使人仿佛远离了刀光剑影、血火交织的战争场面。
除唐太宗征辽东诗外,唐代还有许多诗人留下了以辽东战争为背景的著名诗篇,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战争给辽东和中原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向往和平要求结束战争的良好愿望。以王建等人的辽东纪行诗具有代表性。王建是唐代著名诗人,工乐府,与张籍齐名。他的辽东纪行诗是一组现实主义的史诗,主要作品有《辽东行》《渡辽水》和《远征归》三首。在《辽东行》中,诗人写道:“辽东万里辽水曲,古戍无城复无屋。黄云盖地雪作山,不惜黄金买衣服。”数十年的战争,使辽东地区残破不堪。据史籍记载,唐军攻城时,常以“撞车坏其楼雉”,以致许多城镇被摧毁。每次战役过后,辽东“数百里无复人烟”,人口大量死亡和流散,社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四句正是对挣扎在苦难中的辽东人民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战争过后城市乡镇化为丘墟,辽东人民在瑟瑟寒风中衣不蔽体,而中原人民也同样忍受着战争带来的灾难。“年年郡县送征人,将与辽东作丘坂。”连年征发的兵士无异于到辽东送死。诗人怀着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统治阶级穷兵黩武的强烈谴责,不仅大声疾呼:“宁为草木乡中生,有身不向辽东行。”作者在另一首诗《渡辽水》中也有类似的描述,“来时父母知隔生,重著衣裳如送死。”诗中悲怆的生离死别的场面,读来令人泫然泪下。
而在于的《辽阳行》中,诗人则从另一个角度描写战争给人们心理带来的影响:
辽阳在何处,妾欲随君去。
义合齐死生,本不夸机杼。
谁能守空闺,虚问辽阳路。
战争使这个原来男耕女织,夫妻厮守的美满家庭被拆散。诗人以妻子这个弱女子的口吻,对统治阶级发动的这场战争进行了申诉和无情的鞭挞。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饱含着诗人强烈的感情。这几首诗歌思想内容上与唐太宗征辽东诗形成鲜明的对比,带有明显的人民倾向。
唐朝中期以反映辽西边塞军旅生活和少数民族民俗风情的诗歌创作构成了这一时期东北边塞文学的特色,这里介绍崔颢的《辽西作》和高适的《营州歌》。
燕郊芳岁晚,残雪冻边城。
四月青草合,辽阳春水生。
胡人正牧马,汉将日征兵。
露重宝刀湿,春服谁与成。
寄语洛阳使,为传边塞情。
这首《辽西作》前四句是描写燕北和辽阳的节气,四月时节水滨才长出青青的绿草,而边城角落里去冬的残雪还未完全消融。燕郊和辽阳泛指今河北北部和辽宁南部地区。唐朝中期幽州(今北京)节度使兼领东北军政和民族事务。“胡人正牧马,汉将日征兵。”契丹等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夏季正是休养生息的好时节,他们通常在秋高马肥的季节去侵扰唐朝的边塞和内地。这使得戍边的唐军也丝毫不敢怠懈。这两句诗,看似一个是平静和平的游牧生产,一个是紧张的募兵备战,表现的主题同样都是磨刀霍霍的临战状态,只不过是由于生产生活方式各异,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不同而已。后四句反映边塞戍卒军旅生活的艰苦。
高适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边塞诗人,他的《营州歌》更加生动贴切地反映了游牧在营州(今辽宁朝阳)一带的契丹、奚等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
营州少年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
虏酒千盅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
营州是唐朝控驭东北的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也是当时北方各族势力角逐之地。唐军与契丹、奚族在这里进行过激烈的争夺战,久经战火洗礼的营州人表现出北方民族特有的骁勇和剽悍。诗中通过对一个胡人装束的青年的英武形象的刻画,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充满民俗风情的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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