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文化·得天独厚,占尽风流—江西书院文化·繁荣昌盛的江西书院

江西文化·得天独厚，占尽风流—江西书院文化·繁荣昌盛的江西书院

南宋时，由于克服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需要，由于政府崇文重儒的政策，加以理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们的提倡和推动，不仅理学、文学、史学都得到发展，与这些学术部门相联系成为学术基地的书院，也发展起来，并呈现出繁荣昌盛、红极一时的局面。对于江西来说，五代已有的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北宋时江西书院发展的盛况，都是南宋江西书院达到顶峰并继续领先的条件。

的确，南宋是我国古代书院发展的高峰时期，尤其江西地区更为突出。根据现存史料粗略计算，始建于南宋的书院约有一百七十余所。不仅如此，有的始建于前朝的书院，如唐代的桂岩书院，北宋的白鹿洞书院等在南宋又有了新的修举。至此，书院已发展成熟。书院多成为学派活动的基地，成为培养学派后继者的场所。即书院的作用，已从培养人，进而发展到研讨学术，形成学派，以至对社会风气乃至国家的政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书院本身讲，也趋于成熟。藏书、教学、祭祀进一步结合，由藏书发展到著述刻印，由教学发展到学术交流，由祭祀孔子发展到祭祀各派学术领袖、文化名人、“忠义”之士。书院本身的建设也由家族、私人、生徒、公众发展到官员倡兴，士民共建。书院的教学模式也趋于完善，不同的教学形式，共同的教学规制，多种多样的教学内容，都为旧后书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范例。

在南宋书院发展中，江西书院处于相当突出和领先的地位。而在书院林立的江西，以朱熹的白鹿洞和陆九渊的象山等书院最具代表性，它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为我国古代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朱熹在江西书院的讲学活动众多。其中他对白鹿洞的兴复，以及他所建立的教学的办院模式，是南宋书院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淳熙六年(1179)三月，朱熹到南康军任职。在此任职期间，朱熹对文教事业非常关心。他亲临白鹿洞勘查北宋时的书院遗址，发现书院屋守已“损其旧七八”，仅有地基石础可辨往年规模了。他又看到这个地方，四面山清水秀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觉得真是讲学、著述的好地方。他认为该书院应尽快修复。他向朝廷呈报了计划、设想，然均石沉大海，没有得到朝廷当权者的支持，却引起“朝野喧传以为怪事”，在遭到了讥笑和讽刺的情况下，朱熹没有气馁，他仍然坚持进行自己规划的复建工作。尽管南康军、星子县正遭旱灾，财政相当困难，他仍努力修建书院房屋二十余间。朱熹还与他的僚属、学生以及继任知军钱闻诗商定了进一步兴建白鹿洞书院礼圣殿等屋宇的计划。作为维持书院的“久远之计”，他制定了购置田亩的计划，筹集了一部分购置田地的资金。为了给书院聚书，朱熹曾发文江南东西路各地衙门征求图书。为了缓解聘师之难，他只得兼任洞主，自任导师，亲临执教。这时，在白鹿洞书院讲学的还有他的好友刘清之，学生林用中，黄干，王阮等。最后，他发榜招生入学。

在教学中，朱熹在总结前人办学所订规制以及禅林清规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这部揭示反映了朱熹教育思想的主要方面。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与他的“存天理，灭人欲”，“居敬穷理”的主张相配合。朱熹按学校性质、任务、程度与学生年龄，分大学与小学，十五岁以前为小学，之后才上大学。小学教给学生一些具体的东西，大学才传授学生义理。课程设置方面，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汇成《四书》，依次教授，以下有《五经》，此外还有《白鹿洞书堂讲义》等辅助教材。

朱熹集我国古代书院、学校教育之大成，在白鹿洞书院的教学中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教学形式。他采取的教育制度，用现代教育科学分析，可称之为“导师制”。即由主讲学者主持书院的一切教学活动，在德行、德艺各方面对生徒全面指导。在教学过程中，朱熹主要采用了以下五种教学形式：

升堂讲说。井淳熙七年(1180)三月，白鹿洞书院初步修复，朱熹率领军、县官吏、书院师生赴书院，祭祀先师先圣，举办开学典礼后，朱熹即升堂讲说，讲题为《中庸首章》。他还延请他的“论敌”陆九渊在白鹿洞升堂讲说，撰成著名的《白鹿洞书堂讲义》，更是一次著名的风闻海内的教学活动。

认真读书，自行理会。这是朱熹在白鹿洞书院的教学活动中采取的主要方式。让学生们阅读经、史、子、集各类书籍，其中尤以经书为主，包含阅读前人首先是程朱理学大师们的注疏。在学生读书、理会时，朱熹很重视对生徒进行读书方法的指导。其门人后学将其关于读书方法的言论概括为《朱子读书说》，总结为六项，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等。

互相切磋，质疑问难。朱熹提倡诘难。他说：“往复诘难，其辨愈详，其义愈精。”书院生徒之间时时互相切蹉，师生之间经常质疑问难，这是书院师生诸君的一种“日课”。《朱子语类》中记录了朱熹对学生们解答疑难时的言论。

展礼。“克己复礼”是儒家教育的重要目标。“礼”是儒学教育的重要内容。礼不仅是书本言语，而且必须身体力行。因此，展礼就成为儒学教育、教学的重要形式，也是书院教育、教学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方面。淳熙七年书院开讲时，就郑重地举行了祭祀先师先圣的仪式。朔望祭祀，是书院的一种常规，一直延续到清末。白鹿洞书院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建立了许多祠庙，除了礼圣殿外，尚有宗儒祠、先贤祠、崇德祠、忠节祠等。除了祭祀外，师生之间，生徒之间，迎客送宾，升堂讲说，课试，均有礼仪，均需展礼。

优游山水之间。朱熹每有闲暇，即赴书院留居，与生徒优游泉石山水之间，寓讲说、启迪、点化于休息、游乐之中。

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在一千多年后总结、继承孔孟学校教育经验的一次重要实践。它对后来书院的发展、学校的建设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远远超过了朱熹理学，成为我国历史上各种学术流派兴办书院、学校，得以借鉴的共同财富。

朱熹除了兴复白鹿洞，还曾在江西许多书院讲学，宣传其理学思想。朱熹在本城龙光书院讲学，高宗曾赐额。他还拜访江州濂溪书堂，并在此讲学，还为重修书堂撰记，等等。朱熹在江西的门人很多，他们有的在江西修建书院，如李辉、周模等在星子城内建修江书院。有的在江西书院中讲学，陈文蔚先后讲学于双溪书院、南轩书院、龙山书院等。朱熹及其门人在江西书院中的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南宋江西书院的发展。

与朱熹同时代的另一派理学大师陆九渊及其门徒也活跃于江西书院之中。虽然，陆九渊的活动目的在于传播自己的理学信念，但在利用书院教学的过程中，陆氏及其门徒对我国的书院教育，对江西书院的建设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做官的同时，陆九渊不忘讲学。他初讲于槐堂，后因槐堂狭陋而迁到象山。陆九渊在象山精舍的教学中，采取了如下几种教学形式：(1)严肃认真的升堂讲说。(2)颇似禅宗的“机锋”式的谈话。(3)切己自反，迁善改过的修养。(4)重专精、勤创新的读书指导。(5)寓教于乐的优游山林。象山精舍，不建斋舍，不供饮食，不立学规。全凭象山先生本人的精神感化、影响学徒。正如他所讲“有本自然有末”，“可略略顺风吹火，随时建立，但莫去起炉作灶”。从中可见陆氏的办学作风与朱熹办书院的风格完全不同。

陆九渊大约二日登象山讲学，九月末始归青田槐堂，中间往来无定，居山间前后五次，从其学者逾千人。因此，陆氏之学在东南一带影响极大，时有“非从象山学，不得为邑寓贤”之说。象山精舍以陆九渊而著名，被称为南宋四大书院之一。

陆九渊在槐堂、象山数十年，弟子众多。其中以杨简、袁燮以及他们的子弟袁甫最为著名。他们在江西做地方官，又讲学，朱陆以后，对江西书院的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杨简(1141—1226)，字敬仲，慈溪人，官至知州、员外郎等。他应史氏之请，曾多次讲学于碧址书院，从游学子如云，盛况空前。与舒璘、沈焕、袁燮为会定期讲论，浙东陆学由此大盛。杨简自己建造慈湖书院，聚徒讲学。人称其为慈湖先生。杨简著述甚丰。门徒编有《慈湖遗书》等，全祖望称其为“陆氏之功臣”。他是“陆王学派”中最伟大的哲学家，有评说他在许多方面胜过其师陆九渊。

袁燮(1144—1224)，字和叔，号絜斋，鄞县人。少读史籍，极热心以名节自期。嘉定初，袁燮为江西提举常平茶盐权知隆兴府。支持同门友丰有俊创东湖书院。东湖书院曾是江西的名书院。“处白鹿”、“游东湖”都是当时名流、学者的荣誉学历。许多名人、学者曾讲学于此，如著名的丞相、教育家江万里及大学者饶鲁都曾在此游学过。

袁燮之子袁甫，字广微，号蒙斋。少服父训，又尝从杨简问学，官至兵部尚书。他对江西书院的影响很大。绍定四年(1231)，身为江东提举兼提刑的袁甫“用白鹿洞规制请于朝”，在贵溪县建象山书院。又于绍定六年(1233)，与知军史文卿重修和增建白鹿洞，这是南宋继朱熹之后又一次重要的修复活动。另外，袁甫还在饶州番阳县修建了番江书堂。在江西书院史上，袁甫功不可没。

杨、袁之后，江西陆学为之一盛。汤功、汤汉叔侄是其中的显赫人物。他们在传播理学时也推动了江西书院的发展。尤其汤汉(1202—1272)，三掌象山书院，还有其故里崇义乡汤源建有环溪书院，对书院发展尤显重要。

南宋时江西书院众多，除上述与理学家们的教学活动紧密相关的书院外，还有许多有特色的书院。鹅湖书院是淳熙间鹅湖之会以后，理学门徒为纪念他们的宗师而建立的一所书院，是江西古代的一所名书院。鹅湖之会发生在鹅湖寺。鹅湖寺在铅山县鹅湖山麓，铅山县今属江西省上饶地区。淳熙二年(1175)，朱熹、吕祖谦、陆九渊兄弟，作为南宋理学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荟萃于鹅湖寺。另外，参加这次讨论会的尚有多人。这次学术讨论会在朱、陆之间以辩论的形式展开。在争论中，陆氏主张：先存心而以易简自高;朱熹则认为：先致知而后存心。辩至高潮，陆以诗作证，云：“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长，支离事业竟浮沉。”朱熹针锋相对：“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双方各持己见，互相批驳，难分上下。至此，门户之见形成。即：心即理和性即理，理学中这两种倾向各自形成自己的壁垒，成为两大流派。这次鹅湖之会在我国哲学史、教学史、文学史上都有深远影响。鹅湖之会和鹅湖书院的建立，对南宋和后世的书院，也有一定的影响。它继承并发扬了古来书院兼容并蓄，学者各抒己见、互相切磋的讲学风气。

南隐书院是一所讲求经世致用的书院，为德兴人董焻创建。董焻在任职期间很有作为。他所撰《救荒救命书》，被清乾隆皇帝称为“实有经济，与同时空谈性命者殊”。《四库简明目录》称：“在南宋人著述中，最切于实用，胜理气心性之空谈。”董焻于嘉定间致仕，归建南隐书院，以经世致用之学授徒，从其游者甚众，影响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