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文化·吴越独特的师爷文化·绍兴师爷的形成及原因
有清一代,幕僚制畸形繁荣。全国为幕之人,不知其数。幕客全国各地皆有,独以绍兴居多。绍兴府属八县,从幕人数“不啻万家”(梁章钜《浪迹续谈》卷四),真可以称得上“师爷之乡”。
清代时,绍兴师爷的足迹遍及全国,连台湾也去。如光绪间,绍兴东浦人全庶熙随岑毓英到台湾作幕,至光绪十二年(1886)才离去。当时,上至督抚,下至省、道、府、州、县各衙门,都有绍兴师爷,人称“无绍不成衙”。
绍兴师爷聪明过人、机智活络,“点石成金”,转危为安,至今仍流传着许许多多关于绍兴师爷的遗闻佚事。晚清震惊全国的杨乃武与小白莱案平反后,余杭、杭州等衙门的各级行政官吏多受处分,浙江巡抚杨昌浚也未逃脱,慈禧太后逼其引咎自责。杨写完引咎章,请绍兴师爷金宝书过目,金宝书在“官官相护,袒庇恶少,诬陷无辜”等罪状前加了“意欲”两字,把不赦之罪化为只有犯罪的动机。杨氏因此保住了脑袋。又如,一次有位陶成龙师爷逛上海,临近中午,进一面馆吃面。店小二见一个乡巴佬竟然跑到雅室吃阳春面,十分不客气,并要拖陶师爷下楼。陶师爷问其故,店小二指着墙上的规定说:吃大肉面者楼上雅室就座,食阳春面者楼下便室就座。陶师爷很不服气,决计报复。他搬来一条凳子,坐在楼梯中间,堵死了上下楼的通道。老板赶来训斥,陶师爷说:我要吃小肉面,故只能坐在楼梯中间。老板见自己的规定给钻了空子,只得好言相劝,陶师爷不睬。最后闹到官府。在公堂上,陶师爷强调自己是乡下人,初到上海,不知店中规定,只看到吃大肉面可以上楼,吃阳春面可以坐楼下,而吃小肉面刚好不上不下,无处可坐,只得坐在楼梯中间。接着又指责老板以人多势众欺负乡下老人,要求审判官为自己伸冤。审判官见陶师爷确实是土里土气的乡下人,相信了陶师爷的话,将老板痛打四十大板。这件事使绍兴师爷相当厉害的名声传遍上海。诸如此类的故事,不胜枚举。
绍兴人作师爷,由来已久。起码在明代已有,王士性称“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广志绎》卷四《浙江》)。如嘉靖间的徐渭就是位典型的绍兴师爷,“知兵好奇计”,是总督胡宗宪的左右手。明清鼎革之际,绍兴师爷沈文奎(1604—1660)屡为皇太极出谋画策。但绍兴师爷作为一个群体出现于历史舞台,则是雍正、乾隆时的事。
雍乾时期,之所以会现这种“无绍不成衙”局面,这是由以下几个方面因素促成的。首先是客观上需要大批幕僚。康熙以后,国家一统,社会渐趋安定。特别到乾隆时代,满人对汉人参政政策有所放松,大批汉人纷纷入仕。但民族歧视习惯不易一下改变,汉人在清廷做官不容易,须十分谨慎,一不小心要掉脑袋。当时,地方官兼理司法、财政,而这些做地方官的人,多是科举出身,甚或是捐来的。读书人一心只读圣贤书,不谙时政,实际行政能力很差,尤其缺乏司法、会计知识。所以,这些读书人上任后,为了当好这个官,多做两件事,一是花较多精力应酬上司,讨好上级;二是延聘几个“高参”,帮自己出主意。师爷也称幕僚、幕宾、幕友,“应是聘者,率呼之曰友。友于义何居?曰以属则僚,以德则师,以礼则宾。僚近乎卑,师过于尊,宾介于尊与卑之间,故曰友之云尔”(平步青《霞外捃屑》)。可见,师爷不是正式的官,是以朋友身份出现,专门替地方官出主意的人。此外,和督抚制特点有关。督抚制始于明中叶,开始多为临时的钦差大臣,以后演变为专门的地方长官。总督、巡抚名义上是中央都察院派出的巡视大员,故无正式的属员制。但他们又长期居地方,掌握着一个省的大权,要办理的事很多,督抚本人根本无暇应付,这就势必要延聘一些幕客来帮忙。于是,幕客需求量大增。乾隆时代,督抚养客风气十分盛行,如毕沅在陕西、河南任巡抚、总督时,有“江左人才半归幕府”之说。因督抚养客,上行下效,省、府、州、道、县各级地方官也群起仿效,大肆延聘师爷。这使得清代幕僚制空前繁荣。
其次是绍兴人聪明、机灵的名声在外,在各地的师爷竞争中创立了牌子。绍兴师爷的祖师爷是邬斯道。邬氏是绍兴人,屡次科考失败后,改习法律,到河南开封,进入山东总督田文镜幕下做事。有一次,邬氏对田文镜说:“您是要做一个普通督抚还是要做一个名督抚?”田氏回答说:“我当然想做名督抚。”邬氏曰:“那您得按我的意思去做。”田氏知道邬师爷聪明可信赖,就点头许诺了。于是,邬师爷从袖中拿出一份早已写好的疏稿,请田氏签上名,上奏雍正帝。这是一份参劾大学士隆科多的奏章。隆科多系拥戴雍正帝登基者,故恃功不法,骄恣日盛。雍正帝想除掉他,但苦于中外大臣无一敢弹劾他。田文镜参隆科多奏章一上来,正合雍正意,于是借刀杀人,隆科多获罪,而田氏则因此宠遇日盛。后来,雍正帝了解到这个主意是邬斯道出的,因此十分礼重邬氏,每次田氏上奏章,雍正帝总要附批上:“朕安,邬先生安否?”这样,就使以邬斯道为首的绍兴师爷身价百倍,为各地督抚所瞩目。等田文镜卒后,邬氏离开开封,其他督抚听说后,争着出高价礼聘他(参看《清代野史》)。邬斯道的杰出事迹为绍兴师爷群体的形成开了良好的先例。他替绍兴人创下了牌子,从此,各地官员争聘绍兴人为师爷。而邬氏的家乡绍兴则因邬氏做师爷的成功,纷纷群起仿效,争做师爷。绍兴人杰地灵,六朝以来,读书求功名的风尚很浓。明清以来,读书人人满为患,“待业”现象十分严重。现在发现做师爷好处很多,于是纷纷弃贾学律。绍兴人同乡观念深,亲戚帮亲戚,朋友帮朋友,同乡帮同乡,一带十,十带百,从幕人数越来越多,终形成了一个师爷群体——绍兴师爷。
当然,不是说从幕人数多了,绍兴师爷群体就能形成了。绍兴师爷群体的形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其师徒传承有一套秘诀。在清代,吃师爷饭的人虽很多,但这碗饭并不好吃。它看起来比科考容易,其实,在某些方面比科考还难。做师爷的职业素质要求很高。首先要有较高的智商,脑子聪明、活络,“胸有经济,通达时务”,考虑问题超前、周到,既虚心又要有主见,这样才能为人做“高参”。其次要有“三种基本功”:应变能力强,人较敏感,脑子转弯快,碰到意外之事,能应付自如;辩说能力强,能出口成章,言词严谨、得体,逻辑性强,不太轻易给人钻空子,“善于酬应,妙于论言”;写作能力强,笔头工夫好,有文采,会写各类公文。其三会做人,能察颜观色,处理好与各种人的关系,尤其是主子。其四本人要注重品德修养、崇俭、勤快。千万不能任情挥霍,“嬖优童,狎娼妓”。平时少喝酒、少下棋、少看稗官小说,应多读书,“常据几案治文书”。这些素质的培养,要靠勤学苦练,还要靠天资,否则不可能做一名称职的师爷。故清时有“千人学幕,成者不过百人;百人就幕,入幕者不过数十人”,“作幕二字不知误尽几许人才”(汪辉祖《佐治药言》)。师爷这么难做,但难不倒绍兴人,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或许应归结到绍兴人的师徒传授法。幕道是一门“活手艺”,既要有理论知识,又要有实践知识。当时没有专门的培训机构,也没有专门的教材(当然,后来也有些名幕撰作的经验总结著作,如张廷骧汇编的《入幕须知五种》),学习幕道主要是靠老师爷传授的。绍兴人作师爷者多,于是徒弟也多,久而久之,师爷成群,风行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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