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草原及草原民族·草原牧人

草原文化·草原及草原民族·草原牧人

蒙古民族继承并创造的草原文化是以游牧为特征的。有大量史料证明，蒙兀室韦人和乌洛侯人在公元五、六世纪前就开始了从渔猎经济向畜牧业经济的过渡。到公元8世纪初，“蒙兀室韦”的一部分迁到鄂嫩、土拉、克鲁伦三河发源地肯特山一带，而另一部分则迁到阴山地区，他们告别了哺育他们成长的森林大河来到了辽阔的草原，这时其畜牧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文献史料记载，在10世纪至12世纪，蒙古族的牧业经济已相当繁盛。北逾火里秃麻，南抵玉你伯牙，东到呼伦贝尔，西至也尔的失河一带到处都有游牧民的畜群和毡帐，他们逐水草，便畜牧，游牧行程或方千里，或方百里。12世纪，有名的札只刺部落以养羊著名，居住在阿尔泰山和杭爱山之间的乃蛮部和居住在鄂尔泽河流域的克烈部则是善于养马的部落。据《契丹国志》载：

正北至蒙古里国……每四季出行，惟逐水草，所食惟肉酪而已，不与契丹争战。惟以牛羊驼马皮毳之物与契丹交易，南至上京四千余里。

牛、马、驼、山羊、绵羊被称为“五畜”。

羊在蒙古族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蒙古羊为我国三大羊种之一。产于锡林郭勒东部草甸草原和干旱草原的乌珠穆沁羊，产于锡林郭勒盟、巴彦卓尔盟荒漠草原的蒙古羊都为优秀良种。蒙古牧人培育了乌珠穆沁马、百岔铁蹄和乌审马等适应草原山地沙漠条件的优良类群。乌珠穆沁马并不高大，颈短而厚，胸腔宽大，背长而圆，体质强健，耐于坐骑。蒙古族养牛的历史也非常遥远。其用途与农耕民族不同。游牧迁徙之时，战事频繁之际，牛都是搬运辎重的依仗。骆驼为蒙古族驯养的家畜之一，有双峰者、孤峰者、无峰者，双峰驼是内蒙古的特产。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看，草原民族只能依赖于畜牧业。《黑鞑事略》记云：“其气候寒冽，无四时八节，四月、八月常雪，其地草至五月始青，八月又枯。”《长春真人西游记》云：“皆黑车白帐，随水草放牧，尽原隰之地，无复寸木，四望惟黄云白草……。”牧业是蒙古民族成长、繁衍、承传的经济基础，为蒙古族的物质文化之源。牲畜具有生活资料的价值，牲畜具有交换价值，牲畜还具有生产资料的价值。

牧业经济有下列特点：

其一，游动性。农业收获的标志是果实。牧业收获的标志则是牲畜。游牧经济的周期与农业的周期皆然不同。对于草原牧人来说，这一标志就是接羔，其生产周期相当于两次繁殖之间的这段时间。因此必须把各个工序、各个季节看做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而不能与整个周期脱节，因此游动乃是恢复使用牧场繁殖力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多桑蒙古史》云：“此种游牧民族因家畜之需食，常常不断之迁徙。一旦其地牧草已罄，即卸其帐。其杂物器具以及最幼之儿童，载之畜背，往求新牧地。每部落各有其标志，印于家畜毛上。各部落各有其地段，有界限之，在此段内，随季侯而迁徙。”从一个牧场游动到另一个牧场，不仅为了保证牧畜的饲料，而且也是为了恢复使用牧场的繁殖力，以便在一个生产周期相对季节有可能重新返回。因此游牧民族有“游动王国”之称。

其二，脆弱性。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天下哪里有水草，哪里就可以放养更多的牲畜，哪里就是他们的家。他们的经济生活只是单纯地依靠自然界水草茂盛的环境，重复着简单的再生产。农业与牧业虽然都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但是后者所受的自然的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比前者为深为大。

牧业常受到雪灾的威胁。牧民族之为“白灾”。在严寒的冬季，暴风雪常常突然袭来，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造成巨大的灾害。据《蒙疆牧业状况调查》披露：1934年发生了一场罕见的大雪灾，当地牲畜总数的三分之二倒毙死亡，其景象惨不忍睹。由于地处高原，气候复杂多变，初为晴日，须臾为雪。历史上对“白灾”的记载不绝史书。《元史》卷十五云：“以往岁北边大风雪，拔突古伦部牛马多死，赐米千石。”《元史》卷一百三十六云：“朔漠大风雪，羊马驮畜尽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为奴婢。”《元史》卷三十八云：“河州路大雪十日，深八尺，牛羊驼马冻死者十九，民大饥。”鲁不鲁乞曾真实地记录了他所目睹的严寒：“那些地区是极为严寒的，从开始结冰时起，直至五月份，才开始融化。甚至在五月份，每天早晨还结冰……不过，在冬季，它从来不融化……当我们于复活节前后在那里时，大风带来的严寒冻死了无数牲畜，在那里，冬季下雪很少，在复活节前后，即四月底，就下着非常大的雪……”倏忽之间，牲畜倒毙于雪野，其损失无法计算。

与之并行的还有“旱灾”，蒙古牧人称之为“黑灾”。草原畜牧业的生产过程是以牧草为第一性生产，以牧畜为第二性生产的能量转化过程。只有草畜之间形成均衡、协调的能量循环转换关系，才能保证草原畜牧业生产与再生产活动的顺利进行及其生态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在畜牧地区，干旱经常发生。年降雨量非常低，所以无雨对畜牧业生产意味着更大的危机，特别是在夏季旱灾和冬季雪灾相继发生的情况下，畜牧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据1977年出版的《综合考察专辑·内蒙古畜牧业》披露：“内蒙古牧业区内，这里每隔四、五年就会发生一次危害牧业生产的‘白灾’或‘黑灾’。”对此，史书屡有记载。《元史》卷二载：“是岁大旱，河水尽涸，野草自焚，牛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元史》卷三十四载：“铁里干、木怜等三十二驿，自夏秋不雨，牧畜多死，民大饥……”在西部阿拉善地区，旱灾最多，而对于旱灾，人们束手无策，没有控制和驾驭的能力。此外，还会有雷击、火灾、冰霜、地震等灾害。

即使在没有自然灾害和疾病的情况下，饲养牲畜也绝非易事。蒙古族谚语说：“秋季坛中多聚油，春季圈中少死犊。”“秋天不积草，来年无春羔。”牧民们养畜的俗语是：“夏饱、秋肥、冬瘦、春死。”游牧者与农耕者都是依赖于自然环境的。他们期望得到的收获往往都有听天由命的性质，但是前者的预测性更小，而冒险性、偶然性更大，其经济比农耕民族脆弱。

其三，分散性。民族志学者在给游牧经济下定义时指出，游牧经济带有分散性，它所采取的基本的经济形式，是整年分散的游牧，且大部分或绝大多数是携家带口地随畜群移动。《内蒙古纪要》云：“蒙人生涯，端资牧畜，孳养生息应须广泛之地域。聚族而居，实与其生业不能相容，故村落之集团，多不过二三十户，少或二三户，远隔数里，或十余里。开放地域外，几无市街，平沙无垠，人迹罕见，草泉深处，始有人居，其与内地比邻者，情形稍异。”游牧经济需要定期的迁移组合，他们需广泛的领土区域，这点与农业经济不同。虽然二者都以土地为生产资料，但是在游牧社会中游牧民的劳动是通过一种特殊的途径附着于土地上的，与农耕民族不同。

正因为牲畜成为牧民唯一的价值判断，繁殖家畜成为牧民唯一的追求，农畜增多，不可能集在一起放牧;所以必须分群，也必须分别照管，所以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其年长的一些男儿们，必须要离开父母，另立穹帐。相对农业民族来说，游牧民族更为自由，他们可以在广袤的草原上纵横奔驰。游牧者的社会界限是经常变动的，可能一些人在某个时期是完全独立分散的，而到了另一时期另一地方则必须与他人结合成强大的群体。

总之，逐水草而居是草原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我国古代诗人陈宜甫诗云：

北方毡车千万辆，健牛服力骆驼壮。清晨排作雁阵行，落日分屯夹毡帐。辙分古道辨东西，白雪黄云不可迷。……

古时称草原之乡为行国。就其整体来说，行国的民族融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不像城国农业民族那样显著，那样持续，那样原委分明。因为人和地不那么结合，不那么深远。这是理解草原文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没有这个基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很难理解草原文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