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中原移民与岭南文化的发展·贬谪岭南“罪官”的贡献

岭南文化·中原移民与岭南文化的发展·贬谪岭南“罪官”的贡献

(1)岭南自古是“罪官”的流放地

从广义上说，被封建王朝贬谪岭南的“罪官”，也可列入移民行列，其中虽有后来被赦罪或平反后被调出岭南的，但也有不少官员因此而终老岭南，子孙也落户岭南。

自秦始皇建立起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王朝以来，岭南便开始成为皇帝贬谪犯罪官员的流放地。岭南被选作流放地，不仅因为是最南边陲濒海偏僻之地，更因为是令人闻之生畏的荒蛮瘴疠之乡。自古史籍多有记载，令中原人耳熟能详。较早的如《墨子·鲁问》说到岭南有食人之俗;大诗人屈原所作《招魂》说到岭南人纹身黑齿(因食槟榔所致)，还用人肉来祭祀鬼神;汉《淮南子·精神训》说岭南人把髯蛇当作美味佳肴。较迟的如唐代刘恂撰的《岭表录异》说“循州(今广东惠州)多野象，人或捕得，争食其鼻”，还说是肥得很;甚至宋代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和帝永元十五年》上也说到：岭南“土地炎热，恶虫猛兽，不绝于路”。所有这些，都成了统治者流放罪犯的首选之地，正如屈大均所说：“秦略定扬越(岭南古名)，以谪徙民与越杂处。扬越盖自古迁谪之乡也。”(《广东新语》，《南越初起》条)宋真宗以后，还明确规定：京官中罪大恶极者降职到“远恶军州”安置。而最远最恶的便是所谓“过岭”(过五岭到岭南)和“过海”(到海南岛)。

(2) 历史上贬谪岭南“罪官”简况

本文所谓“罪官”，主要是指敢于向皇帝提出正确意见的好官，也有些是受奸臣诬谄迫害的正直无私、敢于反抗权贵而被昏庸的皇帝贬谪的官员。至于确因犯罪被贬谪的，则不包括在内。

历史上被贬谪岭南的“罪官”，可以排出一长串名单，这里只列出其中一些较突出的事例，略加说明。

历史上，除秦始皇曾大量贬谪“罪官”到岭南外，汉代以后的历代王朝，为数也不少，其中在岭南产生影响的较著名的人物主要有以下诸位。

三国孙吴时孙权的谋臣虞翻，因直谏得罪孙权，被流放岭南番禺。虞翻在岭南定居后，将南越王国时赵佗第五代孙赵建德住过的旧宅加以改建，名之为虞苑，作为学校，广招门生。就读学生达到数百人，为一时盛事。今广州市著名晋代古刹光孝寺，便是在虞苑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

唐初，河北范阳(今河北省定兴县)人卢行瑫在当地为官，于唐高祖武德年间因获“罪”被流放今广东新兴县。他便是著名佛教南宗顿教创始人惠能的父亲。有唐一代，被贬岭南的重臣及著名诗人就有一大批，著名的有：韩愈，先被贬阳山(今广东省阳山县)，后再次得罪皇帝被贬潮州;柳宗元，被贬柳州(今广西柳州市)，并病死在柳州;刘禹锡，被贬连州(今广东连县);唐文宗和武宗时先后任宰相的李德裕，先贬广东潮州，后贬海南崖州;晚唐诗人李商隐，也曾一度被贬至岭南。宋代被贬岭南的，北宋时期首推苏轼及其弟苏辙。苏轼先被贬今广东惠州，后又再贬海南儋州(今儋县)。南宋时代几位著名的爱国重臣如主战派李光(曾任副丞相)、李纲(曾任宰相)、赵鼎(曾任宰相)、胡诠，都先后被贬海南，最后都病死在流放地。由于他们精忠爱国，敢于抗衡权奸秦桧等权重一时的投降派，因而受到岭南人民的尊崇。在现今海南省海口市，人民特为这四位著名爱国名臣和唐代被贬海南的李德裕立祠纪念祭祀，合称为“五公祠”。

直至明清，岭南已成繁荣富庶、文化先进的乐土，才结束了作为重罪犯流放地的历史。

(3) 韩愈、苏轼对岭南文化的贡献

唐宋时期，岭南大部分州县都已设立了官学，私学亦正在兴起成风，但发展不平衡，所幸的是不少被贬谪的“罪官”，多贬到落后偏远之处，却能致力于教育办学及教化人民的工作，从而有力地促进了落后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其中尤以唐代被贬潮州的韩愈和北宋时被贬惠州、儋州的苏轼所起作用最为显著，影响最深远。

韩愈(768—824)，河南南阳人，是我国唐代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著名唐宋八大家之一。唐贞元十九年(803)，韩愈任监察御史时，关中天旱大饥，上书皇帝请放宽人民徭役、免田租，因而获罪被贬为连州阳山令(今广东阳山县)。韩愈在阳山廉洁公正，颇有政绩，“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新唐书·韩愈传》)。元和十四年(819)，韩愈任刑部侍郎时，又因谏阻唐宪宗劳民伤财地迎佛骨而再次被贬为潮州刺史。当时的潮州处于开发之始，经济落后，人民文化素质低，州办学校形同虚设，恶风陋俗也无多大改变。韩愈到任后，决心从办好州学入手。他特聘当地名儒赵德为县尉，专门负责州学建设。为了解决学生的吃饭问题，他节衣缩食，拿出部分薪俸作为生息基金，以所得利息作为学生伙食费补贴。韩愈是当时有名的朝廷重臣、知名学者。他的道德文章，潮州人也是久闻其名的。由他领头办学，号召力大，效果显著，入学者众。为了使州学有一本较好的教材。韩愈还将自己的文章送给赵德作参考，赵德将之编成《昌黎文录》六卷，自己写了序言，作为学校教材，自此以后，《昌黎文录》便成为潮州学人必读的好书。韩愈的努力，使潮州地区“自此潮兴文行”(清范端昂《粤中见闻》)。韩愈在潮州，关心民间疾苦，革除陋俗，不遗余力。他下令禁绝私人畜养奴婢，改革难懂的方言土语，亲自撰写了著名的《祭鳄鱼文》，到被称为鳄溪(又名恶溪)鳄鱼为患的大河，举行驱赶鳄鱼的祭礼。因此，虽然韩愈在潮州只有短短的八个月，但却深得潮州人民的爱戴尊崇，在他离任后，当地人还用多种方式来表示怀念。如：潮州人民为纪念韩愈，将鳄溪改名韩江，将东山改名韩山，妇女的头巾也改名韩公帕，还建了韩文公祠和思韩亭，以永志韩愈在潮州的贡献。历代著名学者文人，如宋代的苏轼、明万历年间进士黄琮、清代曾任潮州知府的龙为霖等人，都曾在有关碑记中，实事求是地赞扬韩愈开潮州文风之盛的贡献。

苏轼(1036—1101)，号东坡，四川眉山人，是北宋著名政治家，诗人和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一生，因新旧党争曾多次被贬谪。公元1094年(绍圣元年)，苏轼被贬岭南惠州。苏轼不仅以旷达的胸怀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千古名句，而且为惠州人做了不少好事。他为乡民提出可利用罗浮山溪涧水量的充沛，建造水碓、水磨的合理化建议，并亲自提出了设计方案;他将江南农民使用的插秧工具秧马，在当地推广;他拿出自己的围腰玉带，捐资为西湖乡民修建桥梁和湖堤。至今惠州西湖还留下不少苏轼在惠州时的遗迹;民间也流传着有关苏轼的种种传说。

公元1097年(绍圣四年)，苏轼又以戴罪之身，从惠州再贬海南岛，名义上是任琼州别驾，却指明在昌化军(今儋县)安置，不得书签公事。当时的儋县仍是基本未经开发的地方，居民大多数是黎族人。苏轼当时已经62岁了，但他却泰然处之。他穿黎装，学黎语，积极主动为黎族人办些力所能及的好事。诸如指导黎族人改进农田生产技术，劝喻黎族人有病要求医吃药，不要一味屠牛祭神等等。苏轼在儋县的最大贡献，是为黎族人办起了学校，使黎族的孩子有了识字读书的机会。他还经常亲自为黎族人讲学。苏轼在儋县很快就和黎族人建立了真诚深厚的友谊。每当黎族孩子的朗朗读书声传到苏轼住所时，他总是禁不住由衷地喜悦。他还特地吟诗一首：“九岭起韶石，姜子家日南。吾道无南北，安知不生今!”(《迁居之夕闻邻舍儿诵书欣然而作》)张九龄是韶关曲江人(韶石)，姜公辅是日南(今越南北部)人，都是生在偏远蛮荒的岭南，却能读书有成，成为名重一时的宰相。学问是不分南北的，又怎么不可能在这群孩子中出人才呢! 苏轼相信：黎族人也会读书有成，人才辈出的。当地黎族人民和苏轼关系非常密切，主动跟苏轼学讲汉语，还称之为“东坡话”。“东坡话”由此世代相传，至今成为儋县居民独特的方言土语，既不是黎语，也不是琼语，而是带有浓重中古巴蜀汉语方音的“东坡语”。

苏轼终于在公元1100年初夏被赦奉诏回京，却在离开儋县北返途中病逝了。他在去世前两个月曾写有《自题金山寺画像》一诗。中有“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之句，足见苏轼自己是颇为珍重这段经历的。苏轼去世后十多年，李光曾为儋州州学撰写了《迁建儋州学记》，还特别提到，儋州自苏轼后“今十余年，学者彬彬，不殊闽浙”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