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文化·山西地区的民族文化交融·魏孝文帝“全面汉化”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历史比较

三晋文化·山西地区的民族文化交融·魏孝文帝“全面汉化”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历史比较

北魏王朝建立后，我国古代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更加波澜壮阔地展开了。这主要是北魏第六代国君孝文帝在位期间推行“全面汉化”的改革，也叫“孝文帝改制”，就是在社会经济政治和观念形态领域全面学习吸取中原汉民族的农耕文化传统。魏孝文帝的全面汉化，同当年赵武灵王全面学习吸取北方游牧族文化的胡服骑射改革，虽然时隔七八百年之久，而且是发生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度和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事件，但是，作为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创举和社会改革的宏伟大业，两者又有着本质的共性特点，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给后世留下了极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很值得总结记取。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改革是困境中的奋进。无论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还是魏孝文帝实施全面汉化，都是在面临严峻的内外形势下，于困境中勇敢的奋进。如上所说，当年赵武灵王在赵国推行胡服骑射改革时，不仅面临着诸侯压境、胡骑骚扰、四面受敌的险恶外部形势，而且在国内又经历了同守旧势力的激烈斗争。时隔七八百年之后，魏孝文帝同样是在面临严峻的内外形势下实施全面汉化的。

北魏的统治者鲜卑族拓拔部是一个落后的游牧民族，当他们武力统一了北方后，如何建立起一套既适应汉民族封建社会制度、又符合本民族社会发展需要的统治方式，以统治比他们先进得多的广大汉族人民，便成为急待解决的严重政治课题。然而长期以来，北魏政权内部强大的奴隶主贵族势力，一方面同中原地区的封建制度格格不入，对汉族采取高压政策，由此激起各阶层的强烈反抗;另一方面，又残酷压迫周围各游牧民族，迫使他们不断起义和暴动。后来，不堪忍受的各族人民采取了联合南朝汉族政权、共同对付北魏统治者的战略，使北魏处于南北夹攻之中。魏孝文帝便是在这样的外部形势下登上皇位，推行他的改革大业的。

孝文帝改革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他幼年登极后，在实际执掌朝政的冯太后主持下进行的。如实行了“班禄制”、“均田制”、“三长制”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有力地推进了北魏社会的封建化进程，并为后期改革铺平了道路。孝文帝亲政后，为把改革继续引向深入，首先面临着“迁都”的重大抉择。他清醒地看到，随着形势的发展，继续以平城为统治中心显然已不再适应了，只有迁都洛阳，立足中原，才能确保政权的稳固和后期改革的顺利进展。于是审时度势，经过数年的酝酿准备，毅然举行了意义深远的迁都。迁都之后，他即不失时机地按照中原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对鲜卑族的社会习俗、生活方式、典章制度乃至观念形态进行了全面改造。如改服汉服、改说汉语、改姓汉姓，在生活习俗上与汉人融为一体;又如定族姓、建门阀、扶植重用汉族士族，在政治上与汉人上层合流;又如修订律令、实行法治，尊儒崇经、提倡礼乐，兴办学校、选贤任能等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全面确立了北魏社会的封建体制。这就是著名的孝文帝改制或全面汉化。经过孝文帝改制后的北魏，“斯文郁然，比隆周汉”(《魏书·儒林列传》)，文治武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然而，孝文帝的改革，尤其是为后期改革铺平道路的迁都之举，同样遭到以太子恂为首的贵族官僚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和阻挠，他们甚至在迁都洛阳后还曾图谋发动叛乱。孝文帝高瞻远瞩，洞察到形势的严峻和斗争的不可避免，以其果敢顽强的毅力，在朝廷重臣李冲、拓拔澄等的坚强支持下，有力地回击了守旧势力的干扰破坏，实行了迁都，并进而杀掉太子恂，严惩了叛乱者，粉碎了保守派的政治阴谋，从而为全面推行后期改革扫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其二，民族文化交融是双向性的。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有过无数次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历史事实表明，民族文化交融从来是双向性的，是双方民族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吸收，相得益彰，而非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同化”，当然更不是先进民族的文化对于落后民族的“征服”。在这方面，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和魏孝文帝的全面汉化，为我们提供了民族文化双向交流的光辉范例。

胡服骑射是中原华夏族学习吸取北方戎狄族文化的历史创举。虽然，当时的赵国已经确立了封建体制，比之尚处于游牧经济阶段的戎狄民族，显然属于先进的民族;然而，胡服骑射改革表明，民族文化的先进与落后不是绝对的，而是有着相对的意义。如学习机动灵活的“骑射”文化，就说明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文化有其优越性和先进性;学习轻便敏捷的“胡服”文化，不但适应了骑战的需要，也便于人们日常劳作，可见也是有其优越性的先进文化。正是这样，胡服骑射改革的成功实践，在我国古代军事文化和服饰文化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全面汉化改革则是北方民族文化融合于中原汉民族文化的历史创举。有趣的是，当年赵武灵王曾下令全国“易胡服”，而今，魏孝文帝又“诏禁士民胡服”(《资治通鉴》卷一三九)，下令改服汉服。这主要是因为，“禁胡服”如同“禁鲜卑语”、“改鲜卑姓”一样，都是力求从服饰、语言、姓氏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汉人融为一体。这对于比较落后的鲜卑族来说，无疑是一场移风易俗的深刻社会变革;更何况，当时汉民族的服饰文化，经过赵武灵王改革后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尤其重要的是，魏孝文帝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推行的一系列封建化改制，无论对于鲜卑族和汉民族来说，都具有无可置疑的历史进步性。一方面，它有力地促进了北魏国家的封建化进程，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中原大地自西晋末年发生“永嘉之乱”后，“礼乐文章尽以扫地”(《魏书 ·儒林列传》)，礼崩乐坏，一派狼籍，文化遭到空前浩劫，在这种情况下，孝文帝大力提倡封建式的儒家文化和礼乐制度，不仅有助于北魏政权的巩固，而且也在少数民族中广泛传播了汉民族文化，这对于久经战乱之后中原地区文化的复兴和繁荣，无疑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三，以实现统一天下为己任。在这方面，两位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杰出历史人物的思想意向和抱负，可谓不谋而合。当年，赵武灵王怀有“吞天下之心”，他推行胡服骑射改革的最终战略目标是兼并诸侯，统一天下。同样，魏孝文帝也是一位胸怀统一大志的君主。他的全面汉化改革和迁都洛阳之举，可以说是为实现统一大业而采取的决定性战略步骤。所以，他在迁都问题上一再强调指出：洛阳是文德治邦的理想都城，只有实行迁都，才能“光宅中原”，“制御华夏”，“复礼万国”(《魏书》)，达到统一中国的目的。迁都洛阳后，他采取了更强有力的实际步骤：一方面，在推行全面改制的过程中，再三教诲他的皇族和臣僚说，要作到使北魏王朝能够象殷、周、汉、晋那样永垂于史册，必须“改旧，以成日新之美”(《魏书·献文六王列传》)，即必须把改革贯彻到底，力求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汉人融为一体，才能适应统一中国的需要，也才能对于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国各民族实行稳固而有效的统治。另一方面，立即开始进行军事南伐。他曾接连三次亲率大军南下出征，以便扫平中国南疆，实现全国统一。不过，同样遗憾的是，魏孝文帝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统一中国的宏愿还未曾来得及实现，即病死于第三次军事南伐途中。

通过上面的比较对照使我们看到，到了秦汉以后，山西地区的民族文化交融进一步拓展了，三晋古文化兼容并蓄的历史传统，也在山西地区更加发扬光大，更加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