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天祚命—帝王的承袭·汉代的太子预立制

承天祚命—帝王的承袭·汉代的太子预立制

西汉的政权体制沿袭秦代而有所发展。汉高祖以平民为帝，不懂朝仪之礼，后来，曾为秦博士的叔孙通为之定朝仪大礼，“每月朔岁首为大朝受贺……二千石以上，上殿称万岁……百官受赐宴享大作乐”(《续汉志》卷五)。汉高祖高高在上，威风凛凛，十分得意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叔孙通传》)

西汉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说，更把皇权进一步神秘化。他把天和人看作是同类，天有日月，人有两眼，天每年有三百六十五天，人则有三百六十五骨，等等。根据天人感应说，天是有意志的，是至高无上充满精神威慑力量的神，而皇帝则是天派到人间代天对地上实行统治的。所谓“天生民……为之立君以善之，此天意也。”正因为如此才称天子。《汉书·鲍宣传》说：‘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班固在《白虎通》中也说：“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皇帝对臣民的统治被说成是“天意”，是“天意之所予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因此，顺从皇帝的统治，也就是顺应了天意。皇帝也要从天命以行事，所谓“王者承天意以事。”董仲舒特别提出以灾异作为天意的表现，以灾异来制约皇帝的行为。例如，风调雨顺之年是皇帝顺应天意的表征，灾异剧变则是皇帝行事有悖天意的警告。因此遇有灾异皇帝要避正殿、减服，朝会不奏乐，甚至下罪己诏，倾听百官意见，在政策措施上也要采取一些宽刑减赋之举。这从汉时起，直到明清成为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是从天人感应之说派生而来的，也是皇帝制度的重要内容。这种制度在实践中起着两个作用：一是灾异之年，人民生活困苦，或惶惶不安之时，可以借此缓和矛盾，安定人心。二是通过所谓的上天示警也可以规劝皇帝多行善政。

这样，通过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实际上就使皇权与神权进一步联系在一起。

皇权继承

皇权的继承，则是立太子。

我们前面讲过，在秦代尚无预立太子的制度。《史记》载秦始皇临危赐其长子书，谓“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可见扶苏在秦始皇生时，只为公子而不是太子。汉初一些大臣认为，秦代未建立预立储君的太子制度乃是秦亡的原因之一。汉高祖二年正式预立太子。后又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大臣争之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戏!”于是只好作罢，后太子刘盈登上皇位。

汉文帝即位后数月，群臣奏请预立太子，文帝不纳，有司遂谓：“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文帝迫于群臣争论，也立了太子。

汉景帝未立太子之先，其弟梁孝王每次入朝，入则侍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帝与梁王侍太后饮时曾说：“千秋万岁后传于王。”太后与王皆心内喜。后景帝立栗太子，又废为临江王。太后遂以梁王为嗣，梁王亦求为嗣。为此景帝乃召爰盎诸大臣议事。爰盎等说：“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质，质者法天，亲其所亲，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敬其本始，故立长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又说：“方今汉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当立子。”窦婴更争辩说：“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汉之约也，上何以得传梁王。”(《汉书》卷五一，《窦婴传》)于是景帝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汉武帝。

预立太子制始于西汉初年。预立太子是国家大事。太子既然是皇位继承者，国之储君，故册立太子有很庄严而隆重的典礼。《续汉书·礼仪》说：立太子仪，皇帝临殿，百官大会;(谒者引太子进殿，司空宣策，中常侍授玺绶;太子谢恩;)三公称贺。朝皇后，谒太庙;大赦天下，典礼告成。太子在预建后发现才德不济，可以废黜。如果皇后失宠，太子也要受到株连。如果太子年幼，皇太后也可以摄政。在汉代，如果皇帝无道，危及国家，造成统治者内部矛盾的尖锐化，也可以废黜。例如，昭帝死后，其侄刘贤称帝。刘贤放任不轨，上下交怨。于是掌握实权的大将军霍光和车骑将军张安世等召开朝议，议决废帝，然后报太后，立宣帝。这次行动对西汉的中兴起了积极作用。在封建时代，地主阶级和它的领袖之间的关系是：符合地主阶级的利益与需要的则存，不符合地主阶级的利益与需要的则废，甚至不惜毒杀刺杀。自秦代以来皇帝制度的确立与不断发展，反映了地主阶级的需要，体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为了造成一代明君，汉代进一步确立了对太子的教育制度。

对太子的教育制度

皇太子有师傅，有官属，太子宫曰“东宫”。汉初，叔孙通为太子傅，张良为少傅。二傅秩皆为二千石。太子于二傅执弟子礼。少傅称臣，太傅不称臣。提高傅的地位是为了提高和巩固太子的地位。对太子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学，其中蕴藏着丰富的统治经验。东宫属官有太子门大夫五人、庶子五人、洗马十六人及舍人若干，另置詹事以领东宫事务。

太子既然是国之储君和未来的至尊，所以一旦典礼立定，当然不能轻易废之。所谓“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统，一民心也。非有大恶于天下，不可移也”。但是，由于皇帝的母亲皇太后也是至尊，皇太后至尊之号，天下一统;她可以左右朝政，贬诛大臣，甚至改换朝纲，在皇帝死而无嗣或继位者年龄很小的时候，更是如此。蔡邕在《独断》中说： “秦汉以来，少帝即位，后代而摄政称皇太后。……后摄政则后临前殿朝群臣，后东面，少帝西面。群臣奏事上书皆为两通，一诣太后，一诣少帝。”可见其权威极大。再加上皇室内外争夺皇位者历来就不乏其人，这些人决不会因为立了太子而善罢干休。所以，预立太子制度的确立，并没有起到对于稳定封建国家政局一劳永逸的作用。实际上，在封建统治者内部，为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历朝历代都是非常剧烈而又残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