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文化的特质·没有“释义学”的释义

一儒学文化的特质·没有“释义学”的释义

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思想传统存在着某些相同之处，如在思想传统的发展形式上，都存在对文献经典作注解和阐述的传统。但细究起来，这两者之间仍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对思想史的研究，在西方思想史上，一般说来，可以采取两种立场，即思想史家立场和思想家的立场。从思想发展史着眼，思想家地位当然要高于思想史家的地位。翻开一部西方哲学史的教科书，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就看到，西方思想家们很少用注解、阐述经典的方式来提出自己的思想传统。怀特海曾经说过，一部西方哲学史实质上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注脚。怀氏此番话的真意只不过是指出柏拉图哲学问题几乎都成了以后哲学家们讨论、研究的主题，而不是说，以后的哲学家们都成了柏拉图的注释家、阐释家。西方思想史在其实质上，主要的是思想家的历史，而不是思想史家的历史。然而思想发展总有“一以贯之”之道，尤其是对于那些在思想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耶稣等站在思想史立场作一番研究，自也有其不可掩饰的学术史的价值。对他们的思想作注解、阐释是思想史家的任务。与此相适应，在西方二千多年的思想发展史中，始终存在着一门探讨对文本注释问题的学科：释义学(Hermeneutik)。但总的说来，思想家的立场和思想史家的立场的区分始终是比较明确的。

与西方思想史传统截然不同的是，在中国儒家思想传统中，思想家和思想史家的区分几乎是不存在的，儒家学者始终是以注解和阐释先秦儒家的经典为己任，这些儒学典籍成了后世儒者思考宇宙、国家、社会、人生的基本文献，而其中的思想当然也成了修养个人言行的最高原则、行动的指南。历史上的许多大思想家也必须是在注解和阐释这些典籍的过程中，借题发挥，以融进自己的看法，从而隐微地提出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家同时兼有思想家和思想史家的双重身份。他们首先是思想史家，然后才是思想家，这样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就历史地形成了一种表述思想的特殊方式，形成了一个极为发达的注释的传统。从这一点出发也比较容易说明为什么中华民族有浓重的历史意识，为什么中国思想传统有很强的历史传承性和稳定的思想结构。

中国儒学思想传统孕育和发展出了一个相当发达的注释传统，但在注解和阐释经典方面始终未提出系统的方法论体系，所以在中国儒学思想传统中从未出现过“释义学”这样的学科，因此中国注解传统具有很大的经验主义的倾向，较少理性的色彩。

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思想传统都存在着注释传统，这应该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尤其近来西方释义学理论被介绍进国内以后，许多学者已认识到，西方思想史上也同中国思想史上一样存在着古已有之的释义学传统。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世界思想史上，在各种不同文化系统中，都存在着注释的传统?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思想史问题，我们必须而且应该给出一个解答。限于篇幅我们不能在此作详细讨论，但是我们愿意在此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在亚斯贝尔斯所谓的思想轴心时期出现了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基督教思想文化，孔子、老子、伊斯兰教思想文化体系，这些思想体系在思想史上的伟大价值在于它们提出了为生活在各种文化系统中人们普遍接受的理论框架，这些理论框架在当时成为了人们用以观察、解释人生、国家、社会、宇宙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绝对预设，人们只有通过这些理论上的绝对预设才能解释人生、世界的含义。舍此，人们就将什么也认识不到。正是通过这种绝对预设，人们才能发现人生的价值，外在世界的意义。每一文化系统中的绝对预设应该是惟一的和最高的。理论上的绝对预设是每一文化系统的核心、出发点或最高的准则，它是文化的生命力，它历史地形成了文化系统各自的特色及其相对稳定的思想生活模式。每一文化系统中的理论上的绝对预设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这两种特性，共时性表明它在文化系统中是惟一的和普遍的，而历时性表明它在文化系统的历史中得到代代相传。这两个特性是一切理论上的绝对预设所必需具备的。绝对预设的历时性先验地必然地决定了它必须通过注释及阐释的方式才能在历史上得到代代相传。绝对预设的改变就是人们的思想的生活方式的变换。文化系统的传承实质上只不过是决定这一文化系统的绝对预设的世代相传的轨迹。人们总希望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的社会之中，这是取得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也是社会稳步向上发展的必要条件。而社会稳定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是否坚持已有的文化理论的绝对预设。总之，要保持一文化系统的生命力必须要保持该文化系统的那一套具有原创性的理论上的“绝对预设”。这种绝对预设在形式上表现在各文化系统的具有权威性的典籍之中，如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佛教的经典。儒家理论上的绝对预设便蕴涵在《四书》、《五经》之中。思想传统的历史延续在历史上往往蜕变为思想形式系统传承，具体而言，即儒家文化的历史延续实质上是依靠着《五经》、《四书》的世代相传，而基督教文化则依据《圣经》而历代相传，如此等等。这一特点决定了思想传统的承续和形式系统的沿袭。而形式系统的沿袭主要地依赖于注释与阐释，这在各个文化系统中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