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传统法律·儒学与古代正统法律思想·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的特征

儒学与中国传统法律·儒学与古代正统法律思想·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的特征

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 皇权至上，法自君出。

尊君是先秦儒家树立的信条，不过，在孔、孟的观念中，尊君并非绝对的，而是有前提的。法家首倡极端的君主专制论，主张“生法者，君也”，作为立法者的君主“权重位尊”，才能“令行禁止”。特别是韩非、李斯等后期法家更将君权绝对化，一味“尊主卑臣”，即便是暴君也应逆来顺受。秦始皇首先实践了法家的理论，自命为皇帝，“命为制，令为诏”(《史记·秦始皇本纪》)，从此，皇帝口含天宪，言出法随。西汉新儒学全盘接受了法家的无条件尊君论，进而给予了神学上的补充。董仲舒公开鼓吹皇帝是上天之子，是代表上天来统治人间，“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这就进一步确立了皇帝的神圣地位，强化了“法自君出”的观念。立法权成了皇帝独享的特权，难怪西汉的杜周如是说：“三尺(法)安出哉? 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前汉书·杜周传》)唐朝的韩愈也说：“君者，出令者也。”(《韩昌黎文集·源道》)国家法律政令，一切生之于君，这也意味着专制君主有权随时随意地制定、变更乃至废弃国家法律，国家最高的司法审判权也理所当然地集中在君主一人之身。

(2)以“三纲”为立法的指导原则。

孔子视维护君、父等级特权为礼治的基本要求，强调一切社会成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周礼规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等级名分制。此后的孟子、荀子也都强烈主张明确君臣、父子间的上下尊卑关系。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法家的观点与儒家如出一辙，甚至比先秦儒家阐述得更明了。韩非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董仲舒在此基础上，更附会以阴阳学说，提出了一套充满神学色彩的“三纲”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妇为阴”(《春秋繁露·基义》)。后来，经《白虎通义》的进一步提炼，“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论正式形成。因为“三纲”的核心乃是“君为臣纲”，对统治者有莫大的利用价值，所以“三纲”很快就演变为立法的指导原则。严格地保护君权、父权、夫权，是中国古代法律自身从内容方面体现出的最大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正是由于“三纲”被统治者奉为立法的根本原则的缘故。

(3)以礼入律，同罪异罚。

法律本应体现公平、正义，但儒家之礼却重在尊卑亲疏的区别，上下贵贱的划分，界限分明，等级森严 。西周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本身便是礼治的内容，它的要害在于统治阶层依法享有法律的特权。不过，由于成文法典兴盛之初适逢儒学郁郁不得志的时期，所以，无论是秦律，还是汉初之律，儒家的影响相对较小。而自西汉中期儒学骤兴并取得独尊地位之后，如何以儒家的思维和方式改造、修正现行法律便成为汉儒们的燃眉之急。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到东汉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等的以经注律，不外乎反映了儒家处心积虑地引礼入法的企图。他们的努力在官方的支持下终于取得了成功，以礼刑结合为主要特征的《唐律疏议》的出现，便是这一成功的标志。以礼入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法律公开肯定并维护等级特权制度，实行同罪异罚。“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庄公十八年)，身份地位愈尊，享受的法律特权就愈多。周礼有“八辟”之制，以礼的名义为犯罪的尊贵者减免惩罚提供了依据，经过魏晋、南北朝、隋的发展，“八辟”之制终于在《唐律疏议》中以“八议”的名义重新确立，从而使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这八种人犯罪后享受减免处罚的特权。同罪异罚的精神还反映在家族生活方面，家族成员身份的不同，法律地位也各异。尊长与卑幼，即便所犯为同一种罪，处罚也绝然不同。以卑犯尊的许多行为被列入“十恶”大罪之中，加重惩治。而以尊侵卑则往往不受法律约束，甚至承认其合法地位。这种差异，同样表现在夫妇之间。

(4)德主刑辅，德本刑用。

儒家继承了周公“明德慎罚”的主张，并进一步强调了“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为政以德，譬如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在德、礼、刑、政这四种基本的统治手段上，儒家更偏重及偏爱德、礼的功用，所以孔子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仁政”理论系统的重要内容便是“德治”，他告诫统治者必须依靠道德教化来争取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孔丑上》)。如果说，在孔孟那里“德主刑辅”的主张尚未表述得十分明确的话，那么，到了董仲舒这里，意思的表达变得一目了然。董仲舒以阴阳学说来附会刑与德的关系，认为应亲阳而疏阴、贵阳而贱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汉书·董仲舒传》)。既然“大德而小刑”是“天道”，那么，以德为主，以刑为辅也便是天经地义的了。通过一番精心的并赋予了神学色彩的理论加工，“德主刑辅”思想终于由董仲舒基本完成。从此，“德主刑辅”上升为古代立法与司法的基本指导原则。古代法典的典范《唐律疏议》即是“德主刑辅”思想的具体化，它的制订者甚至直接将德、礼与刑罚的关系，视之为本与用的关系，“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义·名例》)。虽然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状况考察，统治者并未将刑罚仅仅视作一种辅助为用的统治手段，更多的时候是正好相反，但从思想主张的角度考察，德主刑辅、德本刑用仍是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的最核心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