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史官的职责地位及记言记事制度的建立

一儒学与中国史学·史官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史官的职责地位及记言记事制度的建立

从文字结构的原意上看，“史”是一个会意字。史字原形作“㕜”，《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又”即是“义”，是右手形，“中”是“正”的意思，即思想端正、不偏不倚。许慎把“中”释为“正”，后世学者多不赞成。清代学者江永在《周礼疑义举要》中说：“凡官署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讼狱之中，皆谓簿书，犹今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清代另一学者吴大澂在《说文古籀补》中作了进一步说明，认为“中当作，即(册)之省形，册为简策本字，持中，以手持簿书也”。清末学者章炳麟在《文始》卷七中说“○”象册形，“|”是“以笔引书”，“中，本册之类”。章炳麟从字形、字音、字义三个方面对“中”字进行考释，可以说比江永、吴大澂把问题讲得更清楚了。现在的学者一般都同意“史”字的原义是指用文字记事的人，即是指掌握文献记载的官职。

在殷周时代，史官由于职责不同，因而有多种分工。据《周礼》、《礼记· 文王世子》载，太史及其属官“司成”的职责是起草文书、策命、整理收藏国家文献典籍、掌握天文历法。太史“掌邦之六典”，熟悉国家政典，因而常在君王左右备咨询，并负责贵族子弟的教育。内史是君王的秘书官，负责著作简册和赏赐文书，奉行君王诰命。册命诸侯卿大夫，有时还奉君王之命出使别国。由于内史担任最高级的秘书工作，所以钟鼎铭文往往有他们的名字。外史掌四方之志和三皇五帝之书，外史掌握过去和当代的史料，即档案史料，并且负责搜集史料和书籍献上朝廷。

御史又称中史、柱下史，职责是保管文书档案。春秋战国时，御史往往充当国内及国际重大会议的记录官。如《史记·蔺相如列传》说：“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令赵王鼓瑟。”小史掌邦国之志和贵族世系。此外，还有女史，是负责后宫记录的。侍史，是贵族巨室的私人秘书。州史和闾史，皆地方史官，其职责是记载地方事迹及登记出生死亡人口。

从广义上看，夏、商、周三代大多数文官都可以称作史，他们的共同任务是起草文书、宣达王命、记录时事、掌管图籍，凡属文字活动都是史官份内的事。但他们的工作并不限于文字工作，在一些宗教活动中，如祭祀、卜筮、还担任一些重要的职务。此外，天文、历法、地理、医术等都是他们的职责范围。

如果将上述如此宽泛的古代史官职责概括起来讲，则古代史官主要负有两类职责，一是关于人事方面的，一是关于天道(即宗教迷信)方面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史官所负的这两类职责的比重不断地起着变化，人事活动的内容逐渐超过了天道。这一变化，使史官的职守逐步摆脱了神道宗教的事务，慢慢地分离而成为某种专业。因而使史官有更多的机会从事于历史的记载、史料的搜集、汇编和保存。这就为以后史学的进步发展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史官文字活动的日益繁复，多由史出的文官的分工越来越明确，这也使得专门记载历史的史官逐渐与从事别的文字工作的史官分野，在促成这狭义史官演变的过程中，除了史官所负的人事、天道这两类任务的比重发生变化的因素外，记言记事制度的建立也起了重要作用。

《礼记·玉藻》说：“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两书所载左史右史，所记职责正好相反，因此左、右史是否是官名，学术界看法不一致。清代学者黄以周在《礼书通故》卷三四中曾作过考辩，他说：“《大戴礼·盛德》篇：内史、太史、左右手也。谓内史居左，太史居右。《觐礼》曰：太史是右。是其证也。古官尊左，内史中大夫、尊，故内史左，太史右。”我们赞成左史、右史非官名的说法，至于是否左史即内史，右史即太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或相反的问题，则不必作机械的理解，因为记言记事本来就是难以截然分开的，所以左、右史可能是在朝廷担负各种职责的史官上朝居于国君左、右的称呼。我们以上引古籍中关于记言记事的记载中可以得知，至少在周代已存在着一种由史官记言、记事的制度。这里的记言、记事，是指史学意义上的记言、记事。这种记言、记事制度的建立，在春秋时期已经很普遍了。记言记事制度的建立，是史学进步的一种表现，它表明记录史学的规范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并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由于书记官之史和历史官之史的分野以及从王室到侯国记言记事制度的建立，自然就产生了一大批记言记事的史学作品。如周王室有《周书》、《周志》、《周春秋》，郑国有《郑志》、《郑书》，鲁国有《春秋》，楚国有《俦杌》，晋国有《乘》等等，即产生了所谓的“百国春秋”。

史官地位的尊卑，是随着史官的产生、史官职责的分工以及记言记事制度的确立而发生变化的。王国维说：“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古之官名多从史出。殷周之间，王室执政之官，经传作卿士，而《毛公鼎》、《小子师敦》、《番生敦》作卿事，殷墟卜辞作卿史，是卿士本名史也。又天子，诸侯之执政，通称御事，而殷墟卜辞则称御史，是御事亦称史也。又古之六卿，《书·甘誓》谓之六事;司徒、司马、司空，《诗·小雅》谓之三事，又谓之三有事，《春秋左氏传》谓之三吏;此皆大官之称事若事若吏，即称史者也。”(《观堂集林·释史》)如王国维所言，史官最初“位尊地要”，总揽全国教权政权，这是因为夏、商、周三代教权与政权不分，史官掌一切天人之际的事务，总理一切政权教权，故地位极为尊贵。后来随着天道与人事的分工，政权与教权的分离，史官的职权逐渐缩小，只包括天人之际的事务(如历算、天文、占卜等)及其记载政事而不能参预政权。之后在记言记事制度下又逐步摆脱了宗教神道事务，更多地从事于历史的记载，史料的搜集、汇编和保存。此时的史官，亦即后世关于史官的普通观念。史官的地位，时代愈早愈尊，职务愈重权愈大;时代愈后史官地位愈低、权愈小，最终成为一种专业。中国自秦汉以后，史官地位日益衰落，所以司马迁曾有感于此，说：“仆之先人，非有割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视之间，固主上之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安书》)在汉朝皇帝看来，史官不过是政治上的装饰品，被视为玩物，所以他对待史官的态度就象畜养乐工伶人一样。从汉武帝极不重视史官的态度，可知汉代史官的地位是极为低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