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艺术·儒学与中国美术·图之屋壁,以训将来

儒学与中国艺术·儒学与中国美术·图之屋壁，以训将来

由于美术具有了直观的形象，它表达思想、宣传教义便可比音乐舞蹈更具体，更接近生活现实。裴孝源在主张绘画的社会功能时还提出了“图之屋壁，以训将来”这样的感染教育方法，其实质当然还是要让绘画通过训戒众人，培养道德。这种作用即曹植在画赞序里所具体讲到的：“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斥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如存乎鉴戒者图画也。”对绘画展示标准、训戒众人及感动心绪的功能阐释得具体而明细。

这种用绘画树立为人的道德标准的方式，其实是有传统的。“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戒焉。”(《孔子家语》)这段文字所反映的便是孔子时代以美术体现善恶道德的训诫之法，这方法直接而形象，告诉了人们为善的规范。后世流传的帝王画像、功臣画像，也是顺此传统而为人们树立道德准则的一种手段。绘画中人物所做的事情或典型行为，在观念上为后人确定了行为的标准，而人物本身又是为后人所树立的做人的楷模。

扩展开来说，倒未必是只是“图之以壁”，才能训戒后人。它指出的应当是一个普遍的道理。从本质上讲，所有的美术形式都能够通过描绘形象、赋予形象以道德内含，起到感染他人，教育他人，从而影响其思想和行为的作用。比如在六朝和唐代达到了高峰的中国雕塑艺术，主要是佛教内容的，表面上看并未赋予直接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内含，然而经过文化融汇的雕塑艺术又不能不为中国的社会现实而存在。佛教雕塑中人物那关怀世事的背景来源，那各守其职的存在价值，那温文尔雅的生动情态，其所蕴涵的理性观念都似乎不谋而合地与儒家教义纳入了同一轨迹，雕塑形象成了儒化的佛，它们给予世人的教诲与感染仍是深入内心的。至于宋以后的宗教雕塑趋向于现实生活化，注重对形象具体真实的描绘，表现生动的生活情态，则更说明美术与现实的人的贴近，由此，人接受美术的影响也就更直接。

要使美术形象和形象所蕴涵的思想深入人心，重要的还在于作品本身的艺术完美。中国传统画论中讲究的形神兼备之说，就强调了肖形与传神的统一。荀子“形具而神生”的哲学观点也与后世所主张的传神必须以肖形为基础的美学观点相契合。具备“形”，才可能产生“神”，这是美术区别于其它艺术的本质所在，恰如陆机所言：“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通过“形”而传出“神”，又以“形”、“神”而影响人心，美术的存在价值也就体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