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儒学·傅山·对理学弊误的抉摘

乱世图存—明清之际的儒学·傅山·对理学弊误的抉摘

理学的核心思想是“天理”论。傅山下了极大的功夫，察考先秦典籍，确定“理”字在古代的意义。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从古人那里获得理论根据，作为批评后世“鄙儒”的思想武器。他考察了《尚书》、《周礼》、《诗经》、《孟子》、《礼记》等儒家典籍，写道：

“《书》为帝王治世之本，而不言‘理’字，惟《周官》则有‘燮理阴阳’一字。《诗》咏性情，而用‘理’字者，但‘乃疆乃理’之类三、四见，皆不作道理之理用，岂古人不知有此字耶? 看《孟子》‘理义说心’用‘理’字处，傻生动，何尝口龈牙也?《礼记》则‘理’字多矣，亦不觉甚可厌人。”(《傅山手稿一束》，见《中国哲学》第十辑)

他考察了道家的典籍，认为“《老子》八十一章绝不及‘理’字。庄子，学《老》者，而用‘理’字率不甚着意”(《杂著录》手稿)。他考察了法家韩非的著作，指出：“韩非曰：‘理者，成物之文也。’解‘理’字最明切矣。”(《傅山手稿一束》)他又着重考察了《周易》，最后得出结论说：

“唐虞之书无‘理’，而周始有‘理’，曰‘燮理’。‘理’，用之名，非其之名，后世之‘理’，皆其之也。其之而为其所其也。羲、文之《易》无‘理’，而孔子读《易》始有‘理’，曰‘黄中通理’，曰‘畅’、曰‘发’，则其所谓‘理’者，如‘理蒸而屯泄也’，至于‘四支’，‘事业’，末也，亦非其之也。‘观变阴阳以来，发挥刚柔而理于义’，亦非其之也。‘穷理尽性’，其之矣，而其之与后儒之其之异。”(《圣人为恶篇》)

傅山意谓：古人使用“理”字，皆作动词，不作名词。由于当时无科学的语法专用词汇，傅山以“用”代动词，取“发用”之意，以“其”代名词，所以说“理，用之名，非其之名”。他认为，古人讲“燮理”，“黄中通理”、“畅”、“发”皆作动词，而后世之“理”，“皆其之”即皆作名词。“其之而为其(后儒)所其”，即是说，名词的意义乃后儒所加。“穷理尽性，其之矣”，这一“理”字虽作名词使用，但与后儒所理解的意义不同。这样，傅山就突破了宋儒引古为重、托圣人立言的理论防线。

宋明理学家习惯用理气范畴来探讨世界本原问题。对此，傅山说道：“老夫尝谓气在理先，气蒸成始有理，山川、人物、草木、鸟兽、虫鱼皆然。若言理在气先，但好听耳，实无着落。”(《傅山手稿一束》)他认为，理只能是事物的文理、条理和秩序，它必附丽于事物而存在，而宋儒之理、悬空孤致，听来玄妙，“实无着落”。这里，他指出了“理在气先”观点的虚妄性。

傅山说：“宋儒好缠理字，理本有义，好字而出自儒者之口，只觉其声容俱可笑也。如《中庸注》‘性即理也’，亦可笑。其辞大有漏，然其窍则自《易·系》‘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来。似不背圣人之旨，不背则不背其字耳。圣人之所谓理者，圆备无漏，才落儒家之口，则疏直易寻之理可见。至于盘根错节之理，则不可知矣。圣人‘穷理尽性’之言，全自上‘观变于阴阳、发挥于刚柔’来。宋人之所谓理者，似能发明孟子‘性善’之义，以为依傍大头颅，并不圆通四炤。理之有善有恶，犹乎性之有善有恶，不得谓理全无恶也。即树木之理，根株枝节，而忽有纠拿杂糅之结，斤斧所不能施者，谓此中无理耶?”(同上)理学“性即理”的命题首先是由程颐提出的，其意义在于把先验的道德本体和宇宙本体等同起来，以此来构架“天人一体”的理学体系。傅山认为，“其辞大有漏”，指出这一命题在逻辑上是不周延的。首先，宇宙间的事物是无穷尽的，圣人的态度是不以有所不知为耻，而宋儒则自命无所不知，偶有会心，便以为穷尽了宇宙之理。傅山批评说：“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不知其知果有能尽时乎? 圣人有所不知，则穷理之能事，断非鄙儒小拘者所能颟顸欺人也。”(同上)其次，宋儒把天理论与性善论相沟通，认为理即善，善即理。傅山认为，这也是不周延的判断。在他看来，性有善有恶，理也有善有恶，善有善之理，恶也有恶之理。这里，傅山批评了理学家执“理”自是、自欺欺人的独断性。

理学家自其创说之时，就发明了道统观，谓自家学派“独得孔孟之传”，以此来排斥事功之学，争取思想的正宗地位。以后，理学内部程朱、陆王两派为了争夺道统，又挑起无谓的门户之争，势不两立，如同水火。傅山对此十分蔑视，他说：“奴书生眼里著不得一个人，自以为尊崇圣道，益自见其狭小耳。”(《霜红龛集》卷三九)又说：“我不曾辨朱、陆买卖，……闻此等说如梦。”(同上，卷四○)他认为，理学家妄自尊大，动生事端，自诩“以世道人心为己任”，其实老百姓并不买账。他讥讽理学家说：“呜呼!劳矣，……尔若世道人心，世道人心不尔若也。”(《圣人为恶篇》)这里，傅山批评了理学确立门户、惟我独尊的宗派性。

宋明理学家以性理为精微，以事功为粗迹，对于财利之事，更是讳莫如深。明代后期，理学家充斥朝廷，崇尚空谈，不务实事，问以甲兵钱谷，茫然无对。傅山以为，这都是宋代理学家的“遗泽”。他说：“宋人议论多而成功少，必有病根，学者不得容易抹过。”(《霜红龛集》卷三六)又说：“何以聚人? 曰财。自然贫士难乎有群矣。家国亦然。故讳言财者，自是一教化头骨相耳。常贫贱，骄语仁义之人，大容易做也。”(《傅山手稿一束》)又说：“义者，宜也，宜利不宜害。兴利之事，须实有功，不得徒以志为有利于人也。”(《霜红龛集》卷三五)这里，傅山批评了理学的空疏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