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儒家文学观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统治地位·文学家应原道宗经征圣

儒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儒家文学观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统治地位·文学家应原道宗经征圣

自从荀子提出宗经、征圣、明道的文学创作原则后，文学创作应以六经为准绳，宣扬孔子及儒道，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家最基本的纲领。这个纲领的著名倡导者，便是汉代著名文学家扬雄，以及《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

扬雄的文学主张，基本的论点是征圣、宗经。在《法言》的《吾子》、《问神》、《寡见》、《君子》、《五百》诸篇中，他不嫌辞费地告诉我们，圣人是人之模范，是后代宪章的楷式，圣人在则征诸圣人，圣人逝则从其言，圣人之书是纯粹的正道作品，是不杂不异，久而不渝的教条，是人们至於圣道的门径。他认为五经皆有为而发，或谈天，或说事，或立体，或明理，或言志，而且至辩，明白而易懂，又是至大至深的。圣人的文章以事为主，“事辞称”而“文质彬彬”(《太玄·文》)，内外表里相一致。圣人作文，为情而造，弸中彪外，不加雕饰，心画心声而已。趣深，理微，数博，辞约，章成，深谙世事万物之规律，典雅渊懿，文而不繁，华而副实，因此，“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法言·吾子》);“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书不能达其言，言书不经，多多赘矣”(《法言·问神》)，一切创作都必须“事之为尚”，“足容足言”(《法言·吾子》)，辞达而已。扬雄把文学分裂为事与辞、文与质两 个对立的部分，认为“大文弥朴”(《太玄·文》)，文学作品必须以事或质为重，“君子之言，幽必有验乎明，远必有验乎近，大必有验乎小，微必有验乎著，无言而言谓之妄，君子妄乎? 不妄”(《法言·问神》)。否定任何想象虚构或夸张。他要求把经典的教条运用到文学批评之中，以此诠辨优劣，献替可否。

扬雄像

扬雄文学理论上的主张征圣、宗经，是与他的美学偏好方面的道德家面孔相一致的。在扬雄的著作中，曾有数十处出现过“美”或“不美”的概念。《法言·寡见》曰：“美也，诎人而从道”，“不美也，诎道而从人”，即人应牺牲自己的天性权利，而服从一种外化于人的“道”。《法言·孝至》曰：“石奋石建，父子之美也;无是子、无是父;无是父，无是子。”这是说美是父子之间的伦理关系的和谐，这种和谐表现为双方各尽义务，父慈与子孝结合。《解难》曰：“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是言美是超俗之人才能欣赏的，即美存在於圣贤的修养中。《尚书箴》曰：“献善宣美。”即献宣善美，美与善结合。《博士箴》曰：“昔圣人之绥俗，莫美於施化。”施化即献善，即让子民在教化之中实现善。什么是善呢? 忠孝仁义，温良恭俭，礼让笃敬。这些例子，大致可以代表扬雄“美”的概念之意义，归纳起来，有如下要点：

(1)美是伦理关系的完成，是以异化於人的“道”去约束人类。

(2)美是善的普遍化，善是美的目的，善又必须经过圣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赐给子民，而这种善，必须利于国家权利的稳定化，即善是儒家伦理教条。

(3)美只有少数圣人才能体验到，美是伦理修养的体现，而美又只能为最好地完成了伦理修养的人所把握。

不难发现，扬雄的美学主张也是从孔子那里搬来的。《论语·学而》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礼者，伦理等级秩序也。《论语·八佾》曰：“里仁为美。”仁者，爱人，即合“礼”地处置两人之间的关系，如忠孝恺悌等。又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尽善尽美就是“仁”，善是美的终极目的。扬雄的美学偏好，完全是一个自负的学者的偏好，孤独、高傲，“诎人”的特点更加强烈。《法言·修身》曰：“由於情欲，入自禽门。”他把人性的东西，置于外化于人的“道”的规定之下，也就是说，要以异己的规范约束人性。这些异己的道德信条，如忠、孝，往往成为统治者培养奴隶的工具，成为处于下层的普通人民对奴役者所单独完成的义务。

刘勰《文心雕龙》有“文之枢纽”五篇，其中前三篇专论原道、征圣、宗经问题。《原道》曰：“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此处所言道，即孔子之道;此处所言神理，即道所包含的奥妙，所以，文学应是“道之文”。“道治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道通过孔子体现在六经之中。道是圣人传达的信息，所以，《征圣》认为，“征之周孔，文有有师矣”。圣人之文章“雅丽”，“衔华佩实”(《文心雕龙·征圣》)，“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文心雕龙·宗经》)。后世不能亲炙圣人，便需要宗经。《宗经》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即经所表现，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远的真理。因此，永远是学习的典范。所谓“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运用而未先，可谓泰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刘勰为了方便后世宗经，还专门论述了六经的特点及宗经的门径，曰：六经“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又曰：“文能宗经，体有六义。”具体而言，即：“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情深、风清、事信、义直、体约、文丽是六经之长，是宗经文学可以鼓动天下的力量源泉，而诡、杂、诞、回、芜、淫，源于不能宗经，是背离六经传统必然会导致的后果。所以，刘勰说：“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

扬雄《法言·吾子》云：“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又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辞采华美，丽而无度，其原因正在于不宗经。

扬雄、刘勰原道、宗经、征圣的思想，受到后学的推重。韩愈以为“根之茂者其实遂”(《答李翊书》)，倡导明道、宗经、征圣，与扬雄、刘勰一脉相承。宋代古文运动诸人，更是强调自孔子以来的道统。柳开《应责》曰：“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王禹偁《送谭尧叟序》曰：“读尧舜周孔之书，师轲雄韩柳之作，故其修身也誉闻於乡里，其从政也惠布於郡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