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古代文学·战国文学继承并发展了六经传统·楚辞与赋

儒学与中国古代文学·战国文学继承并发展了六经传统·楚辞与赋

楚地辞赋的产生，也明显地具有文化发展的必然性。其产生于楚，既是楚国地域文化发展的必然，也与楚国与中原的交通，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有很大关系。褚斌杰先生《中国文学史纲要(先秦·秦汉文学)》论“楚辞”体的产生原因，以为楚辞体的产生，首先是“与楚地的民间文学—所谓‘楚声’和‘楚歌’有着直接关系”。其次，楚地的民间巫歌，对楚辞体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如见于《孟子·离娄上》与《楚辞·渔父》的《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又刘向《说苑·善说》有《越人歌》曰：“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这些产生于南方的民歌形式，与楚辞有很亲近的亲缘关系，而与《诗经》有所不同。而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民间祭祀时使巫觋“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这种流行在楚地民间的祭祀曲，往往带有丰富的幻想，富于浪漫情调。又由于是歌、舞、乐结合在一起表演，因此，除抒情外，还兼有一定故事性情节，且语言活泼，节秦鲜明、结构上比一般诗歌闳阔，讲究起伏”。《九歌》、《招魂》便是巫歌的发展。褚斌杰先生还提到了屈原楚辞与《诗经》四言诗，以及战国时代散文的联系。案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强调楚辞的产生与南北文化交流的关系，《左传》宣公十二年，成公二年，襄公二十七年，昭公三年、七年、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皆有楚人引《诗经》及逸诗的例子。楚人之教育子弟，也以六经为蓝本。而楚辞与六经的联系，王逸、刘勰皆有论述，屈原的美政理想，更是烙有圣君贤相的烙印。可以说，楚国文化的发展，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也只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才使楚国得以产生像屈原、宋玉这样杰出的文学家。当然，如果没有楚国的地方文化之背景，楚辞的产生仍是不可能的。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指出：“《离骚》之出，其沾溉文林，既极广远，评骘之语，遂亦纷繁，扬之者谓可与日月争光，抑之者且不许与狂狷比迹，盖一则达观于文章，一乃局蹐于诗教，故其裁决，区以别矣。实则《离骚》之异于《诗》者，特在形式藻采之间耳，时与俗异，故声调不同;地异，故山川神灵动植皆不同。惟欲婚简狄，留二姚，或为北方人民所不敢道。若其怨愤责数之言，则三百篇中之甚于此者多矣。楚虽蛮夷，久为大国，春秋之世，己能赋诗，风雅之教，宁所未习。刘勰取其言辞，校之经典，谓有异有同，固雅颂之博徒，实战国之风雅，……形式文采之所以异者，由二因缘，曰时与地。古者交接邻国，揖让之际，盖必诵诗，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周室既衰，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而游说之风盛，纵横之士，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如屈原同时有苏秦者，其说赵司寇李兑也，曰：‘洛阳乘轩车苏秦，家贫亲老，无罢车驽马，桑轮蓬箧，羸幐负书担橐，触尘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茧，日百而舍，造外阙，愿见于前，口道天下之事。’(《赵策》一)自叙其来，华饰至此，则辩说之际，可以推知。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况《离骚》产地，与诗不同，彼有河渭，此则沅湘，彼惟朴樕，此则兰茝;又重巫，浩歌曼舞，足以乐神，盛造歌辞，用于祀祭……”鲁迅论《离骚》之与《诗经》之联系，及言《离骚》形式，文采与战国游说之风气及楚地风俗的联系，可以说是深中要害。楚辞的产生，正是中国文化历史发展的产物。其继《诗经》风雅，而又有新发展。其自由体式，诡奇风格，华美藻采，适应了时代的新思潮、新需要

离骚图(清代门应兆作)

楚辞而后，有所谓赋，赋之名称，出于六诗。而赋之源头，更是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必然发展。前人论赋之起源，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赋出于诗。《史记·司马相如传赞》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司马迁虽就司马相如而言，实亦可以概括宋玉之赋。类似的意见还有班固《两都赋序》之言“赋者古诗之流”，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之言“赋自诗出，分歧异派”，程廷祚《骚赋论丛上》之言“故诗者，骚赋之大原也”。

第二，赋出于骚或诗骚。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曰： “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源其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类似的意见也见于《文心雕龙·诠赋》，刘勰称：“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章学诚《文史通义· 汉志诗赋》则称：“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

第三，出乎纵横家及诸子。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其论屈宋文章，自当包括辞赋两者，而刘勰又以赋出于骚，因此，楚辞出乎纵横之诡俗，赋也必然与纵横家脱不了关系。至章学诚《汉志诗赋》云：“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周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才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章太炎《国故论衡·诗辨》云：“纵横者，赋之本。”《章太炎白话文》曰：“纵横家的话，本来有几分像赋，则天下统一的时候，纵横家用不着。就变成词赋家了。”换句话说，战国楚，纵横家用不着，就出现了词赋家。

赋与诗与骚，乃至与战国诸子纵横家有明显的联系，甚至史家之记言记事，也影响了宋玉、唐勒、景差等人，宋玉之云楚王游于某某，而某某侍从，虽未必实有其事，却也记事记言，有情节故事，有类史记。

赋与诗的联系，表明赋继承了六经的传统，而与骚，诸子，乃至史记的关系，又表明战国赋文学对六经传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