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微章句—清代儒学·儒学回归·水到渠成:汉学的复兴

幽微章句—清代儒学·儒学回归·水到渠成:汉学的复兴

明清之际，伴随理学的衰微，学术思想界出现了一股批判理学思潮。这一思潮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以朴实考经证史为方法，而以挽救社会危机为目的。朱之瑜以“经邦弘化，康济艰难”为治学的主旨(《朱舜水集》卷一一)，李颙主张“道不虚谈，学贵实效”(《二曲全集》卷七)，颜元强调“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存学编》卷三)，黄宗羲则认为“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清史稿》卷四八○)，顾炎武更以“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提倡“博学于文，行已有耻”(《亭林文集》卷三)，努力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在倡导经世致用的同时，学术界普遍强调读书，注重证据，主张通经服古，试图以朴实的经学去取代空疏的理学。顾炎武大声疾呼“理学，经学也”(《亭林文集》卷三)，认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如论学者必本于《说文》，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也”(《亭林文集》卷四)。李颙也强调“道学即儒学，非于儒学之外，别有所谓道学也”(《二曲全集》卷一四)。费密则主张“学者必根源圣门，专守古经，以实志道”(《弘道书》卷中)。为了复兴经学，顾炎武还提出了“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卷四)的治学方法论，并身体力行，努力从事经学、音韵学、历史学、地理学的研究，在学术领域和治学方法上开启了新的途径。

姚鼐(1732—1815)，安徽桐城人。清经学家、文学家，“桐城派”主要代表人物。著有《九经说》等，编有《古文辞类纂》。

在清初学术潮流转换的过程中，清统治者的文化政策，起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康熙以后，清朝的统治趋于稳定，经济正在恢复，国内的民族矛盾逐渐缓和下来，此前知识界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现实感也随之失去其紧迫性。与此同时，随着清政权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稳定，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相应加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统治者抓住清初盛行一时的私家修史风气大做文章，制造了残酷的庄廷龙《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藉此打击汉族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遏止清初学术界汹涌澎湃的经世思潮。在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下，知识分子缀文命笔，动辄得咎，“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明末清初注重现实社会问题、强调经世致用的学风渐趋消歇，知识界的学术潮流逐渐转向朴实考经证史的治学途径。而这一转向，又恰与清统治者尊崇儒学，藉以形成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凝聚力的政策取向相吻合。于是，清廷不失时机地利用并促成了清初学术潮流的转换。统治者一面大倡“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经学”(《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三)，明确表示了尊崇经学的意向，一面组织学者注释儒家经典，编纂各种书籍。康熙年间，各种“御纂”、“钦定”之书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如经学方面，有《日讲四书解义》、《日讲易经解义》、《周易折中》、《诗经传说汇纂》、《书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等;史学方面，有《三朝实录》、《太祖太宗圣训》、《平定三逆方略》、《大清会典》等;诗文音韵方面，有《全唐诗》、《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历算方面，有《律历渊源》等。特别是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荟萃群书，考核名物，对学术界朴实考经证史潮流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此期间，尽管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的实用需要，确立了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并编纂《性理精义》、《朱子全书》，抬高朱子地位，重用理学名臣，但理学的权威已经失坠，学术界要求挣脱理学樊篱、回复古代经学的倾向日趋明显。

需要指出的是，当清初学术界从笼罩数百年之久的宋明理学的迷雾中走出来的时候，面前并没有新的出路。而在传统儒学发展的历程中，较之宋明理学更为古老，尚保留先儒遗说，并且治学风格、途径与理学迥异其趣的学术形态，只有汉代经学。这样，当清初学术界不约而同地趋向于以经学取代理学的道路之时，汉代经学就成了学者追寻的鹄的。继阎若璩、胡渭注重读书，强调证据，致力于求是辨诬，以确凿的证据考辨出《古文尚书》及《河图》、《洛书》等图、书之伪，再一次从根本上动摇了宋明理学的基础之后，江南学者惠栋首先打出汉学的旗帜，极力主张恢复汉儒的训诂，以真正理解经书的本义。一时之间，学者靡然向风，宛若水到渠成，汉学很快成为学术界的主流。

乾隆年间，清朝统治进入全盛阶段，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确立，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封建的学术文化有了较大发展，北京和江南的一些地区更是书院林立，人才济济。安定富庶的社会环境，为学者从事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统治者的文化政策，也由尊崇程朱理学转而变为汉宋兼容并包，在提倡理学的同时，一并优容汉学。乾隆以“稽古右文”之君自命，大规模地组织学者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特别是《四库全书》的编纂，招徕了大批的汉学家入馆从事辑佚校勘、整理编次历代典籍的工作，汉学“发挥传注，考核典章”的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学者无不趋之若鹜，从而使文学、音韵、训诂、校勘、考证、辑佚的研究成为一时风气，几至“家家许郑，人人贾马”，考据学迅速发展到全盛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