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儒学·顾炎武·社会政治思想

乱世图存—明清之际的儒学·顾炎武·社会政治思想

顾炎武批评宋明理学家“置四海困穷而不言，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在社会政治思想上，他直接从“人道”入手，他说：“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日知录》卷七，《子张问十世》条)“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圣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亭林文集》卷一，《郡县论》五)理学家们有时也谈“人道”，可那是经过净化了的“人道”，是一种“纯乎天理之公，而无一毫人欲之私”的“人道”。顾炎武承认自私心是“常情”，要统治者顺乎自然，任其发展。

顾炎武反对超经济的权力干涉，主张利尽山泽而藏富于民。从思想渊源上说，这是儒家民本思想与道家“吾无为而民自富”思想的结合。惟其以自私自为作前提，则打上了不同于中古封建思想的时代印记。他说：

“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贫。用吾之说，则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且以马言之：天下驿递往来以及州县上计京师，白事司府，迎候上官，递送文书，及庶人在官所用之马，一岁无虑百万匹，其行无虑万万里。今则十减六、七，而西北之马骡不可胜用矣。……他物之称是者不可悉数。且使为令者得以省耕敛，教树畜，而田功之获，果蓏之收，六畜之孳，材木之茂，五年之中必当倍益。从是而山泽之利亦可开也……。今有矿焉，天子开之，是发金于五达之衢也;县令开之，是发金于堂室之内也。利尽山泽而不取诸民，故曰：此富国之策也。”(同上，《郡县论》六)

顾炎武提出的富国之策很简单：一在简政便民，二在开发资源。其前提是统治者废除超经济的干涉和剥夺，放权给地方和人民，让人们自私自为地从事经济生产。这样，国家就会“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

顾炎武的社会政治主张，是要摆脱封建君主的集权政治，实行以郡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它既是世官世守的宗法组织，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他以为只有这样的政体，才能使人民的自私自为得到可靠的保证。他认为，郡县制自宋以后，逐渐出现“其专在上”的弊病，致使民生日贫，国势日弱。他引证陈亮的话说：“五代之际，兵、财之柄倒持于下，艺祖皇帝束之于上，以定祸乱。后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日知录》卷八，《法制》条)宋朝开国之初，鉴于五代之乱，削除藩镇，收回地方兵、财大权，矫正了尾大不掉的弊病。后世君主为巩固其“一人而私天下”的特权，设置名目繁多的科条文簿、监司、督抚之类，用以控制和约束地方。结果，地方力量日弱一日，从而也影响了国家的实力。依顾炎武的意见，宜削弱君主权力，实行郡县守令世袭制，并予以辟官、为政、理财、治兵的权力。这样，可以使郡县守令像管理家事那样尽其责任。这是一种类似小邦封建的政治主张，这种主张反映了力量微弱的市民阶层的愿望。虽然其用意在发展“天下之私”，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他把这建筑在君主自动放弃专制权力的基础上，不仅毫无现实性，而且就其主张实行郡县守令世袭制来说，毋宁说是一种历史的退步。

顾炎武著《生员论》，指出天下生员不下五十万人，与胥吏勾结，武断乡里，一切杂泛之差及科派之费皆取之于民，而一登科第，即攀援声气，依傍门户，结成一种“朋比胶固，牢不可解”的官僚势力。顾炎武认为，“国家之所以常治而不乱者，人材也”。而在现行的生员制度下，士子唯习场屋之文以邀功名，是造就不出用世之才的。因此，他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实行唯才是用的选举制度。他提出“天下之人皆得举而荐之”的选举原则，以及按人口比例推选人才的选举法，带有明显的民主性质。这种主张在十七世纪提出是很有胆识的。

顾炎武的民主思想因素还表现在肯定下层人民“不治而议论”的正当性，以为国家治乱决定于社会有无“清议”—正直的舆论。他颇尊重民意，以为考察民意可以知政治得失及人才邪正。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顾炎武对此有所发挥，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日知录》卷一九，《直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