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孟子荀子发展了孔子的文学观·荀子建立了宗经征圣明道的价值标准

儒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孟子荀子发展了孔子的文学观·荀子建立了宗经征圣明道的价值标准

荀子作为儒家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他强调博学与文学的重要性，《荀子·劝学》曰：“学不可以已。……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大略》曰：“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荀子这里所说的“学”、“博学”、“文学”，其内容不能等同于今日文学的概念，但却包含文学的内容在内。荀子把文学视为人的修养之重要内容，这正是对孔子重视“文”、“文学”主张的继承。

荀子在评论五经之时，提出了“诗言是其志也”的说法。《荀子·儒效》曰：“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知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遂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这里荀子之言诗言其志，指的是《诗》为圣人人格之表现，此与《尚书· 尧典》宽泛地说“诗言志”不同。王先谦《荀子集解》曰：“国风所以不随荒暴之君而流荡者，取圣人之儒道以节之也。”也即《毛诗序》之“发乎情，止乎礼义”。“文”指文饰;“光”者，广也;“至”指“盛德之极”。而《书》、《礼》、《乐》、《春秋》虽不可称为文学，其言事、言行、言和、微隐，与《诗》之言志相为表里，构成一个圣人人格内容与形式的大系统。文学正是养成圣人人格内容与形式的途径之一。

荀子是宗经、征圣、明道学说的倡导者，他重视博学、文学，重视诗之言志、风之不遂、雅之文饰光大、颂之美盛德，都是局限在人伦纲纪一途，所以学习的范围、学习的目的是既定的。《荀子·劝学》曰：“学恶乎始? 恶乎终? 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尚书》之言政事，《诗》之述情态，《礼》为建立行为纲纪，《乐》主中和，《春秋》具微言大义，可以教导人超凡入圣，成为君子，因此，是学习的最高典范。

荀子是一位博学的学者，他对于《易》、《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的流传，居功甚伟，他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传播，既发现了圣人孔子是人类智慧的集大成者，五经是圣人智慧所具有情志文采的完善体现，所以学习必须以圣人及圣人创设的经典为根据，学习的目的是成为圣人，同时，他又发现了五经各自的特点，如“《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荀子·劝学》)的特点，即“《礼》、《乐》标举法则而无论说分析，《诗》、《书》记载故事而不切近当前，《春秋》文辞简约，意旨微妙，一时难以索解”(顾易生、蒋凡《先秦两汉文学史》第三章)。所以在学习之时，“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荀子·劝学》)。即要通过师徒传授认真地领会五经意旨。

荀子以征圣、宗经、明道的纲领为基石，发表了他对“言”、“名”等问题的看法。《荀子·非相》曰：“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荀子·正论》曰：“故凡言议期命，是非以圣王为师。”《荀子·正名》曰：“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执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辨说也。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故期命辨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丽也。用丽俱得，谓之知名。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辨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期命也者，辨说之用也。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明而期，质请而喻，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所谓辩，就是一种有说服力的言谈，文以明道，君子好辩说，正命名而辨异同，是基于卫道的目的。道关乎治乱人情，心之与言、说、辞、命，必须合于道，而道则以礼义之顺，合于圣人。背离道，名不合实，虽辨丽，也是应抛弃的。言、名的道理，用于文学创作，便是对文学内容明道目的和文章用词命意切实的一种要求。“言必当理，事必当务”(《荀子·儒效》)。“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类，差差然而齐，……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极”(《荀子·正名》)。欲要名实相称，言理当务，有助于王化大业，若“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荀子·非十二子》)，“诱其名，眩其辞，而无深于其志义者”，违背名辞为“志义之使也”的本分(《荀子·正名》)，无疑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