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佛教·士大夫与佛教·魏晋名士与佛教

儒学与佛教·士大夫与佛教·魏晋名士与佛教

在佛教初传的相当一个时期内，很少有士大夫推崇佛教。随着魏正始年间玄风大畅，旨在空无的佛教般若学因与玄学有相契合之处而随之繁盛，并大行京华，蔚为一代显学。两晋时期，玄佛合流逐渐成为时代学术思潮的主流。当时的般若学者，往往同时是清谈名士，他们兼通内外之学，尤善老庄玄学，而佛经佛理也成为名士的清谈之资。名僧名士的立身行事，旨趣爱好，乃至言谈风姿，皆如出一辙。名士尤其欣赏那些具有名士风采的僧人。例如，名僧支道林，因玄谈风姿，酷似名士，有人甚至称他为“身披袈裟的名士”而受到了当时名士的敬重，开了中土士大夫推重佛教徒的先风。在主要记载晋代士大夫和清谈家言行的《世说新语》中，关于支道林的记载就有四十多条，其中记述了许多支道林与名士风趣相同的生平习好和受名士推崇的事例，士大夫的好佛，从中可见一斑。

据载，支道林“幼有神理，聪明秀彻”，后又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出家后，成为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中即色宗的代表人物。他形貌丑异，而玄谈美妙，擅长草隶，平日里喜游山水，好作诗文，曾与名士谢安、王羲之交游，“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当时的清谈名士都好《老子》、《庄子》，特别崇尚《逍遥游》。支道林对此也独有见地。他引佛理以解庄，标新理，立异义，独拔群儒，名噪一时，从而深为当时的清谈名士所叹服。他对《逍遥游》的注解被认为超过了《庄》注大家向秀与郭象的水平，时称“支理”。东晋名士孙绰所著《道贤论》，在以佛教七道人比配文人名士“竹林七贤”时，将支道林的风采与向秀比，认为“支遁(即支道林)、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一代名流，如王洽、刘恢、殷浩、许洵、郗超、孙绰、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射长遐、袁彦伯等，均争相与之交游，并结为知音。《世说新语》上还记载了这么一个小故事：支道林晚年辞别京师回山时，时贤名流皆前来为之送行。有一天，蔡系先来，便靠近支道林坐下来。不久，谢安也到，就坐得离支道林稍远一点。蔡系有事，暂时离去。谢安立即移就其处。蔡系返回后，见谢安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便不由分说地将谢安连人带坐垫一起举起扔到了地上，自己重新坐到原来靠近支道林的地方。谢安被搞得帽子歪斜，头巾脱落，一副狼狈相，但他毫不介意。一向自鸣清高、甚重面子的名士竟由于支道林的缘故而不计较面子，由此可见当时的名士对佛教徒推崇的程度。究其原因，这与两晋的时代风尚、学术发展以及名僧的名士风采密切相关。当时佛法隆盛，般若学与老庄玄学在理论上可以相互比附发挥，名僧的言行风范也可以与名士相互映趣，相契共鸣。因此，佛教玄风，同畅华夏，名僧名士，共入一流。其结果，即是传统文化借助于佛教而得到了新的发展。

从当时学术思想的发展来看，先秦儒学在魏晋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与老庄道家的自然哲学相结合而形成的玄学，经过多年的发展，在理论上极需有新的突破。从王弼的“贵无论”到裴頠的“崇有论”，最后到郭象的“独化论”，都是从理论上探讨儒家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到郭象“名教即自然”的出现，玄学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它的顶峰，也走到了它的极限。玄学要有新的发展，就需要寻找新的出路，吸收新的养料，佛教般若学的高度思辨正好能满足玄学发展的需要。支道林用佛教的“空”义来解庄，用佛教的精神解脱来取代向秀、郭象适性为逍遥的观点而得到玄学界的名士们的一致赞赏，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佛教借助于魏晋玄学而“因风易行”，得到流传与发展，传统思想也因佛教而获得了发展的新动力。

随着佛教为越来越多的士大夫所接受，士大夫出入佛教逐渐成为时尚。魏晋名士在出入佛教中已认识到佛教有两大特点，一是三世轮回的因果报应论对生活在注重现实的儒家文化氛围中的人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二是佛理恢廓，具有较高的思辨性。佛教的这些特点可以弥补儒学的某些不足。因此，他们开始吸收佛教的思想来发展儒学，有的甚至从理论上来论证“儒佛一家”。如东晋名士孙绰著《喻道论》，认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梁代沈均也著《均圣论》，认为佛教与周孔之道本无二致，“内圣外圣，义均理一”(《广弘明集》卷五)。调和佛儒成为魏晋时儒佛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些名士这样做，许多名僧就更是强调“佛儒一家”。这些都为佛教的进一步中国化以及传统儒学吸收佛教的内容与形式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条件。正是靠着名士与名僧为文化中介，儒佛在魏晋以后进一步走向了融合。

由于士大夫是站在儒学立场上来看待佛教的，因此，他们大多数对佛教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所进行的儒佛之融合也是有条件的融合。首先，他们认识到，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不合中国儒家纲常名教的地方甚多，因此，他们在吸收佛教的某些因素时，又常以佛教不合儒家名教为由而排斥佛教。其次，他们认为佛教不可过盛，否则就会危及儒学在文化上的正统地位，扰乱国家正常的统治秩序，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因此，他们要求朝廷采取措施对佛教加以管理和制约，使之保持在适当的水平上。可见，儒佛的调和又是在斗争中的调和。士大夫们在出入佛教中，既看到了佛教与儒学的不一致处，又体会到了佛教比儒学的高明之处，由此而进行的儒佛融合的确可以促进儒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