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圣贤气象·“观圣贤气象”

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圣贤气象·“观圣贤气象”

如同汉代官吏之重威仪、魏晋名士之重风度、唐代禅林之重神姿一样，宋明儒者则重气象。北宋吕希哲说：“后生初学，且须理会气象。气象好时，百事自当。气象者，辞令容止，轻重疾徐，足以见之矣。不惟君子、小人于此焉分，亦贵贱寿夭之所由定也。”(《吕氏杂志》，见《宋元学案》卷二三)“气象”是一个中性词，但更多时候作为褒义使用。在品评人的时候，往往是指一个人的道德修养、精神境界、人格理想及其智慧能力以及气质、风范等综合因素，使别人得到的一种印象和审美感受。如二程评论“仲尼浑然，乃天地也。颜子粹然，犹如和风庆云也。 孟子岩岩然，犹泰山、北斗也”(《粹言》卷二)。黄庭坚评论周敦颐“胸襟洒落，如光风霁月”，文天祥评论甬上四先生(舒磷、沈涣、杨简、袁燮)说：“广平之学，春风和平;定川之学，秋霜肃凝;瞻彼慈湖，云间月澄;瞻彼絜斋，玉泽冰莹。”这些都是对儒者“气象”的形容。

“气象”说首先是由二程明确提出的，崇褒“圣贤气象”是他们倡导圣学(又称“道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儒者“气象”的形容带有品藻的性质。汉魏六朝时期曾盛行过对儒士文人加以品藻的风尚，即视其人品，表其风格，分其高下，如《世说新语·赏誉》载王戎称“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见钦其宝，莫知名其器”。称王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光外物”等等，此类品藻在《世说新语》各篇以及刘邵《人物志》、葛洪《抱朴子》等文献中所在多有。这样的一种品题方式流行于社会，它的舆论力量是很大的。二程提出“气象”说，当然也有标榜道学的舆论宣传目的。

程的“气象”说与前代的品藻方式有相似之处还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重视直觉体悟与取象比类的特点，它是主体对于对象的主观体验和感受，通过比喻、形容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往往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因而二程指出“气象”的不易界说性：“气象有可以意会，而莫能状者，此所谓难言也。”(《文集》卷九，《答鲍若雨书并答问》)

但是，“气象”说与前代品藻有不尽相同者，“气象”不仅用于对人物的品题，凡文字、言论、天地以及于“道”，都有气象可言。二程说：“学者不学圣人则已，欲学之，须熟观圣人之气象，不可只于名上理会。”(《遗书》卷一五)“或曰：‘圣贤气象，何自而见之?’子曰：‘姑以其言观之亦可也。’”(《粹言》卷一)此言由文字词气观气象。二程又说：“天地生物之气象，可见而不可言，善观于此者，必知道也。”(《粹言》卷二)此言天地生物的气象。二程又说：“道有冲漠之气象。”此言道之气象。由此可见，“气象”一词所用范围甚宽。各事物之间以象属类，并且最终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道”相联系，由气象而言，圣贤、天地、道是相互贯通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所谓“气象”即道在一事物中的表现多少及形式，如说“气象好”即较多地体现了道，反之，即与道相隔或昧于大道。二程强调“学圣人必观其气象”(《粹言》卷二)，因为圣人气象体现着道。

此外，二程要人“熟观圣人气象”，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和主要的目的。二程主张“学圣人”，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人又抬出尘埋已久的偶像，作为人生的楷模，这件事情很容易流为虚应故事，或成为刻板无生气的行为与活动。二程强调学者“凡看文学，非只是要理会语言，要识得圣贤气象”(《遗书》卷二二)。这意思是要学习圣贤的境界，学习圣贤活的精神。二程要人观“天地生物之气象”，是因为他们认为生生不已是天地之道，万物之生成长养，体现着宇宙间生命的韵律，鸢飞鱼跃，皆天理之自然。周敦颐庭前草不除，程颢养小鱼，都是要观其中的“生”意。理学家由此认为，自然与社会的秩序都是天理的自然流布，学者能将“自家意见”与天地之道相沟通，便会胸襟开阔，气象和平，这就是二程要“熟观圣贤气象”的意思。但这意思在后世理学家中只有少数人能够领会。明末学者沈几说：“理学源头活，‘理学’字面呆，若将二字恃为把柄，必且随事窒碍，无潇洒之乐。”(《沈大谷先生书选遗言》，见《先儒修正录》后帙)后世理学家正由于不能从源头活水处看理，把理学当作教条，专用功于呆字面上，因而“随事窒碍，无潇洒之乐”。

“学至圣人”是理学的修养目标，“熟观圣贤气象”是实现此目标的首要方法，因为这样圣人就成为一种活脱的偶像而不是呆板的偶像，以后程朱派学者发扬了“气象”说，陆王派学者则对此有异议，因为他们提倡本心、良知，不要外在的偶像，活脱的偶像仍然是外在的偶像。下面分别看看程朱、陆王两派对于“气象”说的意见。

程门弟子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一脉是很重视“气象”说的。

黄震说杨时“气象和平，议论醇正，说经皆极切”(《宋元学案》卷二五)。但杨时本人尚未十分强调“气象”说，至其弟子罗从彦，“气象”说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他令弟子李侗“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以为这样不仅于进学有力，并且也是养心之要。李侗因而谢绝世故，退居养心达四十余年，饮食或不充腹而怡然自适，他自言其心得说：“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是，虽一毫人欲之私亦退听矣。”李侗对于黄庭坚评论周敦颐“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之语极为称道，认为黄语“形容有道者气象绝佳”。学者存此体段于胸中，处事应物方能廓然大公，而少固滞偏倚。因此他极力标举“洒落”、“洒然”气象，提出：“洒落自得气象，其地位甚高”(《延平答问》)。他的思想对其弟子朱熹影响很深。朱熹说：“洒落二字，本是黄太史语，后来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学者识个深造自得底气象，以自考其所得之浅深。”(《答问引录》)“大抵此个地位，乃是见识分明，涵养纯熟之效，从真实积累功用中来，不是一旦牵强著力做得。”(同上)

朱熹与吕祖谦合编《近思录》，此书第十四卷专言“圣贤气象”，其中对尧、舜、禹、汤、文、武、孔子、颜子、曾子、孟子、荀子、扬雄、董仲舒、孔明、王通、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圣人与贤人加以比较与品评，从中可见褒崇的等级差别。书中认为，尧、舜是生而知之，文王之德似之;汤、武是学而能之，禹之德似之。孔子清明在躬，其人如青天白日，极其“明快”;其学如天地、元气，无所不包，无迹可寻。颜子如和风庆云，自然之和气，不言而化;方露春生之意，微有迹。 孟子有泰山岩岩之气象，露其才，极其雄辩，英气发露，其迹著。荀子才高，敢为异论，其过多，其气偏驳。扬雄才短，著书模拟前圣遗言，其过少。董仲舒资质纯良，发明“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数语，所以度越诸子。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儒者正大气象，二程谓其有王佐之心，道则未尽，因其必求有成，而取刘璋，圣人则宁可无成，也不行一不义。韩愈为近世豪杰，《原道》一文，见道大体，但他出身文人，文华道浅。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韩愈却倒学了。

概括言之，朱熹、吕祖谦认为气象以温润含蓄为纯正，以英气发露为有疵，以循守圣言为轨仪，以敢为异论为大忌，以尊道重义为高尚，以谋求功利为卑下，以修德养性为学的，以擅习文章为末技，如此等等。朱、吕对孟子以下诸贤皆有所批评，正是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疵点和习气未能除尽。

朱、吕认为只是到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理学创始人那里，才又重睹圣学，因而对他们的气象大加褒扬，其中对程颢极尽褒崇之能事，程颐所作《明道先生行状》说：“先生资禀既异，而充养有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诚贯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朱、吕抄录了《明道先生行状》全文，吕祖佥说：“读《明道行状》，可以观圣贤气象。”(《宋元学案》卷一四)道出了朱熹和吕祖谦的用心。

朱熹认为，体认、涵泳“圣贤气象”是变化气质、修养德性的一个重要方法，朱熹说：“如其窄狭，则当涵泳广大气象;颓惰，则当涵泳振作气象。”(《朱子语类》卷八)他又教人“看公时一般气象如何，私时一般气象如何”(同上，卷六)? “王景仁问仁。曰：‘无以为。须是试去屏叠了私欲，然后仔细体验本心之德是甚气象，无徒讲其文义而已也。’”(《朱子语类》卷六)这一修养方法继承了罗从彦、李侗的“观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的思想。

心学一派学者对于程朱一派“观圣贤气象”的方法似乎并不赞同。这理由是：第一，圣贤自己并不这么做，他们不去体验什么人的气象，当有人问张九成：“如何是圣贤气象?”张氏回答说：“圣贤自不知气象如何，稍自涵养充实，则自然蕴藉可观。”(《宋元学案》卷四○)第二，古来许多圣贤，气象岂能尽同，如要观圣贤气象，那要观谁的气象呢?并且所谓“观圣贤气象”如何，是把自己当作局外的旁观者，失掉了“自作主宰”的主体意识，也不会有“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恢宏境界。《陆九渊集》卷三四中载：“松曰：‘晦翁但在气象上理会，此其所以锱铢圣人之言，往往皆不可得而同也。’先生(陆九渊)曰：‘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七八圣人，合堂同席而居，其气象岂能尽同? 我这里也说气象，但不是就外面说，乃曰：阴阳一大气，乾坤一大象。’”第三，圣人气象是圣人的，不是我自己的，我的本心良知原与圣人一般，为什么不从自己本心认识明白，却向别人那里寻讨? 王阳明说：“先认圣人气象，昔人尝有是言矣，然亦欠有头脑，圣人气象自是圣人的，我从何处识认，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体认，如以无星之称而权轻重，未开之镜而照妍媸，真所谓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阳明全书》卷二)由于明代阳明之学盛行，理学“观圣贤气象”的方法渐渐式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