皓日中天—独尊地位的确立·两汉经学·两汉的经学大师

皓日中天—独尊地位的确立·两汉经学·两汉的经学大师

儒家思想取得独尊地位后，出现了许多经学大师，如董仲舒、刘歆、许慎、马融、郑玄等人，他们对两汉经学的繁荣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古文经学的倡导者—刘歆

刘歆(?—23)，字子骏，是汉朝皇族，刘向之子，著有《七略》等书，是著名的经学家。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汉书·楚元王传》)。刘向死后，刘歆“复领《五经》，卒父同业”(同上)。

刘歆反对以前经学家们家法传授的弊病和烦琐章句的学风，指责他们“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分析文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且“党同门，妒道真”(《汉书·楚元王传》)。他希望学习经文要“存其大体”，“用日少而蓄德多”(《汉书·艺文志》)。刘歆对当时经学家“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随意解经，妄断臆测的治学方法进行了批评，强调“夫子不空言说经”，要“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汉书·艺文志》)。

相传刘歆在校理秘书时，曾发现一部古籀文的《左氏春秋传》，刘歆读后十分赞赏，认为左氏所传得到了孔丘思想的真义，他把这部书和孔子壁发现的《逸礼》、《古文尚书》的思想大加提倡，称他们保持了原始经书的真谛，并要把这三部书和当时流传于民间的《毛诗》作为经典立于学官，这四部书就是后来古文经学的主要经典。刘歆的要求遭到许多经学博士的反对，他本人也因移书太常博士遭贬。

有人认为古文经书的真伪值得怀疑，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甚至说古文经书乃刘歆一手伪造出来的，其言虽然过火，但就史实来看，确实值得怀疑。台湾学者李威熊提了三点原因：

(1)言孔壁古文经，首见于《汉书》，其说出自刘歆。

《汉书·景王十三传》说：“鲁恭王余，以孝景王二年立为淮阳王。吴楚反，破后，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鲁，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季年好音，不喜辞。……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汉书》中有关武帝从前的资料，大多抄自《史记》，但这一段中自“恭王初，好治宫室”以下文字，《史记》中并无记载。如此重要的事件司马迁竟然漏掉不录，令人怀疑。班固在《楚元王传》又引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说：“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可见古文得自孔壁，班固是根据刘歆的说法，而刘歆到底根据什么资料，那就不得而知了。

(2)班固云河间献王德，得古文经典，其说亦本刘歆。

《汉书·景十三王传》又云：“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这一段记载，《史记》并无此文。《汉书·艺文志》也说：“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又说：“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以作《乐礼》。”班固《汉书·艺文志》即根据刘歆《七略》而作。所以后人说河间献王有古文经也是根据刘歆的资料而成说的。

(3)整理《左传》并宣扬于世者，当始于刘歆。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与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决，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讳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也。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可见《左传》应该在汉初就已流行，但为什么当时研究六艺的学者不曾注意到这一部著作呢? 或许真像刘歆所说“《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而司马迁家世为史官，所以可以看到《左氏春秋》，但一般人难以看到，因此，才对该书产生怀疑。如果刘歆的话确实没有错，那么《左氏春秋》就是真的了。但刘歆自己也说，看到秘府的《左传》时“经或脱简，传或简编”，可见刘歆确实花了一番功夫加以整理，或者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在经书中加进自己伪造的资料，那是很有可能的。

刘歆在立《春秋左传》、《毛诗》等古文经博士的争论中失败，但刘歆受到王莽的赏识。刘歆的古文经学为王莽改制、摄政和篡汉提供了理论根据，因此任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王莽篡汉后，被封为红休侯，立为国师，成为学术权威，为古文经学培养了大批人材，为日后古文经学取代今文经学奠定了基础。

后来，刘歆谋诛王莽，事泄自杀，这是经学的一大损失。刘歆还曾著《三统历谱》，最早把圆周率推算为3.1547。

五经无双的许慎

许慎(约58—约147)，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曾任太尉南阁祭酒、洨长等职。著有《说文解字》，集古文经学训诂的大成。一般人大多只知道他是一位文字学家，其实识字训诂乃通经之本;《说文解字》一书，引用不少经文以证字义，如果他没有深厚的经学素养，绝不能写出《说文解字》。《后汉书·儒林传》云：“许慎……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另外，许慎尚有古文《孝经》说一篇。

许慎像

在经学发展史上，许慎有两项特殊的贡献，是人们所不能忽视的：

(1)经学的综合研究。许慎曾参加了章帝建初四年的白虎观议经盛会，得以闻知诸儒讲议五经异同，困之余开始撰写《五经异义》。凡每论证一事，必具家法，以明其统绪源流。而在他以前的经学大师，常是仅针对一经加以探讨，而能对诸经加以研究的还很少见。所以许慎的这种研究方式，开拓了经学研究的思路，改变了拘于一家一艺的狭隘眼光，对后世经学的研究有较大影响。稍晚于许慎的马融所著《三传异同说》、郑玄的《驳许慎五经异义》晋谯周《五经然否论》、杨方《五经钩沉》等的研究方法，都直接源自许慎。

(2)《说文解字》促进了经训的发展。《说文解字》问世以前，训释诸经，《尔雅》是最主要的参考典籍。许慎的《说文解字》目的除为正订经字外，也是为了解经的方便。许慎认为当时“诸生竞逐说字解经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文解字》序)，难免成曲解经义的现象。《说文解字》序又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先有文字而后有经书，解经也要以文字为先。《说文解字》序又讲：“六艺群经之训诂，皆训其义。”该书多举经文以正字义。许慎还讲：“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因此，《说文解字》一书，不但反映了东汉古文经学的特征，而且还可以根据《说文解字》明辩古今经文的家法。与《尔雅》一样，《说文解字》成了学经研经不可缺少的宝典，历来都被识字读经者视为必备书籍。

马融在经学上的成就

马融(79—166)，字季长，东汉扶风茂陵人。才高博学，为当时大儒。马融门徒众多，像涿郡卢植、高密郑玄、陈留范冉等经学大家都出自马融门下。马融研究经学成就卓著，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可惜他所注各经，今皆不传，其他书中偶有引用，但所存不多，仅就这些资料，还能窥见马融研经的特色和成就。

西汉经学，今文为主，古文经学到东汉才逐渐受到重视。杜子春、郑兴、郑众、贾徽、贾逵、杜林、卫宏、许慎等都是古文大家，马融继郑氏、贾氏父子之后，又推崇许慎，所注各经全为古文，堪称集东汉古文经学之大成。皮氏《经学历史》上说：“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递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廖平《古学考》则认为，自马融以后，古文才真正成家，并与今文相抗衡。

马融还精于训诂，对后世影响很大。作为古代经典，六经文字深奥，微言大义，常隐而不见。必先通训诂。训诂明，才能了解和发掘深义。马融注《尔雅》，依毛诗，稽考《说文解字》，会通群经，也旁及《史记》、《汉书》，参考《庄子》、《淮南子》，引证各家说法，很得训诂要领。他还利用声训方法，把双声、叠韵、同音等声训，交互为用。至于晦涩难读的字，也释其音，开创了后人训诂并释音的先例。清代学术有所谓汉宋之分，宋学长于义理，汉学长于训诂、考据，而所谓汉学，实质是指马融、郑玄而言，他们以训诂、名物等名传后世。

马融像

马融研经还开始打乱家法、师法，博采众长，杂糅古今经学。马融初随京兆挚恂游学，恂精通《易》、《礼》，马融因此治五经，博通各家诸说，后来又向班固学习《汉书》，以后又在东观校书，与当时的大儒贾逵、许慎等习古文。因此他治经兼各家所长，如注《易》本源于费氏，但又杂有子夏、孟氏、京氏、梁丘氏各家的《易》说;注《尚书》兼收郑氏父子、贾逵的理论;注《诗》则兼听《毛诗》、孔安国、刘歆等家说法;注《三礼》从刘歆、郑众、贾逵等人;注《春秋》则对贾逵、郑众的解说有所取舍;注《论语》则兼采《韩诗》说。因此，家法、师法的传统在马融那里开始打破。如此消除门户之见，放手研经，博采众长，为经学的进一步繁荣奠定基础。马融的经学，虽以古文为主，但也不排斥今文经学，他注经时也常用今文经学的说法，力图把古今经学融合起来，这也是马融的一个贡献。

马融的著作很多，但如今均已散失。《后汉书》说，马融曾著《三传异同说》，又注《孝经》、《论语》、《诗》、《易》、《尚书》、《三礼》、《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等

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生于东汉顺帝永建二年(127)，死于东汉献帝建安五年(200)，是东汉最有成就的经学家。为区别于经学家郑众、郑兴父子，世称“后郑”。他打破了经学研究中的“家法”，创立了“郑学”，结束了古今经学的纷争局面，使经学发展到一个新水平，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郑君兼通今古文，沟合为一，于是经生皆从郑氏，不必更求各家。”可见郑玄有集古今经学的大成、统一两汉经学之功。他的著作长期被作为官方教材，收入九经、十三经注疏中，对后世经学影响极大。

郑玄二十多岁时已“博极群书，精历数图纬之言，兼经算术”。后来，又从师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这时，郑玄已成为有较深造诣的经学家了。不久，郑玄又因卢植的关系，投于马融门下学习。马融是当时最著名的经学家，门徒众多，造诣较深的有五十多人。郑玄在那里三年不为所重，一直没和马融见过面，只能听其弟子高足的传授。尽管如是，郑玄仍日夜寻诵，毫无怠倦。郑玄的才能被马融发现后，马融惊服不已，对卢植说：“吾与汝皆弗如也。”郑玄学成，辞回山东，马融对弟子们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对郑玄的评价非常高。

郑玄受东汉末期“党锢之祸”迫害，“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后汉书·郑玄传》)，集中精力，潜心注经。他看到今古经学相互攻击，壁垒森严，家法师法弄得人皓首穷经，但仍“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王充《论衡· 正说》)。有感于此，郑玄要“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后汉书·郑玄传》。为此他“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攻漏失”(同上)，创立了“郑学”。

郑玄注经兼收今古经学，融合各家，“沟合为一”，无所不用，使经学从各种繁杂的家法中解脱出来，吸引了大批儒生学者归于郑门。因此，郑玄注的经书问世后，其他今古文经多被世人摒弃，“于是，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故经学至郑君一变”。因之，“郑学”的出现，对经学的发展，起了一个重要的转折作用，皮锡瑞说，它使经学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是恰如其分的。

郑玄像

郑玄从四十四岁遭禁锢，到了五十八岁禁解，历时十四年。这十四年间，郑玄的著作甚多，《后汉书· 郑玄传》所列书目大多是这期间所作。这十四年间，郑玄还和今文经学大师何休进行学术争论。何休写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宣传今文经学，对古文经学进行批判。郑玄则把何休吹嘘为像墨子的城防一样不可攻克的今文经学典籍《公羊》攻破，把何休贬为病人膏肓和已成废疾的古文经典《左氏春秋》、《穀梁传》都一一治好。针对郑玄的反驳，何休感叹不已：“康成人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后汉书·郑玄传》)何休被世人称为“学海”。郑玄击败何休，被人们称为“经神”，可见郑玄在经学界的地位之高。郑玄的成就被全社会承认和尊重，“相国孔融深敬于玄，屣履造门”(同上)，大将军何进、袁绍也邀他做客，连黄巾起义军也“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同上)。

公元200年，郑玄七十四岁，在这一年春天，郑玄称他梦到孔子，孔子对他说：“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醒后，郑玄认为自己生命将终，震动不已，不久病亡。

郑玄一生学无常师，用功甚勤，所学经艺，日夜研诵，未尝怠倦，临终之前，还在注释《周易》。因此著作甚多，《后汉书· 郑玄传》中记载：“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同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如此丰富的著作，可以说是空前的。

从唐代起，统治者就把郑玄所注的《诗》、《三礼》视为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收入九经，清代又把它列入《十三经注疏》，长期作为官方教材，一直到解放前夕。对于郑玄，封建统治者也格外推崇，唐太宗封郑玄为“高密伯”，雍正又称郑玄为“先儒郑子”，与董仲舒地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