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文化的特质·没有“释义学”的释义·两汉经学:以章句求经义

一儒学文化的特质·没有“释义学”的释义·两汉经学:以章句求经义

汉初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政治大一统的局面，着手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显然儒家的维护君臣、父子、夫妇大义的三纲五常的伦理政治说教正适合于此种需要。于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学从此成为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变成了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指导思想。《诗》、《书》、《礼》、《易》、《春秋》相续立为官学，成了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五经》。武帝始置五经博士，至元帝时共置十四博士。同时武帝始以专治《春秋》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为儒生步入仕途提供了机会。汉元帝尤好儒，当其时韦贤及其子韦玄成、匡衡、贡禹、薛德广，皆以儒术而位至丞相。此真所谓“黄金满赢，不如教子一经”。一时间形成了一股注释、阐述儒家经典的学术风气。

两汉经学分成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武帝所立的《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学。今文经学先立于学官，而古文经学一直受到排挤，始终难得久立。

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分别，首先在于文字的差别。所谓今文类指隶书，由于汉时书写通行隶书，故称今文，籀文汉时已不通用，故汉世称之为古文。许慎在《说文序》中说：“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孔安国和伏生所壁藏之书，亦必定是古文。汉初开经讲学，就必须把这些古文改为通行的今文，这样才便于教学授徒。所以武帝所立博士都是今文家。由于当时古文经学尚未兴起，所以也没有别立今文经学之名。《史记· 儒林传》曰：“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得以今文读之。”此处“今文”和“古文”乃就《尚书》的古、今文字而言，而不专指今文家、古文家。只是到了刘歆开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易》、《左氏春秋》，东汉卫宏、贾逵、马融等又递相增补，于是今文经与古文经就从此分道扬镳，各立宗派，互相攻诘。

在李斯的建议之下，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下令民间不得私藏《诗》、《书》及百家语，凡有收藏的都要烧掉，这就是焚书坑儒政策。但是中央的博士机构，仍可以保管。于是民间流传的先秦文化典籍都付之一炬。秦国灭亡，项羽入关，又下令焚烧咸阳，把秦朝博士机构的书也一并烧毁。汉代统治者为了加强意识形态的统治，汉惠帝四年(前191)废除民间挟书令，并下诏征求天下遗书，开始对儒家典籍的收集整理工作。这一收集整理的工作主要是依靠秦代幸存下来的博士、儒生凭记忆背诵出经文，然后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定本。这就是今文经学的学术渊源。

毛苌，生卒年不详。西汉时有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之说，毛公为《毛诗》学的开创者。

今文经学，在汉武帝时，立有“五经”博士。这五经实际上有七家。皮锡瑞说：“自建元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据《儒林传》赞：《书》、《礼》、《易》、《春秋》四经，各止一家;惟《诗》之鲁、齐、韩，则汉初已分;申公、辕固、韩婴，汉初已皆为博士。此三人者，生非一地，学非一师。《诗》分鲁、齐、韩三家，此固不得不分者也。”(《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5页)据此，应为五经七家博士，七家各设一员，有缺辄补。元朔五年(前124)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名，又选地方上的优秀弟子为旁听生。这是汉代太学的开始。此后凡立博士的经学，都在太学讲授，其内容均为今文经学。到宣帝、元帝时，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学共十四博士。《易》分为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尚书》分为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诗》分为齐、鲁、韩三家，《礼》分为大小戴两家，《春秋公羊传》分为严、颜两家。

汉初传经最流行的是“训故”，如鲁申公。其次是作“传”，如齐辕固生、燕韩婴。所谓“训故”即以经文字句来解释，通经之大意。“传”则采用故事的形式来申明经义。这两种解经方式并不循章逐句去解经，所以它们与“章句”的解经方式不同。以“章句”的方式来解释经义是比较后起的。所谓“章句”是注家以分章析句的方式来解说经义。据《汉书·艺文志》所载，《书》有《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春秋》有《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易》有施、孟、梁氏各二篇。鲁、齐、韩三家章句不见于《艺文志》。但据汉《武荣碑》，鲁诗有韦君章句。据《陈留风俗传》，鲁诗又有许氏章句。又据《后汉书·马援传》，说马援少有大志，曾受《齐诗》，意不能守章句，是《齐诗》亦有章句。又《后汉书·儒林传》说，伏黯以明《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章句繁多，其子慕乃删除浮辞游说，定为二十万言。《伏湛传》言伏黯已著章句。《儒林传》也提到薛汉也习《韩诗》，薛氏父子以章句著名于时。可见，西汉末年《韩诗》亦已有章句。

汉儒解经尤重“师法”，“师之所传，弟子所受，一字毋敢出入”(《经学历史》，第77页)。从《汉书》、《后汉书》来看，西汉重“师法”，东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师法”和“家法”的分衍和太学讲授经学重师法、家法有关。因为太学讲授经学重视师法，家法，所以学者们就想建立一家之言来争取自己的家学在太学中立为博士。师法和家法有时有区别，而有时又可通用。以《汉书·儒林传》为例，凡说到某侯有某氏之学的，大都指师法，凡说某家有某氏之学的，大凡指家法。如《易》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之学，是师法，但此三人皆从田王孙学《易》，所以田王孙应为三人的师法。施家有张、彭之学，孟有翟、孟、白之学，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是家法。故师法之上有师法，而师法之下的师法即可称之为家法。家法从师法者出。汉儒传经必须严守师法、家法，不得任意更改。西汉孟喜因改师法，汉宣帝就不准他为博士。又如东汉时，张玄少习颜氏《公羊春秋》，建武中策试第一，拜为颜氏《公羊春秋》博士。不久太学诸生发现他兼授严氏《公羊春秋》，上书揭发他不守颜氏家法，于是光武帝只得下令将其罢免。

由于在太学中讲授今文经学必须严守师法、家法，这就使得学者不能有所创新，而只能在师说的基础之上将经学推向繁琐冗杂的路子上去，以至出现了“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汉书·儒林传》)的现象。如东汉桓荣习欧阳《尚书》，事博士朱普，朱氏章句有四十万言，浮辞颇多。桓荣授明帝时，删减为二十三万言。桓荣之子桓郁又为章帝、和帝师，又将之删减至十二万言。于是《尚书》欧阳氏学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桓氏父子只是在欧阳氏的基础上删减浮辞游说并无任何创新。又如学小夏侯《尚书》的秦慕，在解释《尚书·尧典》首句“曰若稽古”四字时，竟用三万字解释之。这是经学章句训诂之学的一大弊端。当时就有人讥之为“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对此，班固批评道：“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弛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汉书·艺文志》)班固的这一批评虽有贬抑今文经学的情感，但却十分中肯。就连今文经学家皮锡瑞也不得不承认班固的批评有见地。他说：“案两汉经学盛衰之故，孟坚数语尽之。”(《经学历史》，第134页)死守章句之法，“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穷其一艺”，导致今文经学走上了衰败之道。

今文经学本身的另一弊端在于，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火烧咸阳，大批儒学典籍或烧毁或散失，所以汉初今文经学的典籍主要源于经师的口授，所以难免有缺漏及其它问题。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典籍被发现，于是有人发现经学博士们的口说有问题了。他们宁愿相信新发现的古典记载，而不相信博士们的口授经义。这样，古文经学家们就企图要把这些新发现的典籍立于博士官来讲授。

古文经学

关于古文经典的来源，《汉书·刘歆传》曾指出：“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于此可见，古文经典有三个来源，一是鲁恭王刘余好治宫室，曾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而不敢复坏，遂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所得古文经传计有《古文尚书》、《逸礼》等，都是用古文字写成的。二是成帝时，发官府秘藏，校理旧文，在秘藏中发现《论语》、《古文尚书》、《左氏春秋》、《孝经》。三是得自民间，即民间献书。《左氏春秋》相传为孔子友人左丘明所著。此书在战国后期已很流行。汉初即有人修《春秋左氏传》，如张苍、贾谊、张敞等。贾谊更为《左氏传训故》。相传赵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参见《汉书·儒林传》)河间献王景帝前二年(155)立，修学好古，搜得先秦古文旧书，如《尚书》、《礼》、《礼记》、《周官》、《孟子》、《老子》等。他喜讲求六艺之学，故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但汉武帝对诸侯王存有戒心，加之献王所得多属古文，于是这些书成为当时的大忌。这就播下了以后经学古今文之争的种子。其它如鲁国桓公、胶东庸生收藏的也大都为古文经典。

古文经学形成于西汉末年，与今文经学家不同，古文经学家视儒家经典为历史材料，认为只有明了经义，才能通晓圣人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所以他们致力于名物训诂，力图恢复儒学经典的本来面目。古文经学家研究经典的基本方法仍为分章析句，所不同的是，他们谨守原典，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反对信口胡说，随意杜撰。诚如王充在《论衡·正说》中所说的，“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正由于他们“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治学风气，才为后世保留了不少真实可靠的先秦文化典籍。

由于今文经学已立于学官，所以古文经学始终不得立为博士。汉哀帝时，刘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汉书·刘歆传》)，但由于今文经学家竭力反对，使刘歆的努力毫无成效。及至王莽篡权，遂使古文经学的地位扶摇直上。王莽与刘歆曾同为黄门郎，很尊重刘歆的学识。王莽执政，“歆为国师”。于是《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周礼》一时都被王莽立为博士。但王莽政权仅维持了十五年。随着“新政”的夭折，古文经博士也遭废除。后光武帝曾从陈元建议立《左氏春秋》博士。《左氏》既立，诸儒生议论纷纷，自公卿以下，屡次争议。不久复废《左氏》。可见，古文经学一直受到今文经学的排挤，始终难得久立。究其原因，乃在于古文经学未得到统治者的扶持。统治者所需要的乃是儒家典籍中所谓的“微言大义”为其治国平天下的根据。至于古文经学重名物制度的训诂确实与经国之道相去甚远。古文经学虽屡遭排斥，但能从学术上综合今古文经学之大成的，还是古文经学家。

古文经学家所以能在学术上综合今古文经学，一则是因为经今古文的长期之争至东汉章帝前后时期已出现了逐渐走向统一的趋势。在白虎观会议上，章帝亲临裁决，其意在统一各种经义的分歧，打破今古文经学之间的严格家法。而且学者中兼治今古文经的人数大增。二则是因为古文经学家能贯通五经，不似今文经学家往往仅治一经为终生之学问。这已为皮锡瑞所点明。他说：“前汉多专一经，罕能兼通。经书初兴，藏书始出;且有或为雅，或为颂，不能尽一经者。若申公兼通《诗》、《春秋》，韩婴兼通《诗》、《易》，孟卿兼通《礼》、《春秋》，已为难能可贵。夏侯始昌通五经，更绝无仅有矣。”(《经学历史》，第127页)与此相反，古文经学家则往往兼通六艺。如尹敏初习欧阳《尚书》，后学古文，兼善《毛诗》、《穀梁》、《左氏春秋》(《后汉书·儒林传》)。又景鸶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又撰《礼内外说》(同上)。许慎学贯五经，当时已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美名。三则是因为古文经学家不似今文经学家死守遗经，分章析句，少有撰述，他们在精研儒家经典的基础上，注疏群经，如许慎撰《五经异议》、贾逵集《古文尚书同异》三卷，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马融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真正集两汉今古文经学之大成者是郑玄。

郑玄兼习今古文经，遍注群经，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篇》、《鲁礼禘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议》、《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郑玄注经的特色在于他能将《方言》、《说文》中的以音释义的方法运用于注经的实践中，认为“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论语注疏》)。这样，因声求义、以今语释古语就成了他注经的主要方法。另一特色在于他注经时兼综诸家，参用异文，择善而从之。郑玄运用训诂、校勘、考据的方法遍注五经，会通古今文学，一写百余万言，独步当时。后世称为“郑学”。“郑学”是集两汉经学之大成的产物。

郑玄注经虽有其独特之处，但其主要方法仍不脱章句的注解方式。尽管郑玄注经在两汉经学中堪称简明扼要、文辞简约，但“章句”之法的弊端在于重视文字训诂、名物礼制的考辩，而疏于义理的阐发，所以郑注仍不免于繁杂。章句训诂的解经风格在郑注中达到了高峰，这同时也意味着两汉经学的衰落。文字训诂、分章析句尽管精密细微、实事求是，但它们终究代替不了义理的阐发。于是宋明义理之学取章句训诂之学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