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统—理想“中国论”·天朝上邦—道统之华裔观·从“协和万邦”到“师夷制夷”

一儒家道统—理想“中国论”·天朝上邦—道统之华裔观·从“协和万邦”到“师夷制夷”

当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以其古老而深邃的目光巡视周边各国的时候，他的神情是傲慢的、自负的。为这个文明古国的崛起而殚精竭虑，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学者自豪地认为，华夷之分是文化高下之分，华夏文化品位最高，内容最丰富，一直都比夷狄强。所以，需把先进的华夏文化传播到周边各国，以实现“协和万邦”的最高政治理想。

“协和万邦”的思想最早见于《尚书》：“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尧典》)其意思是说，帝尧任用德才兼备之人，紧密地团结族人，表彰有善行的官员，再努力使各个邦族之间紧密团结，亲如一家。《尚书·禹贡》篇把天下按照距离王城的远近分为“五服”，从内向外依次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其中甸服、侯服、绥服是天子施行政教的区域，要服则是通过盟约使之服从的地方，荒服地区政教荒忽，只能顺其俗而治之。这种“五服”制度，是殷周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总结，被儒家奉为“先王之制”：“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史记·周本纪》)这种用“顺俗族化”政策处理华夷关系(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的做法，与后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政治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随着华夏民族活动范围的扩大，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也被列入“夷”的范围。从秦汉到清初，中国一直是亚洲第一强国，被许多周围小国视为靠山。

西汉时期，朝鲜半岛尚处于部落联盟阶段。叛降匈奴的燕王卢绾旧部卫满入朝，驱逐朝鲜王箕准，建立了卫氏朝鲜，汉武帝攻灭卫氏朝鲜，在该地设置乐浪、玄菟等四郡(后并为二郡)。从此，汉文化被传入朝鲜。中国的文物制度成为朝鲜高丽王朝的楷模。程朱理学在李朝时代的朝鲜受到推崇，培育了许多著述宏富的大师名儒。

西汉时期，日本形成了一百多个原始部落国家，定期晋见汉王朝设在乐浪郡的官吏。《汉书·地理志》记载：“夫东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从西晋太康时代(280—290)起，《论语》等儒家经典陆续传入日本。从隋末到中唐，日本全面输入中国文化，在制度文物上摹仿中国。儒学成为日本“大化革新”的重要思想武器，对日本确立封建制度，实现由弱到强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置九郡，其中包括属于越南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公元43年，汉将军马援率军进驻越南，“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后汉书·马援传》)。唐高宗时，在交州地区设安南都护府，属岭南道。直到公元968年，丁部岭建立“大瞿越国”，越南才结束长达十一个世纪的北属关系，获得独立，但仍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向中国朝贡。儒家学说对越南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西部，秦始皇曾派大将蒙恬率军出击匈奴，把匈奴赶到黄河以北。汉武帝又派骠骑将军霍去病于河西再败匈奴，先后在河西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后来，汉政府又平定楼兰(鄯善)，臣服车师，东汉时又使月氏归顺，年年贡奉。东晋时期，统一了北方的前秦苻坚派大将吕光“抚宁西域，威恩甚著，远方诸国，前世所不能服者，皆来归附，上汉所赐节传;光皆表而易之”(《资治通鉴》卷一○五，晋太元九年)。北魏时，龟兹等九国“不惮险远，慕义入贡”。公元六世纪，高昌国麹氏王朝称臣于北魏。公元610年，东、西突厥臣服于隋朝。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平定焉耆和龟兹以后，将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设龟兹、于田、疏勒、碎叶四镇。龙朔元年(661 )，吐火罗、波斯等国表示愿意接受唐王朝统治。

北方，契丹族、女真族逐步汉化，蒙古族、满族统治中国以后，也广泛地接受了汉族文化。

近代以前，历史悠久、经济发达的中国一直处于东亚强国的地位，礼法完备、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也在周边世界中显示了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这就造成了儒家华夏中心主义思想的形成，认为中国是普天下文化最发达的国家。早在战国时期，当赵武灵王学习北方民族“胡服骑射”时，有人就明确表示反对：“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战国策·赵策二》)这种华夏中心主义的思想，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滋长了一些儒家学者盲目自大、封闭排外的心理，影响到对外来文化的充分吸收。当佛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传人中国时，都遭到儒家学者的怀疑和抵制。

唐代的韩愈以儒家的道统论为武器，对佛教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他说：“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论佛骨表》)“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无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昌黎先生集》卷一一，《原道》)。

显然，韩愈等儒家是以一种“以尊临卑”、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对待佛教的。他们对佛教的批判有的有些道理(如认为佛教妨碍生产、宣扬鬼神等)，有些则完全是偏见(如认为佛教是“羌胡之种”、“与圣人言异”等)。他们在捍卫儒家道统，坚持以理性的态度、务实的作风治理社会，发扬光大中华传统文化等方面固然功不可没，但其对待佛教的看法是片面的，态度是粗暴的、偏激的。宋明道学家的做法则高明一些。他们坚持儒家立场，明确表示与佛教划清界限，又暗中窃取了佛教的许多思辨成果充实自己，从而构筑了宋明道学的庞大体系。

儒家的华夏中心主义，在对待近代西学东渐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明清时期，许多儒生盲目自大，自我陶醉，认为中国固有的科学技术“广大悉备”，“非西方之可比”。“中国自羲、轩、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以及先儒曩哲，或仰观俯察，开天明道，或继承缵述，继天立极，使一元之理，二五之精，三极之道，旁通四达，体之为天人性命参赞化育之经，用之为帝典王谟圣功贤学之准，广大悉备，幽明可通。所以历代之言天文者中国为精，言数学者中国为最，言方技艺术者中国为备。……恐西方轮船、机器未必有如此幽深玄妙矣!”(《同治朝筹办洋务始末》卷四九)王闿运等认为利玛窦等人所绘制的世界地图中，中国既非最大，又不在天下之中央而斥之为“妄诞”。有的知识分子鼓吹西学中源论，认为西方科技均中国固已有之。如阮元说：“天文、算术之学，吾中土讲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学者苟能综二千年来相传之步算诸书一一取而研究之、则知吾中土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彼不读古书，谬云西法胜于中法，是盖但只西法而已，安知所谓古法哉?”(《畴人传》卷四四，《利玛窦传论》)黄宗羲说：“周公商高之术，中原失传而被纂于西人，试按其言以求之，汶阳之田可归也。”连天文学家王锡阐、梅文鼎亦以为西方天文历算源于中国，西方的代数学来源于中国的天元术。

这种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的自我封闭态度，使儒学日益僵化、凝固而失去了发展的活力。

鸦片战争的洋炮声响，震撼了神州大地。一万几千个洋鬼子制服了拥有四万万子民的大清皇帝，迫使清政府在一个个屈辱的条约上签了字。“天朝上邦”威风扫地、颜面丢尽。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使许多儒家知识分子从盲目自大中震醒过来，林则徐在抗击西方列强入侵的实践中首开学习西方的风气。他第一个“睁眼看世界”，搜集西方情况，组织翻译西书西报，编成了《四洲志》一书。魏源批判了繁琐考证、脱离现实的学风，完成了《海国图志》这部系统叙述世界史地的划时代著作，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在《海国图志》序言中说，本书即“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学习西方，采取机器生产，是为了富国强兵，抗击侵略。

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梁启超等人认识到，“西人之强在兵，所以强者不在兵”，大声疾呼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尽取其国律、民律、商律、刑律等书而译之”(《变法通议·论译书》)，改宪法，兴学校，设议会。严复(1853—1921)率先翻译了《天演论》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重要著作，批判了中体说，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提倡君主立宪。然而中国的守旧势力太强大了。相形之下，资产阶级的维新派就显得十分软弱无力了。旨在效法日本明治天皇和俄国彼得大帝，只要求进行改良的戊戌变法，在顽固派的攻击下很快招致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