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扬东播西·儒学对欧美的影响·儒学传入德国

儒学扬东播西·儒学对欧美的影响·儒学传入德国

由于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受封建专制和割据状态的阻碍，速度异常缓慢，其主要形式是分散的手工工场，直到十八世纪末，还远比英、法落后，在东方的殖民活动也远比英、法、意落后，因此，对儒学的研究也较意、法为迟，到1747至1749年才有1735年出版的《中华帝国通志》的德文译本，1798年才开始翻译《论语》。然而，德国的儒学研究虽然起步晚，不过发展也快，而且还同灿烂的德国古典哲学一样，富于成果、颇有特色。

(1)儒学成为十八世纪德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

十八世纪德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受孔子儒学影响，形成了各种独具特色的学说体系，为启蒙运动摇旗呐喊。例如，哲学界的莱布尼茨(1646—1716)早在1667年二十一岁时就开始研究儒学，赞美孔子的自然神学、伦理道德观和仁政说。当他读到1687年出版的《中国之哲学家孔子》后，在《致爱伦斯特的一封信》中说：“今年巴黎曾发行孔子的著述，彼可称为中国哲学者之王。”(《儒教对于德国政治思想的影响》，商务印书馆，第243页)1697至1703年间，他一直保持与法国传教士白晋的通信联系，共同探讨儒学经典的研究。他详细研究了易经六十四卦的配列，以“零”代表“无”，以“一”代表“有”，发现易经的阴阳变化与其发明的“二进制”数学原理相合。从此，他更加深信中国哲学具有充足的科学根据，对中国的文明更加景慕。他打算建立一个新教中国教团，发展同中国的联系。他还主张在柏林和北京各设立一个学术研究院，作为双方进行纯学术交流的机构。他还谴责夜郎自大的一些欧洲学者说：“我们这些后来者，刚刚脱离了野蛮状态的欧洲人就想谴责一种古老的学说，理由只是因为这种学说似乎首先和我们普通的经院哲学的概念不相符，这真是狂妄之极!”(焦树安《二进位制数学创始者辩正》，《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他热烈地赞美儒学，甚至“进到狂热之境”。公然宣称在道德和政治方面，中国人优于欧洲人。他还认为“理”就是“上帝”或“天主”，进而主张宋儒之“理”与基督教之“神”完全相同。

继莱布尼茨之后积极提倡和宣扬儒学的是他的学生沃尔弗(1679—1754)。他用德语在大学讲授儒家思想，其影响比用拉丁语著书的老师莱布尼茨要大得多。1721年7月，他在哈尔大学发表了一篇《中国的实践哲学》的讲演，对儒教和基督教作了精辟的分析、比较，论述了儒教为中国的传统精神，产生于孔子之前，而由孔子发扬光大;认为儒教与基督教并不冲突，而且儒教可以弥补基督教之不足。因为儒教的道德观是不以宗教为依据的、纯理性的伦理学说，儒教带有以理性取代信仰的倾向，以无神论取代有神论的倾向。可以说，德国十八世纪的理性论(观念论)的哲学，是在沃尔弗等人影响下，受中国儒学，尤其理学的间接影响而发生的。

德国科隆孔庙

(2)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唯心主义古典哲学家对儒学虽有偏见，但其辩证法也具有儒学的因素。

德国著名哲学家、太阳系起源的假说者康德(1724—1804)认为“中国的苏格拉底(指孔子—引者注)并非哲学家”，甚至认为在整个东方就没有哲学，孔子的言论“不过是给皇帝制定的道德伦理教条，或者是提供些中国先王事例(见《哲学译丛》1979年第6期，《中国的伦理学和康德》)。其实，康德的老师舒尔兹就是受儒学影响极深的莱布尼茨的再传弟子，康德的“二律背反”正是他老师保存莱布尼茨“二元算术”的辩证思维引申出来的，所以实际上康德还是受到孔子儒学的一定影响。

德国古典哲学家、唯心辩证法大师黑格尔(1770—1831 )，虽然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十分轻蔑孔子儒学，在他长达1700页的《哲学史讲演录》中只是“附带提及”不到六页的中国哲学，但他仍然注重中国文化，指出孔子的道德著作“给他(孔子)带来最大的名誉”、“在中国是最受尊重的”。他的《精神现象学》所用的精神辩证法与中国儒家经典《大学》的辩证法相一致。

不过，德国古典哲学中唯物论哲学家费尔巴哈(1804—1872)对孔子儒学的伦理道德十分肯定，尤其对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更加称赞。他在《幸福论》中指出，中国的圣人孔子要求人们心地诚实地对待他人，如同对待自己一样。孔子的这个朴素的通俗道德原理是最好最真实的，也是最明显最有说明服力的。费尔巴哈吸取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强调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并试图把这种道德推广到家庭、集团、社会、民族和国家中去。体现了儒家伦理对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见蔡方鹿《华夏圣学》，第188—189页)。

(3)鸦片战争后儒学在德国的发展经过了曲折、起伏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德国传教士为了配合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侵略，也加紧了对华的文化侵略。他们在中国办起了许多为帝国主义培养奴才的教会学校，开设儒学课程，把尊孔读经与奴化思想相结合。如1893年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在中华教育会第一届年会上发表的《中国基督教教育问题》中就强调了利用儒教思想达到用帝国主义的基督教文化来灭绝中国文化的目的。(参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241页)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已形成了最著名的四位汉学家。第一位是卫礼贤(1873—1930)，即理夏德·威廉(Richard Wilhelm)，他早在1899年到中国后就致力于儒学经典的翻译工作了，出版的德文译著有：《论语》(1910，耶拿)、《道德经》(1911)、《列子》(1912)、《庄子》(1912 )、《孟子》(1914 )等。回国后继续翻译出版的还有：《易经》、《礼记》、《大学》、《中庸》、和《吕氏春秋》等。1961年他的儿子还发表了他的遗译《孔子家语》。他在华二十五年中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回国后创建了中国学院，创办了汉学杂志。在他发表的《孔教可致大同》中赞扬儒学道：“凡所谓经济学说、社会学说，皆不如孔教。西国只知爱国，国之下缺家，国之上缺天下，非孔教无以弥补之。西国一哲学家兴，即推倒前之学说而代之，中国则以孔教通贯数千年。历代大儒，虽代代有扩充，而百变不离其宗，此孔教之所以为大也。今后惟孔教中和之道，可致大同……。”(见《本会纪事》，《经世报》二卷九期1924年4月)由此可见，他对儒学创始人孔子的尊敬景慕，对儒学传播之作用。正如德国著名汉学家福赫伯所评价的：“有一阵子读书人对中国思想的兴趣变得浓厚起来，这首先要归功于卫礼贤。……他那数不清的著作已经或多或少地把中国的形象印刻在德国读者的心中。卫礼贤的翻译作品从整个成就来看不会很快被超过，至今几乎还没有更新的中国古典哲学著作的德文译本问世。”(《德国大学的汉学》，第17—18页)又如德国瓦拉文斯博士在中国学社成立五十多年后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对中国的兴趣达到了一个高潮。我们应当特别感谢卫礼贤，他有那么多译作、论著，作了那么多学术报告。不仅是为了建立一个学术性的汉学，而且也为了建立一个为普通大众所接受的汉学。”(在编辑《法兰克福中国学社》、《中国学报》等目录与索引时说的)

第二位是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1890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即在北京公使馆供职，注重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发表《从北京到长安和洛阳》的长篇文章(1898)。1903年辞职回国，担任柏林东语所教授。1923年起至1935年退休止，一直担任汉堡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长，其最主要成就是对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和哲学史的研究。译作有《论衡—王充哲学散文选》(1906 )、《墨子》(1921 );论著有《政治家和哲学家晏子与<晏子春秋>》(1925、1927年分别以《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国文化的思想世界》为题出版)、《中国上古哲学史》(1927 )、《中国中古哲学史》(1934)、《中国近代哲学史》(1938)等。他介绍了一百五十多位中国哲学家，其中国哲学史三卷本，可称得上是一部“后人难以企及的哲学史著作”(福赫伯：《德国大学的汉学》)。

第三位是福兰阁 (Otto Franke，1863—1946)，先在柏林大学学习历史，后在哥廷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到中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德国公使馆工作13年(1888—1901)，1909年在汉堡殖民学院创办了东亚语言与历史研究所，担任教授兼所长，1923—1931年任柏林大学汉学教授兼所长，还担任过汉堡“德国学者联盟”主席，享有“元老”之誉，发表论著二百多种，书评一百多篇，最负声誉的当为五卷本《中国通史》。在《中国通史》第一卷《序言》中尖锐批评了兰克、黑格尔等人对中国历史的偏见。在《资治通鉴与通鉴纲目》一文中毫不犹豫地确认：中国历史其实是整个人类发展中最重要的、最富有教育意义的和最吸引人的那一部分。这是福兰阁高出其前辈的见解。

第四位是查赫(Erwin Rittervon Zach，1872—1942)，是大墙外的(即业余的)汉学家，出身于奥地利，但其著作主要在德国用德语发表，故当属德国的汉学名家。他一生潜心游泳于中国古典之中，计有三百一十八种著译。其中成书十二种，杂志论文八十四篇，书评二百二十四篇。他最大的贡献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李白、杜甫、韩愈的诗歌几乎全部由他译成了德文。佛尔克在悼念他的文章中称赞了这位墙外汉学家的特点：“他像一位中国学者那样，抛弃高官厚禄，独自蛰居，献身学术。他像杜甫那样醉心于他的为秋风所破的茅屋。更为类似的是，他必须像一个中国学者那样亲自为自己的著作出版奔劳和掏腰包。”(《纪念查赫》)

总之，儒学对十九至二十世纪的德国很有影响。一个名叫诺曼(1793—1870)的德国青年东方学家，于1829—1831年间到中国就购买了六千部中文古籍、类书、丛书满载而归，分赠给柏林和慕尼黑的国家图书馆。德国著名学者库尔茨(1805—1873) 1827年在巴黎期间就翻译过一些儒家作品。1829年又写成《秦始皇帝国》的历史论文。后来他的兴趣转向中国古典哲学，1830年译有《太上感应篇》，是长期以来唯一的德文译本。德国汉学家先驱帕拉特(1802—1874)在哥廷根大学任东方学教授，也讲授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课程。晚年为巴伐利亚科学院的院士，在院刊上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古代文明与儒学的论文，其中《关于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与学说》为德国汉学界所称道，影响甚大。德国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对中国及儒学的研究更加发展。正如福赫伯教授所自豪的：“二十年代弥补了以往的疏忽，1930年代的德国汉学从教学和研究的职位来说，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已毫不逊色。”(《德国大学的汉学》)

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纳粹党执行法西斯统治，儒学研究遭到严重破坏，仅柏林的普鲁士国立图书馆的五万六千册单行本和六千册丛书几乎被损无余。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德国的儒学研究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不过，六十年代后，德国的儒学研究又有所发展。1964年出版了施唐格译的《论语》，《孟子》、《荀子》已是大学的选修课，联邦德国学者探讨了古老的儒学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作用，这方面出版的著作有金德曼的《儒教、孙逸仙主义和中国共产主义》(1963年，夫赖堡版)、奥皮茨的《从儒教到共产主义》(1969年，幕尼黑版)等。民主德国的柏林和莱比锡的一些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中都成立了中国学家组织，除研究中国古典哲学、宗教史和文化史外，也研究儒学和孔子。在1972年出版的《世界史上的伟人》一书中就有《孔子》(贝尔津《东德的中国研究》，苏黎世版)。1988年，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和中国孔子基金会联合在波恩举行“儒学与中国的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波恩大学的陶泽德认为儒家思想对现代化没有积极作用，因为他太过分强调“集体主义”(《关于儒家思想的世界化问题》)。顾彬认为“在中国的传统与现代化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直接的联系”，因为中国不可能有真正的“自我”(《不安静的猴子—关于儒家中的自我问题》)。他们对宋明新儒学的理学的研究已形成学术热点，如波鸿大学的欧默尔伯恩的博士论文就是《朱熹及其理气观的现实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思想史研究》(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