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文化的地位·九流之一·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儒学文化的地位·九流之一·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汉书· 艺文志》曾概括当时的学术盛况，提出九流十家之学说。九流十家分别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艺文志》认为诸子出于王官，如认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等。诸子出于王官说对后世影响甚大，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艺文志》把诸子之说概括为九流十家应该说基本是正确的。“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这就把小说家排除在九家之外。从对思想与文化史曾发生重大影响而说，诸子十家中应首推儒家、道家、法家、墨家。

儒与儒学

儒家文化在历史上的形成是和当时知识阶层之一—儒分不开的。儒在殷商时代就已形成，其时儒的职能在于祭祖事神，办理丧事，为人相礼等。胡适曾著《说儒》一文，文中认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当时儒与巫有相类似的职能，其职能都在于沟通人神。但在历史发展演变中，儒与巫却逐渐有所区别，并最终分化出来，这时儒已专注于祭祀祖先，办理丧事此类活动，表现出了重视人事的特点。这就使儒在春秋战国时代已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儒与巫的又一重大区别在于早期的儒不仅从事于沟通人神的宗教活动，而且他们一贯重视掌握礼乐文化知识。因此，从事文化教育也便成为他们日常活动的主要内容，而且宗教活动所占比重日益减少，而文化教育活动却不断增强，最终，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以六艺教民竟至成了儒的重要的职责，于是儒也就逐渐演变为以礼乐文化知识教化百姓的教师爷了。

但是，儒与儒学毕竟不完全相同。儒为一种掌管礼乐文化的知识阶层，它要演化为儒学文化尚需一定的条件，即学术文化知识必须从统治阶级垄断之中走向民间。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周天子只拥有名义上的王位，实质上大权旁落，诸侯、大夫纷纷拥兵自重、自卫。列国纷争局面由此形成。与此相应，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被打破。“学在官府”的学术垄断的结束，为诸子百家之学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社会变迁使得原有一部分掌握礼乐文化知识的贵族官吏下降为不治而议者，于是经他们之手原先为国家所垄断的文化学术扩散到民间，正是这种学术下移的社会发展趋势促使了在民间私人讲学之风的兴盛，孔子便是在春秋期间，首先掀起私人讲学之风的大批学者之一，上述种种条件为儒学与其它诸子学派的创立铺平了道路。

孔子为儒学宗师

儒家以孔子为宗师。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鲁国昌平乡邑(今山东曲阜)人，其先祖本为殷时贵族，孔子出生时，其家庭已沦为平民阶层，家境贫困，所以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但由于孔子出身于没落的殷贵族家庭，所以对殷周社会的礼仪制度，文献典籍很熟悉，而对于当时他所处的“礼崩乐坏”的混乱社会局面痛心疾首，所以孔子终其一生始终以周礼来改造当时的社会为其人生最高目标，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孔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功绩主要有两点，一是他提出了早期的儒家思想，二是整理了古代文献典籍。

孔子思想有两个重要方面，即仁和礼。礼就是周礼，它是周初规定的一整套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其核心内容是把人局限在按上下等级、尊卑长幼的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之中。人们必须严格按照周礼的规定去行动，社会才会安定。孔子把恢复周礼作为他自己政治思想的最高目标，反映出孔子政治思想中落后保守的一面。

礼是孔子所因循的，孔子思想创新的一面在于他提出了仁。《论语》一书提到“仁”字凡一百零九次，但孔子并没给“仁”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思想、不同性格特点，而对“仁”不同层面作了不同的解释和描述，因此“仁”这一思想往往包含有很丰富的含义。而这些不同的解释之间又常常看不出有什么意义上的必然联系。但孔子关于“仁”思想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他的儒学“仁”的思想始终服从于他企图恢复周礼这一政治目标。如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答道：“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是说仁的基本内容在于要求人们要以国家的规范来严格地约束自己的言行，而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天下的人们都会认为他做到了仁。可见“克己复礼”是仁的主要内容。正是从此着眼，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周礼是建筑在宗法制度“亲亲”基础之上的，所以孔子又非常重视孝悌，反复强调要培养人们具有孝悌的品德，“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其弟子有若体会孔子关于仁的思想时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同上)孝悌是仁的根本，孝悌的道德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落实，就是社会的稳定，也即周礼的现实恢复，所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同上)。结论自然也就是“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同上)。君子要专心致力于孝悌这个根本，根本确立了，仁道也就产生了。在政治生活中怎样才能具体而微地达到仁的标准呢? 孔子的学生子张问什么是仁，“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上述种种都表明孔子突出地强调了从维护恢复周礼的角度来理解仁，因此在孔子的思想中，礼和仁并不是两个完全没有关系的思想概念。只有紧密地结合着孔子政治态度我们才能比较准确地理解他关于“仁”的思想。

孔子与七十二弟子木刻像

但仁和礼又并不完全是同一个东西。礼是外在的强加于人的等级规范制度。一个社会的稳定不能只依赖于外在强制性的力量或制度，过分地依赖于外在的东西只能导致一个社会机体的分崩离析。孔子作为一个政治家看到了要真正维系一个社会的稳定，除了要有外在强制礼仪制度，还必须要有人们内在的道德自觉，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这种内在道德自觉或道德境界便是仁。孔子认为具有仁的德性的行为是自觉的、主动的。他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又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学而》)又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 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孔子强调了实行仁的主体自觉性。能否实行仁，并不取决于外在的条件或环境，而完全取决于主体的内在自觉。在此，仁实质是指把自己的言行完全纳入周礼规范的一种道德主体的自觉性或道德境界。就这样，孔子把外在的带有强制性的礼仪规范制度内在化为了道德主体的内在的自觉的德性修养。以后儒家学者大体继承了孔子这一思想，都十分强调道德的自觉性。

孔子以仁释礼，强调了恢复维护周礼完全是人内在的道德自觉。与此相应他还提出了自觉地实行仁的简易方法，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才也已。”(《论语·雍也》)仁者就是以己心度人，使仁心推己及人。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并不是高不可企及的形上的道德境界，而是充满在日常人伦生活中、充满在事事物物之中。能够就周围的实际生活中一步一步地去做，可以说就是实行仁道的生活。以己推人，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也就是忠。换一个角度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勿把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强加于人，这就是恕。忠恕的综合就是实践仁的道德的方法，也可以说就是仁本身，所以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实现了忠恕之道，也就实现了对他人的爱。这样，在孔子的思想中，仁也当然地包含着爱人的内容，孔子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

孔子思想以“仁”为中心，这一思想体系尽管很简单，但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却曾产生过相当巨大的影响，为以后儒家思想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的基础。

孔子曾周游列国，企图在诸侯各国推行自己的治国之道，但他的思想显然不符合当时以暴力和财富为政治权力基础的社会需要，在各诸侯国看来，孔子的思想过于迂腐，孔子到处碰壁，也就是必然的结果。

于是，孔子晚年回到鲁国，带领弟子们整理六经，对此《史记》曾有极其明确的记载，司马迁说：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从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

据此可见，孔子整理了《尚书》、《礼记》、《诗经》、《乐经》，作了《易传》和《春秋》。

宋以后有的学者怀疑司马迁的说法，甚至有的学者断定孔子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钱玄同持此说，可参见其文《重论今古文问题》，载《古史辩》第五册)。公允地说来，“五经”“决非撰于一人，也决非成于一时，作于一地”(见周予同《“六经”与孔子的关系问题》，《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所以不能说五经都是孔子整理后的原书，因为现存的五经，除已含孔子整理过的内容外，还有孔子以后历代儒者的整理和增加的内容。应该承认孔子对殷周以来遗存文献典籍的搜集和整理，编辑成各种教本，这些教本才得以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正是孔子的搜集整理的艰辛工作，古代大量文献典籍也就借助于“五经”之名而保存下来，因此，孔子整理、修订的六经，就成了儒家文化的宝贵遗产。

儒学派别

孔子之后，儒家演变为八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这八派中，影响较大并有著作传世的是子思、孟子和孙(荀)子三派。仲良氏之儒，资料缺乏。而其余四派，除乐正氏一派外，均无著作流传下来，而且关于它们的思想资料也不多。

子思(前483—前403 )，孔子之孙，名伋，鲁国人。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子思著作共有二十三篇，但流传下来的仅有《礼记》中的《中庸》、《表记》、《坊记》等几篇。其中《中庸》一篇最为重要，其篇幅虽然不长，但它却为儒家伦理学说提供了哲学思辨的基础，使之更富有哲理性。孔子在实践仁的德性中尤其重视中庸的思想，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但孔子并未对中庸这一思想作进一步的发挥。子思认为中庸体现了孔子思想的特点，所以他便以“中庸”为题，对孔子这一思想进行了具体发挥。《中庸》一篇共三十三章，其主旨在“致中和”一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中庸》一章)。这就为孔子的中庸思想提供了哲学的依据，视中和为宇宙的本体和法则。“中和”又被称为“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同上，二○章)。“天道”和“人道”统一的基础在于诚。诚为天之道，而达到诚则是人之道。人性和天道是相沟通的，这就为中庸的思想提供了“天人合一”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中庸》还进一步讨论了“致中和”的方法，即“尊德性”和“道学问”。“道学问”是“致和”的功夫，“尊德性”则为“存心养性”，德性培育的功夫，必须同时兼顾这两者，才能达到“诚身”或“致中和”的境界。《中庸》一书，对儒家思想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也是后来宋明理学的主要理论来源。朱熹把《中庸》定为“四书”之一，明清以来此书又被作为科举取士的考试科目和封建统治思想的核心。

子思上承孔子，下启孟子。孟子(前372—前289)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曾受学于子思的学生。孟子的理想在于追随孔子，宣传和发扬光大孔子思想，“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研究孟子思想主要资料为《孟子》一书。

子思像

孟子在思想史上的主要贡献在于自觉地发扬并系统化了孔子把外在强制性社会规范化为主体内在的道德意识的思想路线。孟子政治思想上的理想是所谓“仁政王道”，而“仁政王道”的实行并不取决于外在条件，而完全取决于统治者“不忍人之心”。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理想的政治制度、道德秩序统统被建筑在“不忍人之心”这一内在的道德意识之上。“不忍人之心”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之所在。什么是“不忍人之心”呢? 孟子说：“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可见，“不忍人之心”是人生而具有的内在的道德品质，它并不取决于任何外在的功利。仁、义、礼、智都源于人先天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对孔子的“仁”，孟子给予了一个先验的心理情感基础。与此相应，在道德修养上，孟子尤其着重发扬，保存和扩充内在的先验道德的品质。他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要保持善性，发扬光大高尚的人格，就必须能自觉地抵御住任何外在功利的诱惑，或外在的恶势力的压迫，必须挺立起主体独立的人格，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条件。这种主体独立的人格是“养生”的自然结果，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孟子·公孙丑上》)“浩然之气”是正义的所思所为的一贯的积累而产生的，它实质所指的是主体善良意志、或善的观念。只有始终一贯地保存、扩充这种善良意念或善的欲念或善良意志，才能形成独立的人格。孟子上述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上曾产生了系统而深入的影响，尤其唐以后，孟子地位逐渐提高。韩愈、王安石表彰孟子，朱熹把《孟子》编入《四书》之后，孟子就成了仅次于孔子之后的“亚圣”，其地位沿袭数百年之久。

《孟子注疏解经》(宋嘉泰年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本)

与孟子着重主体独立人格路向不同，荀子思想重点则在“外王”的事业上。荀子(约前325—前235)，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时赵国人。荀子的思想性质颇为复杂，可以说他是站在儒家的基本立场上，但他的儒家思想与孔、孟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对于孟子一派儒家思想，他明确地持批判的态度。他对先秦各派各家的思想都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他差不多把百家学说都能融会贯通了。如在社会政治思想上，他把儒法两家思想结合起来。在天道观上，他则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吸取了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可以说，荀子是先秦思想集大成者。他思想的中心观念是“礼”。与孔子的以仁释礼的道德原则不同，荀子则对礼作了社会历史性的探源。他说：“礼起于何也? 因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同上)“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荀子·荣辱》)礼起源于维护人类生存的需要。人类生活于群体之中，如无等级尊卑的礼仪制度，则群体无法维持，所以，为了人类的生存，为了满足人的正当欲求，就必须制订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之礼，荀子认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人生来就有欲求，好利嫉妒，喜声色，可见，人性中本无符合道德规范、礼仪制度的本性，所以人性是恶的。人的本性是与礼义制度相矛盾的，于是就要改变人性，就要化性起伪，“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恶》)。可见，礼起源于人性是恶的这样一个理论前提。既然人性是恶的就需要圣人制订礼义制度，来节制人的欲求，使人性由恶化为善。性恶论是荀子关于“礼”思想的逻辑前提。礼是圣王根据人类的生存需要而判定出来的，所以人道是有为的。而天道在荀子思想中却是自然无为的。这就是荀子著名的“天人之分”的思想。“天人之分”思想的核心在于强调要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要敢于有所作为，与自然相奋斗，才能求得生存。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荀子·天论》)荀子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这是和孔孟思想一脉相通的，然而其间的分歧在于荀子的人的能动性是建筑在冷静的理智分析之上的，所以荀子一直强调学的重要性，而孟子则过分地强调了人内在的直觉体验。

荀子像

荀子批判地总结了百家的思想，建立了庞大的儒家思想体系，对后代的学术思想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