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道教·论儒道的相异与相融·儒道之异

儒学与道教·论儒道的相异与相融·儒道之异

儒家和道家是在先秦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的。从汉代开始，史学家们在谈到春秋战国时期各树己帜的诸子百家时，无论是总括为“六家”的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还是称之为“九流十家”的刘歆(《七略· 诸子略》)，都将儒、道两家作为诸家之首而进行介绍，说明了儒家与道家在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地位与影响。

儒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几经嬗变，才蔚为大观，并被统治者钦定为正统思想而居于官方意识形态的统领地位。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派，亦称为“八儒”。其中“孟氏(孟子)之儒”和“孙氏(荀子)之儒”影响最大、地位最高，这与孟子和荀子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首先，孟、荀致力于著书立说，从不同的角度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建构了儒家道德哲学体系。其次，他们仿效孔子周游列国的做法，积极向各诸侯国统治者推行自己的思想学说和政治主张。例如，孟子就曾“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王者师自居”(《韩非子·显学》)，“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不遗余力地游说王侯将相，介绍儒家学说，因而被后人称之为儒家的“亚圣”。最后，他们私人讲学，培养弟子，通过“学下私人”使学术真正从宫廷中解放出来而走向民间。儒学在文化上具有了独立性，而这种学术的独立性既适应了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又使儒家学说的代代传承成为可能。汉代时，经大儒董仲舒的推荐，汉武帝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以“三纲五常”为特征的官方学说，而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主流。魏晋时期，手执麈尾、口谈玄虚的名士们引老庄来诠释儒学而将儒学发展的儒道合一的玄学。唐代时，佛学的繁荣昌盛，反衬出儒学的黯然失色。韩愈为排佛而倡导儒家的“道统”，希望能重新恢复先秦儒家的学说。宋明时，思想家们“明排佛老，暗窃佛老”，建立了儒佛道三教融而为一的新儒学—理学。明清时，思想家们又反感理学的“凭空蹈虚，高谈性命”，乃举起“经世致用”的大旗，重树孔子的积极入世的思想，为儒学吸收西学准备了思想条件。放眼纵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适应不同统治者的需要，儒学不断地吸收、融合各种文化要素，在内容与形式上不断地更新发展。但是，不断的变化中也有相对的不变，作为儒学核心的伦理纲常是始终不变的，这正是它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接受的主要原因之一。儒学在中国社会中的正统地位直到近代中国社会吹响“民主”与“科学”的号角才摇摇欲坠。

儒学的核心是探讨人的问题，儒学创始人孔子在马棚失火时“问人不问马”的态度中就已生动体现。“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为儒家普遍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同时，儒学又出于为社会服务的目的，在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要建构维持社会秩序的伦理纲常的倾向。因此，对人的重视和对人伦关系的强调，就构成了儒学的两重性格。这种两重性格形成了与道家(教)文化的显著区别。

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经庄子洋洋洒洒的发挥，更为汪洋恣肆，以老、庄关于“道”的学说为中心形成了道家学派。从表面上看，道家的理论框架是“自然”，但实际上，它的着眼点与儒家一样，仍然是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二五章)，对人的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儒家强调在人伦关系中实现人生的作用不同的是，老子主张通过效法自然来实现人生，顺自然之化而长生久视。庄子则进一步依据中国古代神话，对长生久视作了形象的描绘，设计出了一个个“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逍遥游》)的神人、至人、仙人，表达了庄子“千岁厌世，而去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庄子·天地篇》)的“全生葆真”的人生理想。对顺自然的强调和对人的重视，也成为道家学说的两重性格。道家关于“道”的玄虚之论、关于神仙的动人传说，经方术之士们的宗教加工而演化为道教。

东汉时，在中华文化怀抱中新生的道教，依于道家效法天道的自然观和“全生葆真”的人生观而将“长生久视之道”进一步发展为长生成仙之道。神仙的特性主要是逍遥自在，神通广大，长生不死。要成仙，关键是要突破人的生死大限，实现生命的永恒。于是就有了以追求“不死”为目的的道教。道教是融多家学说为一炉而以道家思想为理论主干的中国宗教。它将“道”上升到至上神的高度而对之顶礼膜拜，追求与道合一、与天地同久的“成仙得道”，表达了人们欲协调与宇宙自然的关系，以过上一种超脱世俗羁绊而顺自然之化的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的向往。

可见，儒学与道家、道教的思想核心都是“人”，只是在对人的价值取向上与对人的实现途径等问题上，所持的见解不同，从而构成了儒道之间的差异。

首先，儒家重视人的社会性，道家与道教重视人的自然性。孔子创立的儒学从一开始就以“仁”来规定人的本质，并强调要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实现人的价值。因此便有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人生理论。而道家与道教则重视人的自然之性，强调的是个人的效法自然和每个人的自主、独立和自由。正是由此出发，才有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和杨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以“我”为主，也才有将道家的“效法自然”完全推向神学轨道的道教。

其次，在实现人的途径上，儒学讲“成圣”，道家讲“归真”。儒家强调积极入世，在协调人际关系中追求人的实现，通过修齐治平来成就圣人人格。道家却想挣脱伦理的束缚，通过效法自然、与道合一来实现人生。道为宇宙的本真，万物皆由道而化生，人与道合，即为真人。道以自然为性，人与道合，就要挣脱世俗人伦社会的仁义道德对人的自然之性的束缚，回归到人本有的纯真之性。道教则讲成仙，并将成仙之基立于儒、道两家学说之上。道教在道家的效法自然的长生久视之道为理论核心的同时，又吸取儒学的伦理道德观念，并加以神圣化，以作为得道成仙的必要前提之一。在实现人的途径上，道教既综合吸收了儒学与道家的思想，同时，又与它们在根本上区别了开来。

《老子》帛书(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

再次，儒学在为人处事上，主张发扬刚健精神而积极有为，道家则主张顺自然而化，无为而无不为，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刻画了儒家的理想人格—圣人的刚健有为的精神。圣人立足于现实，不重鬼神，集忠孝仁义等美德为一身，以天下为己任，目光远大，意志坚强，见义勇为，努力以自己的学识、道德影响社会，形成了积极投身社会现实的有为精神。道家恰与儒家相反，认为天道自然无为，人道在于效法自然而顺万物之情，因此人道也应无为。但这种无为并非是无所事事，而是指顺万物的自然之情而辅之，因势利导，因性任物，使自然与社会在自然而然之中接受人的辅助而变得更加完善，让一切都因人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态度而处于本真的状态。道教将道家的自然无为推向了超世越俗的宗教境地，强调要顺自然之化，以达到长生成仙。同时道教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儒学的积极有为精神，宣扬“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西升经· 我命篇》)，积极倡导从事炼丹、服气、守一、思神、符咒等多种道术的修炼，“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抱朴子·金丹篇》)，通过人为的修炼达到自然的解脱。

最后，儒家与道家、道教的理想人格有着不同的气质和风度。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老子则说：“上善若水。”(《老子》八章)孔子以山自喻，老子以水自喻，形象地概括了儒家的仁者气质与道家的智者风度。儒家注重人的社会性，以圣人为理想人格，以积极有为地从事各种社会活动为为人处事之方，故形成了刚健中正的仁者气质。自强不息，积极进取，既有道德学问，又有仁慈亲和、忠贞有礼、温文而雅的儒者风度，历来为人称道。道家注重人的自然性，以“归真”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站在最高本体—道的立场上洞察一切，以无为而无不为的态度顺应万化之变，故形成了柔弱素朴的隐士气质。既可领悟至道，又能贵柔守雌，虚怀若谷的飘逸洒脱风度，历来令人向慕。道教以道家为主又兼综儒家的特点，他们的理想人格—神仙，既有世俗之人的循规蹈距，又有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

儒道虽然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点，并由此而产生不同的学术倾向，表现出不同的精神状态与气质风度，但是，由于它们都以现实的人和人生作为自己学说的终极关怀，因此，它们的差异又成为互补的基础，并由互补而达到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