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新儒家·新儒家大师·唐君毅

第三代新儒家·新儒家大师·唐君毅

唐君毅(1909—1978)，四川宜宾人。祖籍广东五华，七世祖以岁荒迁徙四川。父迪风，前清秀才，曾师事欧阳竟无，著有《孟子大义》。母陈大任，有《思复堂遗诗》。唐幼承庭训，六岁读《老子》，八岁背《说文》。十岁，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附小，十二岁，就读于重庆联合中学。十七岁，赴北平读大学，先入中俄大学，后考入北京大学。北大期间，听过梁启超、胡适、梁漱溟等人的讲演，但独服梁漱溟先生，以后对梁先生执弟子礼。十九岁，转入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从方东美、宗白华先生游。是时，北大的汤用彤、熊十力先生应邀在中大作短期讲学，唐对熊先生也执弟子礼。1932年，二十四岁，中央大学毕业后，先后任教于中央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1936年任讲师。抗战期间，一度在重庆教育部任编审，同时与周辅成等创办《理想与文化》杂志。1940年任副教授，四年后升正教授。1941年识交牟宗三，自此二人常相往还。1949年春，应广州华侨大学聘请，与钱穆赴广州任教。

在大陆期间，唐君毅对中西哲学异同作过比较研究，有《中西哲学思想比较论文集》问世。但这一时期学问重点在人生和道德问题，1944年出版的《人生之体验》和《道德自我之建立》，以及大部分写于此期后在香港出版的《心物与人生》和《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等著作，都是围绕着道德自我的中心观念展开其人生道德学说的。

1949年8月，移居香港。应钱穆、张丕介邀约，抱着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创办新亚书院，任教务长、哲学系主任，并倡设新亚文化讲座。1952年发表《我所了解之新亚精神》，表现了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新亚学生视钱穆为“(孔)圣人”，唐君毅为“亚圣(孟轲)”。

1963年，新亚并入香港中文大学。唐君毅被聘为哲学系讲座教授，并任哲学系系务会主席、文学院院长。1967年又被聘为新亚研究所所长。由于并入中大后的新亚已完全没有了新亚的传统，唐君毅1974年从中大退休，并“将新亚精神带出中大”，在新亚书院原址重建新亚研究所，又创办新亚中学。1975年，应台湾大学聘请，任台大哲学系客座教授。1978年2月，病逝于香港浸会医院，享年六十九岁。

1949年以后的唐君毅，可分为两个阶段。到港后的最初十年，是第一阶段，此期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1953)、《人文精神之重建》(1955)、《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1958)，另外1975年出版的《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主要汇集唐君毅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文章，亦可归入此期。这些著作的中心问题，是疏解百年来中国人所感受的中西文化的冲突和矛盾，融合贯通中西文化，使中国文化生存于当今世界，由返本而开新，并有所贡献于世界。

对文化的探讨必然要触及文化的核心：哲学思想，随着学问的重心由文化转入哲学，唐君毅进入第二阶段。首先是《哲学概论》(1961)兼论中、西、印三大哲学思想，以此为桥梁转入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梳理，六、七十年代《中国哲学原论》各卷陆续出版。《原论》取《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之旨，分为《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这部著作实际上是“即哲学史以论哲学”之作。“所谓即哲学史以论哲学者，即就哲学义理之表现于哲人之言之历史秩序，以见永恒的哲学义理之不同型态，而合论述此哲学义理之流行之谓。”(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上册)

1977年，唐君毅晚年之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出版，这是他一生学术思想的总结和哲学思想体系的最后完成。该书在结构与内容上十分类似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以哲学人类学为核心来融通人性论、形上学和知识论，它以道德经验为源起，透过心灵由前向后，由内而外，由下而上，开出心灵九境，奠立科学、人文、宗教的超越依据，从而建立起“立人极”之学。

唐君毅一生怀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者抱负，以“花果飘零”的文化心态和“舍我其谁”的救世立场，栖栖遑遑，席不暇暖，仆仆于传道不已，讲学在新亚，传道于台大，宣言为《中国文化与世界》，笔耕于《民主评论》和《人生》，宣教传道之声遍及欧美。为发掘中国文化之真精神，又潜心著述，至死不辍。但他的一生风风雨雨，艰难困苦，历尽坎坷，虽于中国文化一往情深，矢志不忘，鞠躬尽瘁，然成败利弊并非人力之所能为。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 泰伯》)斯人之谓欤? 唐君毅确实是一位躬行实践的大儒和仁者型的哲学家。

儒学的人文精神

牟宗三称唐君毅为“文化意识宇宙的巨人”，并以“彼其充实不可以已……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调适而上遂矣”(《唐君毅先生纪念集》，牟宗三《文化意识宇宙的巨人》)。确实，在第三代新儒家中，唐君毅最具有圆融性和包容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唐君毅的学术思想进路。唐君毅是用西方哲学的方法反观中国传统文化，通过重构中国哲学史来拓展儒学文化精神。唐君毅晚年自述其思想学术历程：“在大学念哲学，我喜欢实在论，不喜欢唯心论。”“读了黑格尔之精神现象学，才知除实在论者一往平铺的哲学境界外，另有层层向上升高之哲学境界。”“三十岁左右，便走到喜欢西方唯心论的路上去，这真是始料所不及。由此再来看先秦儒学宋明理学佛学，才知先秦儒家宋明理学佛学，又有超过西方唯心论者之所在。”(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对中国的东西，大概在三十岁左右，才有那种热诚。”(唐君毅《生命的奋进》，《民国初年的学风与我学哲学的经过》)把西方哲学的兴趣和修养投入到中国哲学文化的热诚和研究，现代新儒家的唐君毅便跃然而出，大放光华。

唐君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从“人文精神”切入的。“所谓人文的思想，即指对于人性、人伦、人道、人格、人之文化及历史之存在与其价值，愿意全幅加以肯定尊重，不有意加以忽略，更决不加以抹杀曲解，以免人同于人以外、人以下之自然物等的思想。”(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而中国古人“对物只偏在利用厚生的态度与审美的艺术态度……成就其文物之发明与礼乐生活”(同上)。故中国文化在起源上就是人文中心的。在此前提下唐君毅考察了中国人文精神的发展。殷周之际的周礼是人文精神的最初表现，但真正对于中国传统之人文中心的文化精神，加以自觉了解，而抒发其意义与价值者，乃孔子所开启之先秦儒家思想。而“孔子重言礼乐之意”，即重人格和人内心的德性世界，“孟子重言礼乐之原”，即建立起人性基础，把人道和天道通贯起来，“荀子言礼制，而后重礼乐制度之实效。此实效即树立人文世界，以条理化自然之天地与自然之人性”(同上)。儒家思想就构成了中国人文精神之主流。先秦以后，宋明是中国人文思想发展的又一高峰。宋明理学的巨大贡献是提出了“立人极”的思想。“依太极以立人极，而于人极中见太极”的天人合德之学既使人道具有了形而上的究极意义，又开辟了一条“由人文世界，以通超人文世界之天心天理”(同上)的修养道路。很明显，唐君毅所说的人文思想，主要是指以孔孟学说和宋明理学为代表的正统儒家思想，而儒家的人文精神又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把人文精神的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赋予儒学，从而儒家思想就具有了普遍永恒的价值意义，这才是唐君毅对人文精神倾心倾力的根本动机之所在。

人文精神同时还是唐君毅用来抵抗西方文化的法宝和中国文化灵根再植、走向未来的出路。为此，唐君毅重新塑造西方本有特指的“人文主义”的概念，先将其泛化为肯定尊重一切人之文化和历史之存在和价值的文化的人文主义，复又将其限定为以心性论为基础的道德的人文主义。唐君毅认为，“心性之学”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代表和学术思想的核心。“由孔孟至宋明儒之心性之学，则是人之道德实践的基础，同时是随人之道德实践生活之深度，而加深此学之深度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承接孟子、中庸和陆王心学，唐君毅就以道德自我为中心的道德学说和“当下一念的自反自觉”的道德修养论构成其全部学说的核心部分。“一切人类文化，皆是人心之求真善美等精神的表现，或为人之精神的创造。”这创造文化的心灵精神就是道德理性或道德自我，“文化是道德理性的分殊表现”(《心物与人生》)。“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唐君毅最后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的思想体系的雏形。

在文化是道德理性分殊表现的映照下，西方文化就相形见绌了。唐君毅把西方文化精神归结为四个方面：向上而向外之超越精神;充分客观化的以求知为目的的理性精神;尊重个体自由意志之精神;学术文化上之分途的多端发展之精神。“西方文化精神之最高表现，主要在其兼承了希腊的科学哲学精神，与希伯来之宗教精神。”(《中国文化与世界》)但宗教是超人文的，科学是非人文的。所以，从古希腊、基督教和文艺复兴直到近代西方的人文主义，或流于自然主义、情欲主义，或沉醉于历史意识、人类文化精神，或演为理型主义、宗教精神，是不圆满的、褊狭的。而这正是“我们能贡献我们的智慧的地方，使我们能自觉我们之传统的人文思想之价值的地方”(《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国文化的智慧是：“当下即是”之精神，与“一切放下”之襟抱;“圆而神”的智慧;温润而恻怛或悲悯之情;保持文化悠久的智慧以及天下一家之情怀。都是西方文化应该研究和学习的。唐君毅的伦理的人文主义本来就是从中国文化中演绎出来的，中西文化对比的结论也就不言而喻了，“中国儒家之人文主义，是已有人类人文主义思想中比较合标准的”(《人文精神之重建》)，“世界人类人文思想的主流，在中国，不在西方”(《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唐君毅的方法是不可取的。但从文化建设的角度，唐君毅的探索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虽然唐君毅的理论并没有超出宋明理学多少，而且其理论的实践性在今天更成问题。

儒学的宗教性

由唐君毅的理论预设，再经过中西比较突显出中国文化的优越，未来的世界文化必然是以中国文化为根基的新文化。“我们现在讲人文思想，是要直接继承中国的人文思想，而加以开拓，以摄受西方的思想。而此中所要摄受的，却并非以西方的人文思想为主，而是以西方之超人文非人文的思想为主。”(同上)近几个世纪特别百年来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的事实，谁都无法拒绝向西方学习。在唐君毅看来，中国应学西方的是宗教和科学。对科学，唐君毅始终是一种欲迎还拒的态度，对宗教，他却热烈拥抱。“在西方文化中，最能成为天下一家之理想之具体实质的精神条件者，只有基督教”(《人文精神之重建》)，唯有宗教能根治近代科学物化导致的人类心灵迷失，“建立一神灵之世界，即可以使我们不致只以物的世界、自然的世界为任命之所，即可以平衡我们之物化自然化、而背离人文之趋向”(同上)。因此，世界文化的走向、中国文化未来的方向是宗教。“二十世纪西方文化，从大体上说，正是在力求如何重新看重希腊中世的精神理想，以看人类文化之过去，构想人类的未来。”(同上)“吾理想中未来之中国文化，亦复当有一宗教。”(《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欲谋中国今后人文精神之发展，必须肯定人向往超人文境界之宗教”(《中国人文价值之发展》)。

正如人文主义一样，唐君毅也将宗教重新塑造成为儒学化的宗教。所以虽然中国古代宗教淡薄，但仍可以发掘出宗教意义和宗教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未来新宗教。宗教意识的核心，在唐君毅看来，是“求自然生命解脱而皈依神之意识”(《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真正的宗教精神，是一种深切的肯定人生之苦罪之存在，并自觉自己去除苦罪之能力有限，而发生忏悔心，化出悲悯心;由此忏悔心悲悯心，以接受呈现一超越的精神力量，便去从事道德文化实践之精神。”(《人文精神之重建》)而流俗所谓宗教精神恒为第二义以下之宗教精神。唐君毅通过“以人文之概念涵摄宗教”，从而使中国文化接上宗教，并且是最高形态的宗教。“儒家精神亦有与一切人类高级宗教共同之点，此共同点即其宗教性”(《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国古代儒家精神，原是即宗教，即道德，即哲学者，亦重利用厚生者，本当涵摄科学与宗教”(《人文精神之重建》)。唐君毅又将宗教意识由低到高分为十种形态，其最高形态是“对圣贤豪杰个人祖先民族祖先(即民族神)之崇拜皈依之宗教意识”。而“中国先秦儒者之一方崇拜圣贤祖先之人神，而一方亦信天地之神，……乃最正具备最高之宗教意识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唐君毅对祭(祭天地祭圣贤祭祖宗)那么欣赏和费心尽力地论证其宗教意义和神学价值的原因也正在此。这样，由中国宗教意识淡薄始，经过理论上的峰回路转，终于达到了唐君毅的目的：中国文化，无论道德，还是宗教，都是最高至上的。

现在就可以建立新宗教或新人文主义了。这就是将儒学宗教化，融合道德和宗教。唐君毅既已定义宗教精神为“从事道德文化实践之精神”，这就很容易了。儒家精神本是道德的人文主义，“由孔孟之精神为枢纽，所形成之中国文化精神，吾人即可说为：依天道以立人道，而使天德流行(即上帝之德直接现身)于人性、人伦、人文之精神仁道”(《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这种天人合德、知行合一的心性之学，既上含有普遍意义的超越精神，又可下化为个人具体的道德实践。“吾人如能深切了解儒家之本性本心，即一切宗教精神与信仰之所自发之根源所在，则知儒家所言之尽心尽性之道德上实践工夫，即一直承顺一切宗教之根源处，再自上而下所开启之实践工夫。”(《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而且，此心性之学通贯一切人文之领域，涵摄其他一切宗教，“此心性之学，乃通于人之生活之内与外及人与天之枢纽所在，亦即通贯社会之伦理礼法，内心修养，宗教精神，及形上学等而一之者”(《中国文化与世界》)。“儒家之精神之存在，将为一切宗教存在于中国于世界之一基础。而亦为使一切宗教之逐渐汇通融合，成为可能之真实基础。”(《人文精神之发展》)至此，伦理的人文主义、道德理性学说、立人极哲学，在心性之学的基础上，融为一体，并涵摄了西方的宗教文化，重建起新宗教、新人文主义。唐君毅就完成了他的新儒学。

唐君毅的新儒学是承继宋明心性之学而开展的，与宋明理学相比，唐君毅的研究方法、思想视野、学术容量、文化广度显然高出一筹，但宋明理学的精微严密、深刻思辨、庞大谨严的理论体系，却是唐君毅远远不及的。而最重要的，宋明理学毕竟真正融合释、老，开出儒学新境界，使儒学大行于社会人生，道德理想和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唐君毅虽然特别欣赏和向往宋明理学这种境界，但他自己的理论却太缺少了现实性，距离实际太远。近现代中国儒学四面楚歌、日渐衰微的态势影响了唐君毅的探索，使得他的理论情感的成分多于理智的成分，结果，唐君毅比宋明儒者沉入心性中走得更远，直坠入宗教之中。唐君毅浓郁的宗教气息就是在新儒家中也是特别的，这大概和他的人生际遇、个人气质、心性有关，而将儒学化为宗教，变成一种信仰，以维持其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并延续、发展，恐怕是唐君毅从基督教得到的启发和要学习西方宗教的真正动机(其实，唐君毅并没有从西方宗教借来什么，无论是教义的，还是形式的，他真正要的是宗教的功用)。然而，若无现实基础，宗教也无能为力，但唐君毅的理想主义驱动着他一味前行，却顾不及现实的土壤，于是他得到的只能是镜花水月。而当他真的将理想主义推行于现实时，就必然与社会、尘俗不相容而发生冲突。这就是唐君毅一生悲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