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文化的地位·九流之一·法家:“严刑峻法”

儒学文化的地位·九流之一·法家:“严刑峻法”

春秋至战国是一个充满着激烈的社会变革的时期。社会性质的变革，必然要求在制度上有相应的变革。正是为了顺应这种变革的趋势，法家思想应运而生。

法家的产生

法家的产生可上溯到子产。《左传》昭公六年三月“郑人铸《刑书》”。其时子产在郑国执政。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新刑律。《左传》昭公二九年，晋国铸刑鼎。此种成文法的出现，表明法家思想已在春秋末年出现。其时各国都在变法，以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制度，促进封建制的发展和巩固。前期法家思想的主要代表有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

李悝，战国初期魏人，曾任魏文侯相。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李悝在魏文侯的支持下，实行变法。他以“食有劳和禄有功”的原则，代替了无功受禄的“亲亲”宗法原则，以封建官僚制代替了奴隶制的世卿世禄制。他还把土地分给农民，抽取“什一之税”。据《史记·孟荀列传》，李悝曾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我们现在仅能从《汉书·食货志》窥见其大略。其要点在于讲如何合理地收租，合理地调整谷价等。魏国实行了李悝的改革措施之后，很快地就富强起来了。《晋书·刑法志》云：“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法经》现已佚。秦汉以后的刑律大抵是以李悝的刑律为蓝本的。

商鞅，是李悝的学生，与吴起同是战国中期卫人而年辈略后，先在魏相公叔座手下干事，公叔座死前将其推荐给魏惠王，未被起用。其时秦孝公在国中求贤，于是商鞅便跑到秦国。商鞅在秦国实施变法，时间略晚，但却较彻底。

商鞅变法态度十分坚决，认为“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只要能够强国，就“不法其古”。只要利于民，就“不循其礼”(《史记· 商君列传》)。他指出，社会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法和礼，应该“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反古者不可非”(《商君书·更法》)。

商鞅的“变法之令”主要内容如下。在政治上较彻底地取消了奴隶制的世卿世禄，他明文规定，旧宗室贵族没有军功，不许再列入宗室的名册。在经济上，他规定，“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取消宗法贵族的特权，一律收取租税;积极提倡“耕”和“战”;制定了“重农”和“军功”政策，有军功者，可以“受上爵”，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耕织致粟帛多者”，可以免除各种徭役。与此相应，他抑制工商，从事于工商而贫者，则收录其妻子，以为奴婢。

商鞅的变法还实行连坐，奖励告密。居民五家为保，十保相连。若一家有罪，其余九家应检举揭发。否则，十家连坐。如“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

商鞅主张严刑峻法。虽获轻罪，必致重罚。“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去，大罪不至，是人无罪无乱不生也。”这就叫作“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韩非子·内储说上》)。

变法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变法的结果是秦国的国力不断强盛。但商鞅的变法却遭到了儒家的反对。商鞅推行“变法之令”时，孟子也在各国游说。魏惠王被商鞅打败后，不得已迁到梁国去。他很希望孟子能提出些“有利于吾国”的办法。但孟子却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反对商鞅的耕战政策，他说：“善战者服上刑。”即善于打仗的应该处以最重的刑罚。于此可见，儒家学说不切合当时的历史实际。众所周知，秦国的强大是商鞅变法所致，秦王政后来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也是商鞅变法的历史结果。

韩非子像

《韩非子》(明万历六年刻本)

《韩非子·定法》曰：“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简略地道出商、申之间的差异。法是成文法，术则为“帝王南面之术”。申不害，郑国人，曾任韩昭侯相。他在韩推行变法，使韩“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申不害著书二篇，题为《申子》，今已失传。申不害认为，要巩固君主的既得利益，防止大臣的篡夺，必须加强君权，重视驾驭群臣的办法。他说：“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他主张要以人主为本位，在这个前提之下，人主还必须运用“无为”的手段，在暗中考核人臣。他说：“善为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窜端匿迹，示天下无为。”(《大体篇》，《群书治要》卷三六)人君必须装出一副糊涂的样子，而其实一点也不糊涂。惟其如此，才能“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

慎到为赵国人，是前期法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提出了重势的原则，指出：“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屈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韩非子·难势》)引)慎到所谓势指势位或权力。这表明他看到了势位在法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韩非集大成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战国末期的韩非。韩非出身于韩国没落贵族。他和李斯都曾做荀子的学生。他约生于公元前280年，卒于公元前233年。韩非法治思想的特点在于他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三家思想，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体系。

法是公之于众的成文法。韩非指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希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又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韩非子·定法》)术是君主秘密掌握的用以驾驶臣民、监督法的贯彻实施的方法。韩非指出：“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韩非子·难三》)又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

申不害言术，商鞅重法，韩非则兼而言之。他认为，法术不可缺一，而应相互为用。他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定法》)由此出发，他批评商鞅。商鞅的法令规定，斩一敌首级官升一级，为五十石之官，斩敌两首级，则官升二级，为百石之官。但官的升迁应与智能相应，而斩首则与勇力相称。现在以斩首之勇力而任智能之官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商鞅法治思想的局限还在于他言法而不言术。这只有利于臣下而不利于人主。因为人主“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同上)。他也批评申不害言术而不定法，指出：“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利在做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同上)而且，韩非认为，申不害虽言术，然“未尽于术也”。由上可知，韩非把商鞅、申不害俩人的法治思想综合了起来，并在新的形势下，把法家思想向前推进了。

韩非认为，法之畅行，术之运用，必须以掌握权势为前提，而且它们必须为权势服务。所以他在法、术之外，又特别重视“势”，即权势。他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重势”的学说。他区分了“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他说：“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者，言人之所设也。”(《韩非子·难势》)自然之势不是人力所为，它不是韩非讨论的重点。韩非所要讲的势是“中者”之得势。所谓“中者”即指那些“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的那些君主。对于这些君主来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他着重人为之势，“势”和“法”的综合就是人为之势，也就是韩非所说的“抱法处势”。可见，韩非对于建立强而有力的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有着清醒的认识。权力必须高度地集中到君主的手中，即法、术、势集于君主一人之手，方可使国力强盛，天下大治。韩非法制思想对当时社会政治发展的趋势作了高度的理论总结。

韩非为荀子的学生，可以说韩非的法治思想与儒家思想有理论上的渊源关系。但韩非却视儒家学说为“五蠹”之首，而痛加斥责，以为“儒者以文乱法”、“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指出“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韩非子·奸劫弑臣》)。韩非要求抛弃仁义，规劝君主要“举事实，去无用;不道仁义者故，不听学者言”(《韩非子·显学》)。他又专写了《五蠹》、《显学》两文攻击、批评儒家及其它各家学说，认为儒、墨等各家学说互相矛盾，造成是非不分，影响中央专制集权的绝对权威。他说：“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同上)他主张禁止这一切互相矛盾的学说，定法家思想于一尊。

韩非思想为秦国所采纳。秦王政见《孤愤》、《五蠹》之书而大发感慨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于是韩非同学李斯说：“此韩非之所著书也。”因急于想得到韩非，秦王下令攻打韩国。韩国既不任用韩非，于是急忙送韩非入秦以解国危。韩非至秦后，由于李斯、姚贾谗毁，而被秦王投入狱中，不久死去。秦王虽未重用韩非，但韩非的思想却可以说已全盘为秦王政所采用。自秦孝公采纳商鞅的变法思想之后，法家思想一直是秦国的传统，而韩非的法治思想更大大地加强、丰富了秦国的法家思想传统。李斯、姚贾、秦始皇、秦二世实际上都是韩非思想的信奉者。韩非的思想促进了秦统一六国的历史进程。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下令禁止“私学”，取缔“党与”，“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史记· 秦始皇本纪》)。焚书之后，便是坑儒。于是法家思想借助于秦王朝的政权而上升为秦朝的官方哲学，定于一尊，而包括儒家在内的各家思想则一落千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