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形成因由·经学

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形成因由·经学

理学的形成可以视为儒家经学历史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里程，在我看来，这一阶段，这一里程，并不是可以绕开的。

经学在历史上确立不拔的地位，在于它与古代中国的宗法制度、农业经济以及大一统政治相适应。

宗法观念升华

宗法制度是在血缘关系基础上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血缘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初的一种社会关系。世界各民族在原始社会时期都曾以血缘关系组成氏族组织，但是在欧洲，当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发生转变时，个人私产的独立性分解了氏族的血缘关系。而在中国，个人私产关系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从氏族直接发展到国家。血缘关系被国家所利用，故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直保存下来。

中国古代宗法关系的牢固，也有其自然地理条件方面的原因，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商业航海文明有很大的不同，农民不像牧民和商人那样迁徙不定，而往往是祖祖辈辈定居在一个村落中，血缘关系的纽带很自然地把他们联结起来，形成为一种自助自卫的宗族自治体。这种血缘宗族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组织，它有自身的组织形式、等级秩序及与之相适应的族法与族规。

宗法思想渗透到国家政治生活之中，国家不过是家族的放大，君主不过是一个大家长、总家长。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君权与体现在家庭生活中的父权和夫权，被儒家学者理论化，称之为“三纲”，赋予绝对的权威性。

从根本上说，儒学是宗法观念的理论升华，儒家倡言“仁者爱人，亲亲为大”(《中庸》)，正与宗法政治相适应。对比而言，道家“绝去礼义，兼弃仁义”，法家“仁义不施”“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墨家“俭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别亲疏”，都不同程度地与宗法观念相凿枘。因而当宗法社会进行文化选择时，自然非儒家思想莫属。

但儒家思想并非十全十美，司马谈《六家要指》就曾批评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史记》卷一三○)儒家于人伦日用指实切近，然而其形上学不够发达，缺乏超越的层面，在这方面就不如道家。儒家重道德，轻功利，宜于守成，不宜于进取，适用于治世，不适用于乱世，在这方面又不如法家。因而儒家的优势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它常常需要其他各家思想的补充。这就确定了中国思想史上几家思想长期互相补充互相斗争的格局。

秦王政依靠法家思想统一中国，总结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的历史经验，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此后中国历史上也多次有过国家分裂的政治局面，国家分裂时，各种政治力量很难安然相处，而此时人们总是人心思治，人心思统，因此大一统政治，对中华民族来说也是一种必然性。)法家长期仇视儒家思想，他们看不起儒家学者，也没有认识儒学的价值。秦始皇在其统治期间实施“焚书坑儒”，乃是法家思想的贯彻。“焚书坑儒”事件对于儒家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这次打击甚至决定了汉以后经学的曲折发展。

秦王朝以法家思想得天下，很快又以法家思想失天下。汉初，百家之说，尚有绪余。由于长年战乱，民生凋敝，汉王朝初年以黄老思想为指导，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刚刚获得政权的统治者由于忙于军事平定，还顾不上文教之事，并且朝廷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也不重视修习儒业，至文、景之时，黄老思想指导社会渐渐发生弊端。老子主张“小国寡民”的社会政治模式，有些郡国据以闹独立割据，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汉武帝时董仲舒进策：“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不使并进。”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儒学于是定于一尊。表面上看，秦始皇之用法家，汉文帝、景帝之好黄老，汉武帝之尊儒家，似乎只是帝王个人的好恶，实际上这里体现了社会的文化选择。

儒经复得高扬

儒家经书的复得，是由汉初健在的经师口授、弟子记录下来的，那时的不少经书只存在于几位耆儒的记忆之中。假使秦王朝再稍为延长一段时间，也许这些耆儒连口授的机会也没有，许多经书从此亡佚了。不难想像，这几位经师的“国宝”地位。由于当时印刷术没有发明，经书不可能有统一的版本，师弟之传经很大程度上要靠口耳授受，准确性因而成了最为突出的问题，因此遵循师法、家法便成为传经的首要前提。正如皮锡瑞所说：“汉人最重师法，师之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师法之严如此。”(《经学历史》，第77页)马宗霍也指出：“师法、家法，为汉儒所最重。……其不守师法者，则同门相与攻之，朝廷亦不之用。”(《中国经学史》，第49—50页)

汉代统治者为什么如此重视儒经、重视师法呢? 汉代思想家总结秦王朝覆灭的教训是“仁义不施”，因而社会政治的文化选择把目光集中在儒学上。汉代前期的统治者小心地驾驭着政治，惟恐重蹈秦朝的覆辙。儒经集中前代帝王的统治经验，因而每遇礼仪制度的问题，必稽考儒典以为根据，如皮锡瑞所言：“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议礼、制度、考文，皆以经义为本。”(《经学历史》，第117页)儒经原典的价值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以治经名家的儒者也因而贵显起来。公孙弘治《春秋》学，受到汉武帝赏识，平步青云，白衣人相。以后叙例，文官治国，宰相须用读书人。公卿之位，未有不以经术进者。经生即不得大用，而亦得有出身。于是天下翕然从风，“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读书明经被视为一种本小利大的产业。经学自汉武帝至后汉(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 儒林传》)。及至汉末，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太学诸生竟至三万人，诚旷古未有之盛事。

虽说汉代经学重视严守师法、家法，但师法、家法也一直在变化。这是因为，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客观上需要扩大经学的解释范围。又因为立为学官的博士位置有限，经师们不甘居下僚，相互竞争，往往促使他们改变师法，标新立异。

中国古代，学术与政治联系至为密切，但这并不意味二者没有矛盾。许多时候，政治之利用学术总带有一种实用主义的特征，它总希望作为统治思想的学术凝固化、绝对化，不再变化和发展。而学术思想所体现的学者的创造性智慧，其本性是要不断向前推进和发展的。而由于统治者以利禄为钓饵在政治上的有意诱导，使得学术趋向于一种畸形的发展，即求真之意不足，而求胜之心有余。以至后来说经之文，愈演愈多，愈趋愈陋。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指出：“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右，……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汉书》卷三六)这种情况至郑玄出而有所改变。郑玄晚出，不拘师法、家法，注经取众家之长，而集汉学之大成。自是学者咸宗郑学，经学由分而合，至此而出现一个统一的时代。

五经正义

由于经学的烦琐，通达之儒渐生鄙弃之心，所谓“通人恶烦，羞学章句”。至魏晋时期，王弼、何晏以老、庄风旨解说儒经，倡导玄学。王弼解《周易》，废除象数，发明义理，其义理内容虽与后来宋学不同，但就方法而言，实启宋学之先河。

《老子》、《庄子》、《周易》，总谓之“三玄”，而儒家其余诸经，大多不便发挥玄旨，仍以汉儒之说为是。经学虽自郑玄有一小统一，然经师代出，每有新解。且年代渐远，经注之文，意义渐晦，又须义疏。至唐代经学统一又向前迈了一步。唐太宗“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是为《五经正义》，……自《五经正义》出，而后经义无异论，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天下士民奉为圭臬，盖自汉以来，经学统一，未若斯之专且久也”(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第93页)。

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经学的本性在于守旧，从这一特点看，经学统一，乃是经学的黄金时代。但思想学术的发展贵于创新，学术思想要进步，必须突破原有的经学体系，开辟自己的发展道路。大凡学术，烦琐则思简明，拘隘则思通脱，僵化则思变革。总体说来，汉唐经学是章句训诂之学，但文字只是载道的工具，治学应以求其义理为主，章句训诂不过是学问之末事。汉儒大多矜持于章句训诂之能事，汲汲于利禄以及身，并无发明经义之心，因而为宋儒所贱视。

标尚义理

宋儒多学有根柢，章句训诂不能尽餍其心，因此起而言义理。至宋庆历年间，范仲淹不负天下众望，标尚儒家义理，一时儒者归心，胡瑗、孙复、石介、欧阳修、刘敞等起而与汉儒立异，刘敞作《七经小传》，变汉儒淳朴之风而尚新奇。

唐制取士，开进士、明经二科，明经科用帖经课试之法，专考记诵，而不求其义;进士科考以诗赋词章，而流于浮浅。宋王安石熙宁变法，废唐制诗赋及明经，而以所撰《三经新义》颁行天下，课试诸生，谓之“墨义”。所谓“墨义”即以经义为题，令试者笔答，发挥义理，中试者谓之进士。天下学风为之大变。皮锡瑞指出：“科举取士而用经义，则必务求新异，以歆动试官，用科举经义之法而成说经之书，则必创为新奇，以煽惑后学，经学宜述古而不宜标新，以经学文字取人，人必标新以别异于古，一代之风气成于一时之好尚。”(《经学历史》，第277页)义理之学大兴，经学由此走上开新之路。王安石王雱父子所代表的新学，程颢、程颐兄弟所代表的洛学，张载、张戬兄弟所代表的关学，苏轼、苏辙兄弟所代表的蜀学等，都属于义理之学。而汉儒训诂之学几乎完全无人问津。

如上所述，义理之学乃是经学合逻辑发展的产物。如果说秦汉之际儒、法、道三家经历了一次社会大的文化选择，那么这时的儒家义理之学正在经历社会的第二次大的文化选择。各家义理之学的内容、观点不同，究竟哪一家更适应学术史的发展要求呢? 我们知道，在诸家义理之学的争鸣中，最后洛学占了上风，这其中有什么必然性吗? 我以为是有的。

唐迄宋初，儒、释、道三家思想交流互渗，相反相成，其中面临一个谁主沉浮的问题。 从儒家思想的角度来看，对佛、道思想的态度很重要，由于儒家思想的自身缺陷，需要佛、道思想作为补充，而不能绝对排斥它。但儒家又不能与佛、道平分秋色或和光同尘。恰当的态度是，坚持儒学为主导，反对佛、老的宗教思想，而又改造、吸收它的合理因素。相比之下，洛学较之其他各家更符合这样的条件。

另有一个偶然性因素也值得重视，洛学人物如程颐、杨时以及后来的朱熹都较高寿，在他们晚年都赶上一学界老成凋零的时期，而他们独步一时，门生众多，成为无人匹敌的学界泰斗，这种情况使洛学得以延续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总之，理学的产生与发展是有必然性的，但它采取这样的理论形式，而不是那样的理论形式，又不能不看到佛、道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