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文化的地位·“三教”归宗·隋唐儒释道融会

儒学文化的地位·“三教”归宗·隋唐儒释道融会

佛教于西汉末由印度传入中国。传入之时便受到儒家学说的排斥。然于此时，经学化的儒学自身已走人了繁琐破碎的末路，一尊的地位已行将结束，所以对于佛教在中国社会上的流传已无能为力。魏晋南北朝以来，社会更加动荡，战争不断，社会矛盾也不断激化，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要在这样的社会中维持统治，仅仅利用儒家传统的纲常名教已不能起到实际的作用。而佛教的四大皆空、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说教，道教的以虚无为本，追求肉身成仙等思想，对于身处乱世的人们却能起到减轻身心劳苦、抚慰人们烦闷的心灵、缓解社会本已十分紧张的种种矛盾的作用。佛、道两教的这种社会作用显然是传统儒学所不具备的。这一点已为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所以，统治者历来采取三教并用的政策。由于儒、释、道三教在思想理论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所以每一方都视对方为异端邪说，都想取而代之以得到独尊的地位，这样三教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纷争。然而这种纷争的结果又事实上导致了相互之间的交融与吸收。

佛学附儒

佛教输入中国后，碰到的首要问题是佛教教义与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发生冲突。佛教要能在中国求得生存与发展，首先就必须要依附于儒家的思想，调和儒、佛二者之间的关系。汉末魏初的牟子写了《理惑论》一文来论证“三教调和”的观点。他认为，儒与佛的关系如同金与玉、精与魄的关系那样，并不相互冲突，“金玉不相伤，精魄不相妨”。当时儒生攻击佛教徒削发、不事婚娶是违背儒家的忠孝之道。牟子也据儒家典籍对之进行反驳。他说：“《孝经》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秦伯短发文身，自从吴越之俗，违于身体发肤之义。然孔子称之‘其可谓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短发毁之也。”只要存“大德”，就“不拘于小”，所以僧侣削发并不违于儒家的仁义之大德。他也指出，不事婚娶也不是不合乎孝道。他说：“许由栖巢木，夷齐饿首阳，孔圣称其贤曰：‘求仁得仁者也。’不闻讥其无后无货也。”总之，他认为，事佛与行尧舜周孔之道并不水火不相容。三国时的僧侣康僧会则提出了儒佛同一的看法，认为“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高僧传·康僧会传》)。他援儒入佛，调和儒佛。他以佛教的“仁道”附会孟子的“仁政”，把仁视为佛追求的最高境界，“诸佛以仁为三界上宝”。有的僧侣竟至把违背儒家伦理的不孝不亲、轻慢师长、朋友无信、无义无礼、不仁不孝列为佛教的“五戒”内容之中。儒、佛之间的根本冲突似乎在于儒学是入世的，而佛教则力主出世，所以儒、佛二教从根本精神上难以协调。东晋人孙绰在《喻道论》中则提出儒即佛、佛即儒，认为儒、佛在根本旨趣上也是同一的，而不是格格不入的。其间的区别则在于佛教为内教，儒学则为外教。佛、儒有内外、本末的关系。儒学可以救治社会的弊病，佛教则可以为之提供理论的依据，二者正可以相互以为用。

佛教流传于中国所遇到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儒家所谓的“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理论。这就是所谓的“夷夏之辨”。佛教要在中土站稳脚跟，就必须从理论上回答这一问题。在《理惑论》一文中，牟子认为用“夷夏之辨”来拒斥佛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是“见礼制之华，而暗道德之实;窥炬烛之明，未睹天庭之日也”。进而，他认为，儒家所谓的圣人本来就不辨华夷。他说：“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于鲁卫，孟轲不用于齐梁，岂复仕于夷狄乎?”而且儒家的圣人就是出自夷狄，“禹出西羌而圣哲，瞽叟生舜而顽嚣，由余产狄国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再说，从地理位置上说，汉地也并非居天下之中央，所以不应把异族视为夷狄。后来梁代僧人僧佑在《弘明集后序》中也指出，历史上华夷地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华夷无别，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思想和习俗，所以佛教可以成为正统的思想。总之，儒佛二者并不相违。

儒、佛之间最大的争执似乎集中在沙门应否敬王这一问题之上。这一问题看上去似乎只涉及礼节性方面的问题，但在实质上却关涉到是否遵从儒家忠孝理论这一根本性的大问题。在儒家看来，“沙门应敬王者”，所以咸康六年(340)，辅佐成帝的庾冰代晋成帝下诏令，僧侣见王应行跪拜之礼。不行跪拜之礼就是“违常务，易礼典，弃名教”，如任其发展，则将弃礼废教、尊卑不分，久而社会必然混乱。但佛教却认为，应依从沙门不敬王者的惯例。于是一时间，沙门应否敬王成为了儒、佛纷争的一大焦点。东晋僧侣慧远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一文，认为沙门是脱离世俗的“方外之宾”，不应礼敬王者。他并从这一具体问题入手，进一步论述了儒、佛间的异同、优劣等问题，认为佛、儒可以互相发明，相得益彰。二者出发点虽然不同，然归宿则是相同的。儒、佛之间只有方内方外之分。但二者的道理可以兼通，“内外之道，可合而明”，所以“道德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沙门应否敬王者的问题，虽未有定论，但纷争的结果却导致了儒、佛间的进一步融合。

由上可见，儒、佛二者观点迥异、立场相违。在处理与儒学的关系上，佛教徒一方面坚持其基本立场。但另一方面却也能做出适当的让步，竭力从理论上证明儒、佛二教旨趣并不冲突、相违、而是相通的，所以佛教并不排斥儒学。佛教徒所以采取这样的立场，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出，如果要从根本上否定和推翻反映并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儒家的纲常名教是根本不可能的，统治者也是不会答应的。佛教在中国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依附于儒学思想。这一历史事实在客观上促进了儒、佛的进一步融合。事实上，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儒学思想就已不断地渗入佛教的教义。开始了佛教的儒学化、中国化的过程。与此同时，儒学自身也不断地吸取佛学的一些思想成分。

以儒释佛

在魏晋时，佛教徒习惯于用玄学的理论来解释佛经。到南北朝时，儒学的影响又逐步回升，佛教徒又极力迎合儒学，逐渐形成了以儒释佛的传统。如北齐的魏收以儒家的“五常”来解释佛教的“五戒”。他说：“五戒，去杀、盗、淫、妄言、饮酒、大意与仁、义、礼、智、信同，名为异耳。”(《魏书·释老志》)治儒学的颜之推则更为明确地说：“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颜氏家训·归心篇》)将“五常”与“五戒”一一对应起来。梁朝和尚僧顺著《释三破论》，把儒家仁义忠孝观念融入佛理，他说：“释氏之教，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备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而能破家。”说佛教教义中自有仁义忠孝之道，这纯粹是把儒家的忠孝观念直接搬到佛教的说教之中。这种以儒释佛的传统的形成也可以在下述的事实中得到说明，即不少僧侣出家前皆曾研习过儒家经典，许多佛教徒出家之后仍兼习儒经，博通五经。如著名僧侣慧远出家前就已“博综六经”，又如道安出家前“五经文义，稍已通达”。

援佛解经

在以儒释佛的同时，有的学者还援引佛教的教义来解释儒学经典。如马元和认为儒学典籍中早就有佛教因果报应的思想。他说：“前圣摛教，抑引不同，括而言之，理实无二。《易》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孝经》云：‘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虽未显论三世，其旨已著。”(《弘明集》卷中)又如儒者颜之推所著的《颜氏家训》中就有佛教三世报应之说。他说：“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家素归心，勿轻慢也。”又说：“形体虽死，精神犹存。人生在世，望于后身，似不连属，及其没后，则与前身犹老少朝夕耳……。”(《颜氏家训·归心篇》)

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的势力日趋强盛，在民众的影响日益广泛，在社会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梁武帝时佛教被尊为国教。而儒学的地位却江河日下。佛教徒于是大倡三教同源之说，其目的在于求得自身的发展、强盛。在儒、佛的纷争与融合的过程中，佛教徒一直处在较主动的地位，而儒家却未能对之作出积极的回应。至隋朝此种局势稍有转机。儒家学者一般说来对佛学持拒斥的态度，认为若想复兴儒学，惟有排斥佛老之学。他们认为，“虚炫长而晋室乱”，“斋戒修而梁国亡”。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其时王通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认为儒、佛二教可以在儒学思想的基础上得到统一。这就是他的“三教可一”的思想。他指出，儒、释、道三教各有本身的利和弊、短和长，因此三教均“不可废”，所以应该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综合三教。但王通没有具体分析儒、释、道三教各自的利和弊，也未详细论证三教如何统一。但他的“三教可一”的思想毕竟预示了儒学要复兴就不能排斥佛教、道教，而必须在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基础之上，统摄佛老，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来建构儒学思想体系。在对待佛教和道教的思想态度上，王通要较唐朝的韩愈来得更为通达了。

统合儒释

韩愈站在儒学的立场上，“攘斥佛老”，视佛、道二教为“异端”，对之施以猛烈的抨击。他认为，佛是夷狄之法，不是中国的先王之道，所以对之应采取“戎狄是膺，荆舒是惩”的态度，应该“人其人，火其火，庐其居”。韩愈对佛教的这种偏激态度，使他不可能对佛教作出客观的精深的理论分析。他对佛教的批判是不彻底的、不全面的，因此在当时的社会上并未产生较大的影响。要复兴儒学就必须吸收和利用佛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在这一方面韩愈的学生李翱有突出的成就。他顺应了儒、佛合流的历史潮流，在传统儒学心性论的基础上吸收了佛教心性论的精华，发展出了一套超越佛教心性论的心性学说。他对待佛教的态度反映出了当时儒、佛合流的历史趋势。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刘禹锡等都提出了“统合儒释”的思想。

柳宗元“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选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他好佛，因为他看到笃信佛教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 吾之好与浮图游以此”(《送僧浩初序》)。所以他不同意韩愈拒斥佛教的态度，而主张“统合儒释”。他基本上是以儒学的价值观念为标准来“统合”儒佛的。刘禹锡认为，佛教有益于教化，是对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一种补充。尤其是在乱世，佛教的效用就更为显著，它能起“革盗心于冥昧之间，泯爱缘于死生之际，阴助教化，总持人天”(《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的作用。

李翱、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以儒统佛、援佛入儒的思想为宋明儒学家复兴儒学奠定了融合儒、佛的模式，对儒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宋朝著名的理学家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出于老释者八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程颐《明道先生行状》)，他们都是走的以儒统佛、援佛入儒的路子。

道迎儒学

儒学与道教是在同一文化背景之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二者之间的纷争远不如佛道之间的争斗来得激烈和复杂。尽管儒、道二教旨趣不同，道教是宗教，其根本宗旨在追求长生不死、肉身成仙，而儒家则强烈地关注着现实社会与人生的种种问题，其目的在维护君臣、父子、夫妇间的纲常名教，但由于道教产生于儒学已被定为一尊之后的汉代社会，所以它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受到儒家思想文化的极大影响。儒学易于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以巩固其宗法专制的统治。道教要发展，也必须主动地吸收融合儒学的思想，以充实自己的理论体系，达到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目的。早期的道教就明显地表现出了儒道合一的特征。如道教的最早的组织之一的张角太平道，奉行的《太平经》就吸收了当时广泛流行的儒学思想。如它吸收了儒家三纲六纪的思想，说：“三纲六纪所以能长吉者，以其守道也，不失其治，故常吉。”它对儒家的“三纲”略加改造，就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把“君、父、夫”三纲改为“君、父、师”三纲，强调臣要忠，子要孝，为弟子要顺。它说：“子不孝，弟子不顺，臣不忠，罪皆不与于赦。”道教作为一个宗教团体，要维护其正常的活动，要维护其团体内的等级制度，需要吸收儒家的伦常观念为其服务。神仙信仰是《太平经》立论的根据。在《太平经》中，神仙世界的最高主宰为天君，天君周围有天官，即各种职司的神人，其中较重要的有无形委气神人、大神人、神人、真人、仙人、道人，道人以下则是圣人、贤人、民人、奴婢。可见，神仙世界也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世界，它实质上只不过是现实社会的等级制度在神仙世界的折射。道家思想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它可以现成地利用儒家的伦常观念为其服务。所以《太平经》强调人们应当遵循儒家一贯倡导的“父慈、母爱、子孝、妻顺、兄良、弟恭”等伦常关系。

初期的道教是活动于下层劳动人民中的宗教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统治阶级意识到道教有利于其统治地位的巩固，所以逐渐地把道教改造成为了为官方服务的宗教组织。在这一改造的过程中，道教徒自觉地利用了儒家思想以充实道教的理论。这可以东晋著名的道教理论家葛洪为代表。葛洪，自号抱朴子，早年习儒家典籍，“年十六，始读《孝经》、《论语》、《诗》、《易》”，而后转向道教。他在《抱朴子》一书中，提出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的政治主张，极力把儒家的纲常名教与道教信仰结合起来，使道教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道家之教”兼有儒墨名法之长。他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恩;墨者，俭而难遵，不可偏修;法者，严而少恩，伤破仁义;惟道家之教，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包儒墨之善，总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指约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务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抱朴子·内篇· 明本》)这就确定了他的以道家思想为基点吸收包括儒墨在内的诸家思想的基本思想方针。他在论述道的性质、内容时，明确地点明了儒家仁义之道的内容也涵括在其中。他说：“夫所谓道岂唯养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同上)他认为，道为本，儒为末，道要高于儒，“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同上)。但他也十分重视儒学的作用，认为要防止违背纲常名教之事，就“必当竞尚儒术”、“精六经之正道”。然而，过分推崇儒术，而不知儒术由道而成，这就是舍本以逐末，就是“苟知推崇儒术而不知成之者由道”。在此基础之上，葛洪强调要仁道双修，使之相辅为用，不得偏废。儒者之务在于兴礼乐以移风俗、经世济俗;道教之业则在外物弃智、忘富逸贵，不计得失，不要存心于毁誉之间。同时，葛洪也把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看成是道教达到修炼目的的重要途径之一。他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抱朴子·内篇·对俗》)“积善之功”是“欲求长生”的必要条件。葛洪的道教理论为以后道教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内神仙而外儒术的儒道合一的基本模式。

儒道双修

葛洪之后的道教徒进一步加快了道教儒学化的改造进程。北魏时期的著名道士寇谦之对道教理论并无新的贡献，但他却吸收、利用儒家的宗法伦理和礼义名教对道教的教规、斋戒仪式等进行了改造。如他主张“儒道双修”，把儒家的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安贫乐贱、信守五常的伦理观念列为道教教规。又如南朝齐、梁间道士陶弘景和陆修静依据儒家的宗法伦理和礼仪制度改造、充实道教教规。陶弘景主张儒、释、道三教合流，认为“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他甚至把儒家的宗法制度、等级观念引入了道教理论和教规之中，给神仙世界也安置了森严的等级次第。

由上可见，道教吸收、利用了儒家不少的思想内容以完善道教的理论体系和教规。但这种吸收和利用往往限于纲常名教、典章制度等方面。而且道教徒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时，常常是直接取之儒家而不加任何的改造而塞入自己的体系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儒道的交流过程中，道教吸收和利用儒家思想则是基本的。当然，道教由于接受了道家的哲学而形成的宇宙生成论，对于儒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北宋初年的理学奠基者周敦颐用以阐明其宇宙生成论的太极图就是源自道士陈抟的无极图的。